我对父亲唐光晋的点滴回忆-唐运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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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父亲唐光晋的点滴回忆
                                           唐运张
    我父亲唐世隆l901年农历五月初八卯时出生于四川省威远县新场镇曹家山上院子老屋基。初名唐煜隆，后名唐世隆，号光晋．又字次虎，间或于出版物署名唐突。我祖父名唐明勋，早年以卖猪肉为生，赚钱后置地约六十余担谷(约合当地三十二亩田地)，并经营煤、盐业。父亲有一弟名唐沅隆、二个妹妹名唐玉芝(后更名唐志清)、唐桂芝(后更名唐志怡)。
    父亲在小学毕业后，由于新场没有中学故去嘉定府(今乐山)旧制中学读书。毕业后投笔从戎(估计当时四川军阀混战既争夺势力范围也争夺人才，而学生中的优秀者也是争取对象)，考人川军某军官学校，毕业后在刘文辉川军部队任职。历任排、连长、副官、参谋等职。以后由川军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刘自乾)保送，考入蒋介石为校长的国民党陆军大学第九期，学习三年毕业后，回四川任二十四军某旅上校参谋长。二十四军(刘文辉)、二十一军(刘湘)叔侄间争夺防区地盘的混战，刘文辉败退西康后，父亲转入二十一军任职。1934年，在蒋介石授意下，刘湘在成都建立“成都卫戍司令部”统一指挥成都的城防及附近几个师的川军部队，由李剑鸣(刘湘的参谋长)任中将卫戍司令，李保荐父亲任该司令部的少将参谋长。l935年冬，成都卫戍司令部缩小建制，改组“成都警备司令部”，李剑鸣调任重庆市市长，赴任前曾向刘湘保荐父亲继任警备司令。据说刘湘已同意，但由于父亲在陆大最要好的同学之一的严啸虎(刘湘的亲信，“四川善后督办公署”的少将参谋处长)耍阴谋，挤垮了父亲，当上了警备司令。父亲一气之下，离开了成都，投奔驻地在犍为、南充等地的驻军，任旅参谋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出川抗战，父亲任川军某军(番号已记不清了，军长大约是许绍宗)少将参谋长，指挥该军驻守在湖北襄樊等地数年。后因父亲回重庆，参加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的全国军级以上参谋长会议．会议结束后准备返抗日前线时，所在的部队全军已被日寇歼灭无法前往．于是由蒋介石改任父亲为重庆中央大学少将军事主任教官。两年后，调任蒋介石军事委员会少将高级参谋，闲散无事遂回乡开办煤矿。l945年后重返重庆，将煤矿交由叔父唐沅隆管理。由于他不善经营且花天酒地，不久便倒闭。
    父亲早年娶新场李昭蓉女士为妻，并生二子，长子取名为唐运辉(后更名唐涵)、次子名为唐运华(后在资中县读初中时病逝)。后李昭蓉因病去逝，父亲在北平陆军大学学习时认识王世湘女士并结婚。婚后(母亲王世湘)随我父亲陆大毕业回四川，先后生子女三人，名为唐运成(在成都生，后由于当年恰喜购得北魏张猛龙碑帖改名唐运张)、次女唐运智、次子唐运宏(又因当年购得郑文公碑帖更名唐运郑)。
    父亲在军事委员会任少将高级参谋时与上将高级参谋朱绍良过从甚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回迁首都南京，l946年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统领西南各省军政事务。后军事委员会撤销成立国防部后改称“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辕”，任命张群为主任。1947年张群调任行政院长后，委任朱绍良为行辕主任。成立“重庆行辕复员委员会军事组”(负责抗战胜利后由重庆返回全国各省、市人员工作的经办机构)，由行辕主任朱绍良自任组长，朱委任父亲为中将副组长并全面主持该组工作。
    1947年初，父亲将我母亲及我们三子女接去重庆，大哥运辉留在资中中学读书。由于父亲无钱购房，全家只好借住于曾任重庆市长的友人李剑鸣在重庆两孚支路的空置房内。我们(弟、妹)三人则人复兴关遗爱祠小学读书。1948年初，大哥运辉高中毕业考上南京中央大学社会系，加上我要读初中，投考重庆公立市一中，因报考学子太多未能录取只好就读于好的私立学校“中正中学”，但父亲靠薪水，只能凑足我的一学期住学费用，大哥去南京则由母亲卖掉金首饰方才得以成行。在我初中读完一学期后，家中再无经济能力供我在私立中学就读。我只好在暑期发奋考上公立市一中一年级下期插班入学。
    “重庆行辕复员委员会军事组”，统领自重庆向全国运送国民政府各机构及人员复员工作，各单位及人员复员均需由该组织安排，通过陆、空、水运返回全国各省市。可算一具体安排复员工作之重要机构，后于1948年完成复员工作撤销。l949年1月，朱绍良调任福州绥靖公署主任。1949年5月将重庆行辕改为“西南长官公署”，任命张群为长官公署长官。我父亲则被任命西南长官公署军运指挥部指挥官，下辖两个汽车团，在完成军运任务后该机构撤销。l949年之后我父亲由于不是出身黄埔，加上亦不是张群亲信，未获具体任命，而只任命为国防部部员，实为一闲职。
    我们家人在重庆始终与父亲生活在一起，从他在复员委员会军事组工作期问，对他在工作休息期的爱好及交友也才有较详细了解。首先他交友不是官场人士，多为文化人士。如在重庆任中央大学主任教官时就与名画家徐悲鸿交往甚密、常与谢无量等文人交流文学书法，和于右任、沈尹默、吕风子、胡小石等也交往较密。其次在休息的时间：(1)常去较场口。那儿汇集了重庆市商业、金融、文化、古董、加上三教九流各阶层人士……父亲主要去那里古籍书店看书、购书，还在古典店铺经过仔细挑选购回不少古钱币。回家后参考相关资料，对其进行考证。并依据钱币所出年代进行整理，用自己制造的蜡片(用石蜡加锅烟墨合成)将钱币放在宣纸下拓下钱币图案，然后再在旁进行批注。并将其编纂成册；(2)将自己收藏的古籍碑帖字画取出来认真进行考证；(3)高兴时偶尔也作山水画、扇面画；(4)刻图章。用鸡血石(寿山石的高级品)、寿山石等石料刻成图章。他刻的图章深受友人赞赏，不少友人均向他索要但他从不收费，不过不肯轻易送人，其间他教我如何磨平图章的刻面，待我学会后就成了他刻章的有力下手。他作画及刻图章是早年在成都时向名书法家、画家、金石雕刻家曾默躬先生学得。(5)有时相约友人来家聚会，多半与其共同鉴赏他的收藏品，并共同对其评价。这些友人还为藏品题序或跋。记得一次徐悲鸿来家兴余立即作画二张：一为《马》送我父亲、另一为《猫》送我母亲，后来还送父亲有《飞雀》；谢无量一次来家观赏收藏品后为收藏品题跋，并借酒性一挥而就，书写对联一副，极富神韵。父亲去较场口淘宝，由于自己经济不宽裕，不敢涉足古玩，藉由他文化底韵（底蕴）较深，因此能识古碑帖字画、古钱币真品，花钱不多，故涉猎于古碑帖字画、古钱币真品的鉴赏和收集。从此我们才从与父亲生活不长的接触中，了解他在外为官的生活历史。从而知觉他在经过多年官场阅历，发现国民党并不是一心一意为民谋福祉的政党，官场甚为腐败，产生厌弃情绪而转向文化古董的原因。
    父亲身为军人，但深谙官场腐败、深知民间疾苦，陆大读书期间，利用课余，将古诗词中有关民间疾苦诗词编纂成册，题名为“民间疾苦诗”自费出版。在序言中充分表露对民间底层人民的同情。而自己亦身体力行，从不贪恋金钱，只靠薪水生活。父亲生活俭朴，不喝酒，不饮茶，抽纸烟多是廉价烟。衣服除两套将军制服外，只有一套西服作为必要应酬时穿着。家庭伙食开得简单，长年四季早餐稀饭用烩煮的炒胡豆为菜。平时多素食以蔬菜为主，每周一二次加餐爱吃回锅肉。但购买书籍，特别是名人的碑帖字画和古钱币等却舍得花钱。另外他还搜集到沈尹默、张大千、齐白石等名家的一些作品、字画连同所谓“海内孤本”宋朝拓印的一些碑帖和字画，他爱之如命，抗战时期当日本飞机空袭躲进防空洞时也随身携带。他喜爱文学，古典文学基础很好。新场家里楼上，除几书架的军事著作外，还有几大木柜的文学著作，其中有文学史的论著以及名家选注的诗词选集(例如胡适选编的词选)。父亲在北平陆军大学学习期间，常利用节假H去北平各大图书馆，抄选我国古代历代的民间疾苦诗。他在自己书柜上用纸写上“节衣缩食所得来”。记得他在行辕复员委员会军事组任职时，掌管巨额经费，当时他的军需处长(亦是他朋友)向他说：光晋，你将一部分经费提取出来存人中央银行(他妻子在该行)光利息你就可以收获不少。被父亲严词拒绝。在国民党政府官员中是少有的清廉官员。以至于我读私立中学(该校在中学中较有名气)学费无法继读，大哥考上中央大学费用也只靠母亲卖首饰筹集。在重庆没有自己的住房，更不说公馆了。在老家虽有祖父留下的简陋祖屋和祖父去世后分得的l6亩田地．由于祖母还健在且当时父亲在重庆实际由祖母支配。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共产党发起反击。而国民党既腐败又不顾民生困苦，物价飞涨，政权极不稳定，人民解放军在战场节节胜利，发动了解放全中国的斗争，迫使国民党逐步退缩。在重庆，革命学生为反抗国民政府统治，发起针对教师生活无着和对思想进步教师的迫害的“反饥饿，争温饱”运动。我当时所在的市一中学，在响应学生运动活动中组织我们参加向社会募捐、反对美蒋统治的营火晚会，我去参加父亲从思想上是支持的，只是告诫我“注意安全，活动完后立即回家”。父亲深知国民党政权不保，曾于晚上换上便衣，去上清寺“特园”中国民主同盟重庆负责人鲜特生(即鲜瑛，父亲友人)家与之交谈。鲜希望父亲离开国民党参加民盟。但父亲从自己人生经历认为不愿再涉足政治，想选择平民生活。此时蒋介石自觉大陆江山不保，准备向台湾撤退。上级通知父亲：若去台湾则给定机票，若不去则给遣散费留在大陆。我父亲毅然选择了后者。
    在1949年秋季，父亲决定我们全家去成都。他考虑在成都有一些朋友，而且有曾默躬老师。可向他学中医(曾不但是书法家、画家，精通篆刻，亦是名中医)。在到自贡市等待转车去成都时与母亲商议结果认为：全家五口人一齐去成都有困难，先回老家新场，待将家安顿好，父亲只身先去成都，待准备好后再接全家去成都。此时在自贡恰逢国军卿云灿军长，他用车将我们全家送回到新场，我们全家居住在祖屋。在新场人们得知我们回来后，有人游说我父亲出面领导他们打游击(反抗共产党)，被他拒绝并告诫他们这样没有出路。父亲将我们安顿好后一人去了成都。大概在1949年底威远县获解放，卿云灿此时已起义成为解放军，在路过新场时还用短暂时间看望过我们全家人。在新场老家，我母亲带领我们三兄妹做煤炭、盐生意为生，也曾和远房的甘姓姑爷合作购买机器做切面卖。偶尔我也参与新场同学去煤矿担煤赚取运费，这些尚能维持全家生计。1950年我在乡亲带引下去到成都与父亲在一起，我插班进入成都大同初级中学三年级读书。此时父亲已成为一名中医，加入市医师协会开始行医。1951年我初中毕业报考当时成都高级工业学校(该校为五年制属大专，毕业后由国家分配工作)，未被录取在家复习一年。l952年中，我父亲被威远县来人押送回威远。父亲临行时叫我好好努力读书，学会个人独立生活，并留下一些生活费。从此与他永远失去联系。后来听妹妹、弟弟说家乡土改祖屋被抄二次，全家人净身出屋，家中一切物品均没有一点留下。后来母亲在新场及附近农村种地及缝补衣服、弟妹们挑煤，以此维持生计。再后母亲去威远钢铁厂一张姓工程师家帮工，张工程师调去重庆后母亲随他全家去了重庆。之后张工程师介绍母亲去小教工幼儿园任老师。大哥唐运辉在成都考入西康省人民革命干部学校培训毕业，后随西康的解放曾以军代表身份去会理中学工作，而继后弟妹们被大哥接去会理县读书。我亦在成都石室中学读完高中后考入四川医学院医疗系学习，五年大学毕业后于1960年暑期毕业由国家分配工作(大学期间靠助学金学习)。
    父亲一生的收藏物品、一切书画、手稿、生活用品、家人及其他相关历史性的东西及照片等，由于土改两次抄家，无丁点儿留下。
                                                   扫描自《内江文史》第29辑（政协四川省内江市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170－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