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不能代替法治作为判案依据

秦了客家话

公众的看法，可能受到舆论场影响，可以被愤怒的情绪放大；但是法律的看法，却不能失之于舆论漩涡和公众愤怒，而只能让法律本身来衡量。毕竟，愤怒的归于愤怒，法治的归于法治。12日，湖南省高级法院受最高法院委托，向“唐慧女儿案”两被告人周军辉、秦星送达了最高法院刑事裁定书。最高法院依法裁定不核准周军辉、秦星死刑，将案件发回重审。

不出意料，最高法的裁定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并形成两方阵营。一方认为，周军辉、秦星情节恶劣，社会影响巨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足以安抚受害者心灵；一方认为，最高法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受舆论左右，站稳了法治立场。事实上，这样的争议与分化，在当初判决两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之后，也曾发生过一次，有人大声叫好，有人则质疑判决是舆论审判的结果。只不过，现在的正反双方换了位置。

是否达到“情节特别严重”，可能部分公众会有不同看法，但是法律有法律的看法。公众的看法，可能受到舆论场影响，可以被愤怒的情绪放大；但是法律的看法，却不能失之于舆论漩涡和公众愤怒，而只能让法律本身来衡量。毕竟，愤怒的归于愤怒，法治的归于法治。愤怒的程度，不是法院判决的量刑标准。

影响公众情绪的因素，可能是多方面的，而不只是案件本身，热度和关注度，也是重要原因。就拿“唐慧女儿案”来说，唐慧为之旷日持久的抗争，以及媒体长期以来的报道，塑造了一个饱受冤屈而不屈不饶的母亲形象，受到全国瞩目。热度和关注度越高，部分公众的愤怒感越强烈。尽管“唐慧案”因“唐慧女儿案”而起，但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公众未必能将两者分开，对“唐慧女儿案”的愤怒情绪，显然会受到“唐慧案”影响。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媒体报道和公共话语中，赫然在目的都是“唐慧女儿”。

如今部分公众的愤怒情绪，也不应该影响“唐慧女儿案”合于法治的判决。“唐慧案”彰显了中国法治进步；最高法对“唐慧女儿案”的依法裁定，也应成为中国法治进步的一个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