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反对“有偿狩猎”的人有雷同的表述:这个闸门一旦打开,将带来大量的动物死亡,其后果难以预测。
但形势比人强,世间事物规律有时并不以人的好恶为转移。国内外许多案例已经证明,合理狩猎对野生动物保护有着显著的帮助——
在加拿大,政府允许因纽特社区猎获北极熊,但严格管控,每年只给社区一定的配额。于是当地居民可以将自己的配额卖给运动狩猎者,价格为20000加元(合19000多美元)左右,他们还必须在因纽特人的指导之下,用传统方式驾着狗拉雪橇去狩猎。这是笔非常好的生意,经加拿大濒危野生动植物状况委员会(COSEWIC)评估,大多数北极熊亚种群比较稳定或处于增长中,即在这样的管控之下,北极熊的种群是可健康持续的。
在英国,每年8月12日为红松鸡捕猎季,由于射击难度和有限的松鸡数量,这项运动被尊为顶尖奢华的射击运动——狩猎被人驱赶的松鸡的花费可达每人每日3000镑。红松鸡是英国独有的野生猎禽,生长于石楠花荒野高原。为了狩猎的需要,这种鸟类的每平方千米种群密度必须超过200只。一旦低于该数量,狩猎活动就会停止。而根据狩猎和野生动物保护基金会的最新研究,金鸻鸟、鹬鸟和凤头麦鸡在有人管理的松鸡猎场中生长的成功率比在荒野中高出3倍。皇家学会为保护鸟类展开的研究表明,这些物种数量在管理着的猎场中要比别处高出约5倍。
在中国,这个模式同样行得通,在新疆自治区林业局和“野协”管辖范围内的布尔津国际狩猎场范围内,开展合法国际狩猎活动10年,野生动物数量增长了5倍。
新疆林业厅一名处长曾表示,过去当地人盗猎盘羊,出售后收益非常少,但开展狩猎以后,狩猎许可证销售为他们带来的收益,要远大于单纯猎杀盘羊的收益。此外,因为每年的狩猎额度要根据猎场当地的野生动物数量来确定,猎场主为了保证足够的资源以获得更高的狩猎额度,会成为动物保护的最有力执行者。“可以想想,一个农场主、一个牧场主和一个猎场主,谁会更在意自己领域内野生动物的数量?”
总之,正规狩猎对生态环境、动物保护乃至社会经济的积极影响是这样循环的——
通过拍卖配额引来有钱的猎手——在严格监控下,猎手完成专业化狩猎活动——高昂的狩猎费用分配给当地居民以及动物保护系统——动物保护事业得以顺利进行——民众自觉保护野生动物——野生动物群体及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以更高的价格引来猎手……
在非洲部分国家,每猎杀一只雄狮,狩猎者便需要向政府支付12.5万美金。也正因如此,政府便能为野生动物设置自然保护区,而不是把土地用作其他目的,比如农田耕作。有效的经济激励机制可以避免当地人采取别的一些有害物种保护的土地利用方式,而运动狩猎正是这样一种激励驱动下的保护策略。这种策略达到的保护成效,依靠严禁利用和约束贸易根本达不到。
南非的黑犀牛目前全世界仅存3000—4000头,在国际濒危物种贸易公约(CITES)上,它被列在附录一,禁止贸易。你说珍贵不珍贵?但考虑到狩猎黑犀牛是当地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要资金来源,CITES特意网开一面,给了南非和纳米比亚两国每年10头黑犀牛的贸易配额。2008年,实际被猎获的犀牛为4只,且都是过了生育期的老年雄性犀牛,为当地带来的经济利益在60万美元以上的野生动物保护资金。
如果把任何从事狩猎活动的人都简单地贴上“猎手”的标签,那么便很容易忽视隐藏在其背后的大量不同的动机,在生物学上造成的后果,以及与猎杀和消费野生动物相关的社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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