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就是力量——读元夫《木牍之光·青川县城重生记》随想

qctzb · 发表于 2014-11-7 10:22

真实就是力量——读元夫《木牍之光·青川县城重生记》随想

2014-9-20 20:41:33 来源：广元日报编辑：石雪芹

伍松乔

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里氏8级特大地震，是以“三川（阿坝州汶川、绵阳市北川、广元市青川三县）”为受难代表的，它们由西南至东北纵贯在四川龙门山断裂带上，成为世界瞩目的人间地狱。其中蜀道北端的青川，因为地处偏僻，交通中断，地震之初一度与外界“失联”，灾情传播也相应滞后。灾后重建又由于县城选址举棋不定，一再延误。凡此种种，造成了在一般人心目中，其灾情、重建知晓度的相对模糊。
元夫这部《木牍之光·青川县城重生记》（以下简称《木牍》），在“5·12”六周年之际面世，作为青川地震以来五年足迹的集大成，其文其书，分量皆沉甸。2014年盛夏的日子里，带着这部28万字的《木牍》四处奔波，随时翻看，草成札记三则，作为零星的读后随感，愿与作者、读者分享。
《木牍》是元夫青川系列三部曲最近的一部，与作者2009年的《东河口绝恋》、2010年的《青川涅槃》比较，如果说前两者是零距离的同期声与现场速写，那么，这一部便是立体声与全纪录，其广度、深度以及审美到达的高度，都在地震文学作品行列里名列前茅。一书读罢，拨开迷雾见青川，为它悬着心，为它捏把汗，辛酸苦辣，诸般滋味上心头。最后总算是大大松了一口气，恨不得立马飞去，沿着书中的导览，一一品味，与作者共悲、同醉。
既是青川死而复生的全记录，自有其内在的逻辑结构或者说规定动作。国家行动、省市作为、本土力量、浙江援建，以及新县城、新青川的软硬实力等等，缺少任何一方面，便不足以表达它前所未有的体系与“体量”。如果没有每一方面来龙去脉的概况及其重点，也是不完整的见证。这样的结构，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会显得有些庞杂，却是对于这一破天荒大事不可不有的叙述基础与内容本体。
那些个规定动作，在元夫这里变成了自选动作，与其说这是作者的自觉，不如说是命中注定。这么一个乍看起来弱不禁风的女子，从“地震发生的那一刻起，就被绑定在青川。”先是在县城与青川人同历生死瞬间，继而带伤发出了青川灾情的第一篇媒体报道，然后是以文学形式独自担当的另一种青川再造。“青川五年来的每一个点滴变化都被我收纳在心底在脑际”，于是有了一而再、再而三的系列交响。
我是在东河口遗址现场看到元夫头一部地震作品的，之后有机会参加了她第二部作品的研讨会。如今读到第三曲的《木牍》，再见青川，为之深呼吸，为之大欣慰。阅览之际有所思，将吸引自己的地方随处折页、划线，随时点赞，积累多多，只能择要说一些。
四川灾区中，青川的特别何在？《木牍》开篇前言便坦陈：“青川县城重生过程的曲折与艰辛，其背景的微妙与复杂，其结果的骄傲和自豪，在青川2000多年68次建县史上绝无所有，如一曲千古史诗荡气回肠。虽然只有短短五年，她就在一片废墟上精致而美丽地矗立，并以不可阻挡的后发优势昭示未来，尽显古老而又年轻的蓬勃。”我以为，“微妙与复杂”、“精致而美丽”、“后发优势”三个词组，化繁为简，把青川重建历程的难处、结果、特色，一下子点明白了。作品的亮点、看点也在于此。
元夫在书中提到青川的地图形状酷似中国地图，这姑且不说，但“微妙与复杂”，那实在就是中国的缩影。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尽可能详尽地道出了其中的曲折实情乃至“内幕”。
第六章《木牍之争》，对鲜为外人知的县城选址“翻烧饼”大折腾以及由此引发的上上下下、各类群体的利益博弈，“你方唱罢我登场”直至“万人大签名”、“街头革命”等和盘托出。相信在多数外地读者的阅读范围内，还是第一次知道。作者的客观描述，印证了县情、国情的“微妙与复杂”，也为尘埃终于落定之后的苦尽甘来作了扎实的铺垫与映衬。
第七章《木牍之窘》，说的是接踵而至的一个又一个大纠结：县城在原址乔庄重建终于明确之后，其他灾区重建工程早已全面铺开，而当初为乔庄所作的、已经通过省专家组评审的规划，仅仅是县城搬迁之后的一个镇，只好推倒重来，从头开始。乔庄规划区面积的一半，都是必须避开的断裂带与变形体，在仅存的1.1平方公里巴掌大的有限空间，要装进一个肝胆俱全、两万多人的县城，真正是“螺蛳壳里做道场”，何其艰难！当创意十足的新规划终于在3个月内被逼出来之后，在“落地”中的不断调整、变动、修改，又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持久战。终于要开工了，折腾告一段落，折磨才拉开大幕呢。读读第八章《木牍之彩》才知道，其他灾区灾民住帐篷、换板房，然后就是搬新房子了，而对于青川县城的所有居民来说，何止于此，“搬家10次以上的人家比比皆是”，原因就在这弹丸之地的“螺蛳壳”，早已板房密布，规划好的项目压根就插不进去。挪一地牵动全局，千方百计、一次又一次地“乾坤大腾挪”，弄得所有人筋疲力尽。更要命的是，动工远远滞后的青川，重建完成的倒计时，还必须与全川灾区一致。
真实就是力量，感谢《木牍》的史笔，尽可能多地还原了当初的原生态。
另一方面，青川的自选动作，即当援建大军撤退以后青川对自身资源的重新整合，集中体现在第十、十一两章。作者以书名直接作为第十章的章名，可见何等看重与在乎。后重建中，基于生态理念再塑城市与全域的“青川造”，从创意到实施，实在是高瞻远瞩、可圈可点的大智慧、大手笔。将三条断裂带上的县城，硬是建成全国独一无二的“四星级县城”，换句话说，是让一座地震废墟城，华丽转身变作高层次旅游目的地，这岂止是奇迹，简直就是神话——而它实实在在已经落地。
青川智慧、青川方式，足以启世，而本书作者亦有大志，要将它载诸史册。
如果仅止于灾后重建的工作报告或工程业绩，就无须祭出2300多年前的青川墨书秦隶木牍来了。
这片特殊的土地：三省交界之边地，南北错综之山川；那些漫长的时光：两千年积淀的DNA，曾经的辉煌、苦难与梦想，都非同一般。
元夫显然是有心插柳，执意而为，“视角不应该停留在这五年，更不应该把青川县城涅槃这件大事简单化，不能单纯把它看成是因为一次特大灾难事件而引发的政治事件和系统工程。”它是人类的，心灵的，更是历史的。
2000多年68次建县史，从何说起？以“一出惊天下”的县城郝家坪战国墓中老祖先木牍为渊源，寻找青川的基因密码，直至以木牍作书名，耐人寻味。为此专门设置的第二、第三章，平添了内容的厚度与作品浓郁的历史氛围。
结构也颇具匠心，“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安排材料。经线的长度和纬线的宽度为本书增添了些庄严气象。明暗两条线索并行而下：明线为青川县城历史变迁，暗线为青川生态变迁。”
或许由于时间的距离与沉淀，与作者前两部作品相比较，《木牍》中与纪实交叉的议论文字多多，理性色彩浓郁，包括各章导读在内的评说颇为到位，时有精彩妙语。这样的思辨，既直接服务于内容的解读，也增加了作品的高度与力度。
说到底，用情至深是一切的前提。地震发生后，各种以此为题材的作品层出不穷，“急就篇”式的应景、“赶场”之作太多，模式化、同质化、扁平化倾向相当普遍。真正打动人心、能留下来的实在不多。元夫的《木牍》，采取的是从感性到理性包括山野考察般的“研究性写作”，这确为得道真经，值得更多作者认真体察。
地震文学属于灾难文学的范畴。灾难文学在真实记录灾难的同时，需要通过文学话语唤醒人们的灾难意识，使“突发的、偶然的、个体的灾难事件升华为对人生、社会、世界的新的认识和把握”。要使作品具备不可磨灭的文学力量，不能止步于粗糙的情感宣泄、印象式、碎片化的简单记述，乃至重回“人定胜天”的旧模式。灾难意识的强弱、高下，决定了灾难作品的标尺高低与分量轻重。中国当代灾难文学最大的危机，是作品意义空间的局促与空泛。《木牍》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意义丰富、表现丰满的灾难文学作品个案，值得更多的作者借鉴。
（伍松乔，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长期担任四川日报副刊主编。四川大学新闻传播研究员、四川省社科院巴蜀文化研究员。有《姓甚名谁》《记者行吟》《媒体上的文化庄稼》《中国书生宋育仁》《成都》《羌之红·北川重生羊皮书》《天下古成都》等十余部专著出版。）

《木牍之光》“光”在哪里

2014-8-9 22:15:20 来源：广元日报编辑：石雪芹

元夫正如青川县城的重生一样，长篇纪实文学《木牍之光——青川县城重生记》的诞生艰难曲折。
2012年11月8日，我正式接受青川县委宣传部的邀请，开始构思创作。
创作初始，家人和一些亲朋好友曾规劝我放弃创作，因为他们认为青川县城重建属于一个敏感话题，涉及到许许多多很敏感的人、事、物，弄不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许多干部特别是青川县干部在正式场合都不愿意多讲。我也曾打退堂鼓，不是因为我胆小，而是因为我写青川事件太多了。做任何事情要留有余地，但是对重大历史事件保持一种距离和敬畏，是我向来的做事原则和心态。为此，我向青川方面提出要他们另选贤人。
或许是因为我与青川的宿命因缘，当然主要是因为青川县委宣传部的信任，他们认为此项任务非我莫属，还为我请了三个月的创作假，再推辞就有些过分了。于是我力排众议，一心一意进入创作境界。
我坚信，再敏感，历史有其本来面目；再纷繁，事件有其主旋律；虽然我改变不了有些现实，但现实也改变不了“青川县城骄傲矗立”的事实；我坚信汶川地震的灾后重建，青川县城重建的特殊性值得梳理和总结。于是本着向读者传达“正能量”的基本价值取向，在各级领导的关心、鼓励下，运用纵横立体对比法，采用研究式解读方式完成了对这一重大事件的梳理。
2013年5月，我完成该书初稿，紧接着送达市、县领导审核，送市作协进行出版前研讨。在这期间，在青川县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下，本书终于在2014年4月下旬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付梓与读者见面。
“‘木牍之光’光在哪里？”当我把这本书送与一个一直关注支持我的青川县干部，他这样问我。
“您问得好！”我告诉他获取这一答案的捷径：其实您不用全部读完这本书，只需要按顺序读完我的结构——前言，引子，目录，每章的旁白、小引，后记，答案自然就出来了，而且您所理解的“光”，也许比我所阐释的“光”更加“光大”、“光明”、“光辉”了，也许又是另外一番“光景”了。“文学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被误读”，这种误读主要指与作者的主观意图产生距离。千万不要读到20页第二章的旁白：“争论正是历史在现实中的深度演绎。我的解析更需要历史照进现实的那一缕光辉”，就认为这就是木牍之光的“光”了哟。
我想现在他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本书经线的长度、纬线的密度以及构架的难度，使该书具有一些庄严气象。但是在这个快节奏生活时代，一般人包括我自己，要认真读完一本书，确实很难。这样的结构安排，并非投机取巧，也不是迎合这个人心浮躁的时代，而是方便不同读者进行初读、细读、深读、品读，或者在初读后进行选读等多个层次的阅读，而在每一个层次的阅读对整个事件都有一个整体的把握。
莫言说：“结构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形式，它有时候就是内容”，“结构就是政治”。化用莫言理论，我想说构架就是一个作家的思想体系，构架就是革命，《木牍之光》的构架就是我解读青川县城的思想体系，“光”在其中，读者自会有多重收获。
再读青川有所思:关于地震文学 伍松乔其一 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里氏8级特大地震，是以“三川（阿坝州汶川、绵阳市北川、广元市青川三县）”为受难代表的，它们由西南至东北纵贯在四川龙门山断裂带上，成为世界瞩目的人间地狱。其中蜀道北端的青川，因为地处偏僻，交通中断，地震之初一度与外界“失联”，灾情传播也相应滞后。灾后重建又由于县城选址举棋不定，一再延误。凡此种种，造成了在一般人心目中，其灾情、重建知晓度的相对模糊。元夫这部《木牍之光·青川县城重生记》（以下简称《木牍》），在“5·12”六周年之际面世，作为青川地震以来五年足迹的集大成，其文其书，分量皆沉甸。2014年盛夏的日子里，带着这部28万字的《木牍》四处奔波，随时翻看，草成札记三则，作为零星的读后随感，愿与作者、读者分享。《木牍》是元夫青川系列三部曲最近的一部，与作者2009年的《东河口绝恋》、2010年的《青川涅槃》比较，如果说前两者是零距离的同期声与现场速写，那么，这一部便是立体声与全纪录，其广度、深度以及审美到达的高度，都在地震文学作品行列里名列前茅。一书读罢，拨开迷雾见青川，为它悬着心，为它捏把汗，辛酸苦辣，诸般滋味上心头。最后总算是大大松了一口气，恨不得立马飞去，沿着书中的导览，一一品味，与作者共悲、同醉。既是青川死而复生的全记录，自有其内在的逻辑结构或者说规定动作。国家行动、省市作为、本土力量、浙江援建，以及新县城、新青川的软硬实力等等，缺少任何一方面，便不足以表达它前所未有的体系与“体量”。如果没有每一方面来龙去脉的概况及其重点，也是不完整的见证。这样的结构，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会显得有些庞杂，却是对于这一破天荒大事不可不有的叙述基础与内容本体。因为写过另一极重灾区北川的同类作品《羌之红·北川重生羊皮书》（201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笔者能充分体会驾驭这样全局性的题材，需要多少现场的奔走与感受，需要多少资料的搜集与梳理，何等不易！而为了让这样非常时期、非常行动的时代记录既留真又存史，如何选择、表现，还得绞尽脑汁付出多少心血。如此等等，感同身受。作为四川媒体作家队伍的一名执著耕耘者，元夫同时拥有媒体与文学两支笔，纪实、抒怀，工笔、写意，挥洒自如。那些个规定动作，在元夫这里变成了自选动作，与其说这是作者的自觉，不如说是命中注定。这么一个乍看起来弱不禁风的女子，从“地震发生的那一刻起，就被绑定在青川。”先是在县城与青川人同历生死瞬间，继而带伤发出了青川灾情的第一篇媒体报道，然后是以文学形式独自担当的另一种青川再造。“青川五年来的每一个点滴变化都被我收纳在心底在脑际”，于是有了一而再、再而三的系列交响。我是在东河口遗址现场看到元夫头一部地震作品的，之后有机会参加了她第二部作品的研讨会。如今读到第三曲的《木牍》，再见青川，为之深呼吸，为之大欣慰。阅览之际有所思，将吸引自己的地方随处折页、划线，随时点赞，积累多多，只能择要说一些。四川灾区中，青川的特别何在？《木牍》开篇前言便坦陈：“青川县城重生过程的曲折与艰辛，其背景的微妙与复杂，其结果的骄傲和自豪，在青川2000多年68次建县史上绝无所有，如一曲千古史诗荡气回肠。虽然只有短短五年，她就在一片废墟上精致而美丽地矗立，并以不可阻挡的后发优势昭示未来，尽显古老而又年轻的蓬勃。”我以为，“微妙与复杂”、“精致而美丽”、“后发优势”三个词组，化繁为简，把青川重建历程的难处、结果、特色，一下子点明白了。作品的亮点、看点也在于此。元夫在书中提到青川的地图形状酷似中国地图，这姑且不说，但“微妙与复杂”，那实在就是中国的缩影。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尽可能详尽地道出了其中的曲折实情乃至“内幕”。第六章《木牍之争》，对鲜为外人知的县城选址“翻烧饼”大折腾以及由此引发的上上下下、各类群体的利益博弈，“你方唱罢我登场”直至“万人大签名”、“街头革命”等和盘托出。相信在多数外地读者的阅读范围内，还是第一次知道。作者的客观描述，印证了县情、国情的“微妙与复杂”，也为尘埃终于落定之后的苦尽甘来作了扎实的铺垫与映衬。第七章《木牍之窘》，说的是接踵而至的一个又一个大纠结：县城在原址乔庄重建终于明确之后，其他灾区重建工程早已全面铺开，而当初为乔庄所作的、已经通过省专家组评审的规划，仅仅是县城搬迁之后的一个镇，只好推倒重来，从头开始。乔庄规划区面积的一半，都是必须避开的断裂带与变形体，在仅存的1·1平方公里巴掌大的有限空间，要装进一个肝胆俱全、两万多人的县城，真正是“螺蛳壳里作道场”，何其艰难！当创意十足的新规划终于在3个月内被逼出来之后，在“落地”中的不断调整、变动、修改，又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持久战。终于要开工了，折腾告一段落，折磨才拉开大幕呢。读读第八章《木牍之彩》才知道，其他灾区灾民住帐篷、换板房，然后就是搬新房子了，而对于青川县城的所有居民来说，何止于此，“搬家10次以上的人家比比皆是”，原因就在这弹丸之地的“螺蛳壳”，早已板房密布，规划好的项目压根就插不进去。挪一地牵动全局，千方百计、一次又一次地“乾坤大腾挪”，弄得所有人筋疲力尽。更要命的是，动工远远滞后的青川，重建完成的倒计时，还必须与全川灾区一致（今天回头看，这样的一刀切实在值得商榷）。不知道别人会有什么反应，反正，读到这些我已经头痛欲裂了，难以想象宁波援建者、青川干部群众究竟是怎样熬过来、挺过来的。有顺口溜说“震在汶川，哭在北川，苦不堪言在青川”，信然！真实就是力量，感谢《木牍》的史笔，尽可能多地还原了当初的原生态。另一方面，青川的自选动作，即当援建大军撤退以后青川对自身资源的重新整合，集中体现在第十、十一两章。作者以书名直接作为第十章的章名，可见何等看重与在乎。后重建中，基于生态理念再塑城市与全域的“青川造”，从创意到实施，实在是高瞻远瞩、可圈可点的大智慧、大手笔。将三条断裂带上的县城，硬是建成全国独一无二的“四星级县城”，换句话说，是让一座地震废墟城，华丽转身变作高层次旅游目的地，这岂止是奇迹，简直就是神话——而它实实在在已经落地。青川智慧、青川方式，足以启世，而本书作者亦有大志，要将它载诸史册。如果仅止于灾后重建的工作报告或工程业绩，就无须祭出2300多年前的青川墨书秦隶木牍来了。这片特殊的土地：三省交界之边地，南北错综之山川；那些漫长的时光：两千年积淀的DNA，曾经的辉煌、苦难与梦想，都非同一般。元夫显然是有心插柳，执意而为，“视角不应该停留在这五年，更不应该把青川县城涅槃这件大事简单化，不能单纯把它看成是因为一次特大灾难事件而引发的政治事件和系统工程。”它是人类的，心灵的，更是历史的。 2000多年68次建县史，从何说起？以“一出惊天下”的县城郝家坪战国墓中老祖先木牍为渊源，寻找青川的基因密码，直至以木牍作书名，耐人寻味。为此专门设置的第二、第三章，凭添了内容的厚度与作品浓郁的历史氛围。结构也颇具匠心，“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安排材料。经线的长度和纬线的宽度为本书增添了些庄严气象。明暗两条线索并行而下：明线为青川县城历史变迁，暗线为青川生态变迁。” 或许由于时间的距离与沉淀，与作者前两部作品相比较，《木牍》中与纪实交叉的议论文字多多，理性色彩浓郁，包括各章导读在内的评说颇为到位，时有精彩妙语。这样的思辨，既直接服务于内容的解读，也增加了作品的高度与力度。说到底，用情至深是一切的前提。曾经的悲伤时候，作者从一片狼藉的青川地狱回到灯火辉煌的广元市府，久久难以自拔，“我沿着嘉陵江一个人莫名地流着泪往回走，后来干脆坐在江边嚎啕痛哭，滔滔嘉陵江水载走我的眼泪奔向滚滚长江（《青川三年教给我的那些词》）。” 五年过去，却将悲情化豪情，化柔情。朗朗夜色，女儿本色女儿装，诗歌般的美好言辞恣意倾泻。与好友柳桂华手挽手在乔庄河边的银杏大道上流连忘返，“陶醉”、“雀跃”于这座“山水间”“梦幻般的小城”、“安静的童话宫殿”。“桅杆梁高高矗立的感恩阁”，“魔幻般的光辉”“像一束绚丽的玫瑰在空中绽放”。而登上高家梁“天街”“俯瞰”，乔庄夜城则俨然“一条小龙琳珑剔透”…… 2300多年的青川木牍，历尽沧桑。 21世纪第15个年头的元夫《木牍》，青川故事，再现精彩。其二从文化的视角重新打量震后四川，在举世关注的聚光灯下，不能不说是失掉了好些本土形象创意与传播的最佳时机。至于川人坚韧、从容的性格展现，那是老百姓自己的DNA。只说两件让人耿耿于怀很纠结的事：大禹哪儿去了？这位学界已经确认为“生于西川”即是此次地震发生地龙门山的中华人文始祖，以其抗击巨灾、鼎定天下的赫赫功绩与科学方法（梳而非堵），作为四川最好的抗灾形象大使，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奇了怪了，领导、学者都太忙，那么多的“精神”、“楷模”，竟然没有想到过“推出”这位“四川造”的第一老祖宗。举国相助、十八省市对口援建史无前例、功德无量，以非常时期心灵、血脉紧密联系建立起来的这种特殊关系，对四川的未来同样极为重要，值得固化为永远的文化标志。可惜，除去受灾县各自表达的感恩符号外，行走蜀都，这件本应永志与铭刻的不朽大事，却没有任何公众标志性纪念物，仿佛已经“不存在”。回到地震文学，也难高估。怎么写是一个大问题。说该怎样写，不如说不该怎样写。地震发生后，各种以此为题材的作品层出不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家们的人文关怀，但从总体来看，“急就篇”式的应景、“赶场”之作太多，模式化、同质化、扁平化倾向相当普遍。不少作品仅仅堆砌灾难背景下的事物表征，简单呼应阶段性的宣传口号与工作重心，文本功能与文学力量严重缺失，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甚微，群众不爱看、不看、反感，其社会功能为零乃至是负数。地震作品曾经如潮水般奔涌而来，潮水退却，除去若干歌曲、诗歌、民间段子流行一时，真正打动人心、能留下来的实在不多。数量最多的地震诗歌，风行一时于多媒体传播，但被广为传诵的也有限。什邡“诗歌墙”的影响，在“墙”而不是诗，更该说是文化策划的成功、媒体的胜利。元夫在本书后记中自陈，《木牍》写作，她采取的是从感性到理性包括田野考察般的“研究性写作”，这确为得道真经，值得更多作者认真体察。更多形式多样、发人深省的好作品问世，有赖于文学的自觉，包括文学观念与文学创作的自觉。具体而言，以下方面不可不加留意： “为时而著”应当与“为史而著”交融。换句话说，地震作品尤其是记录型文学，要具备某种“史态”，这对于作品意义、认知、可读性等价值的拓展与提升，都是显而易见、大有可为的。《木牍》中的木牍，无论从实证、象征或是氛围诸方面而言，效果极为明显。对绝大多数四川震区而言，史态写作甚至是一个迫切的问题。一个地区的存在有两种，一种是它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形态，另一种是用文字、图片、音像等传播形式对它的记录与表现。以我熟悉的北川而言，这个建制1400多年、3000多方公里土地、迄今中国唯一一个羌族自治县，很遗憾，关于它的准确的文字记载，实际上是从清代乾隆年间的第一部《石泉县志》才有的。很多很多传奇与故事，如今只保留在羌族释比的口头咏叹之中。21世纪第九个年头举世震惊的“5·12”大劫难，以及在此之后的涅槃，对这一次我们眼前发生的人类大事件的记录、见证，无论如何不应当再有错失与缺失，不应当轻易放过。生活的重新发现很有必要，观念的再探索、由热到冷的思考势在必行。多色光谱，多声交响。大灾大难之下的人性，不是“悲壮”“豪迈”两个词可以概括完的，死而复生的路程，更不是三五年就能够轻易走向正常。“此心安处即吾乡”，建城易，铸魂难，在物质重建之外，“社会重建”、“心理复苏”来日方长，作为“生活镜子”与“灵魂工程”的文学天地广阔。灾难在不断制造毁灭的同时，也在不断助产着新生。人们在赞叹“5·12”劫后重生的“依然美丽”时，更应怀着敬畏平和的心态看待自然。天地人合，乃为大美。由“以人为本”走向“万物有灵”，是人类世界观必须达到的更高境界。如今的龙门山已是尽人皆知，但大都只把它作为灾难的符号，存在着不少误区与误读。以地理景观、旅游审美的角度看，这里藏着千万年沧海桑田造化出来的如此之多、让人惊讶的神秘与美丽，它们远远没能得到有效的发掘、表现与传播。即便是地震之时、之后的种种状况，从宏观到微观，当初来不及细细体察的诸多人、事、景、物，需要一一展开，从容述说、详加描绘。口述实录其实是极好的一种体裁，我读到过的有绵阳、都江堰的作品，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四川当代口述实录》丛书出过一部“5·12”专辑，很有价值。这一类作品值得花大力气作下去。中国的志书与野史里，“志异”是源远流长的一大写作门类。“5·12”这场突如其来、山崩地陷、“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受灾范围最广的特大地震”，“半个亚洲为之震动”。极重灾区、重灾区面积13万平方公里。造成69227人遇难、17923人失踪，紧急转移安置灾民1510万人，直接经济损失8451亿多元，引发的崩塌、滑坡、泥石流、堰塞湖等次生灾害举世罕见。而关于它种种惨烈、特别乃至传奇的故事，包括那些让人感叹、惊讶的动物、植物故事，基本上还停留在民间的口口相传中，远未得到打捞。 “危”“机”并存、美丽与灾难同行的地球上，人类的担当与作为将更加复杂而壮观。深入挖掘、拓展地震文学的空间与形态，任重道远。其三 2014年汶川特大地震六周年纪念日，八万七千多位遇难者的亲友们当然不会忘记，但多数媒体已经“淡出”了，基本不再提起。有人在微信、互联网上感叹，这期间的报纸电视，“5·12”到哪儿去了？其实，早在地震的第三年即2011年，那年夏天，笔者走进春熙路商圈的一家大型书店，发现竟然已经没有一本地震图书，而几个月前的“5·12”，四川宣布灾后重建大功告成、已经“从悲壮走向豪迈”，当时专门设立的展台上，此类图书还有上百种之多呢。向书店店员打听，她说“‘5·12’都过了，下架了呀。”还不解地反问到：“过都过了，你还买这种书啊？” 真的已经“过了”吗？地球人的脚下，到处密布着断裂带。地壳深处，印度洋板块向亚欧板块的逼近与碰撞，从来没有停止过。就在“5·12”以后，龙门山前后左右的玉树、雅安、鲁甸等地，地震老虎的血盆大口又张开过好几回了。如果说“四川依然美丽”，那么，四川依然危机重重。不仅仅是地震，不仅仅是现在。过去、未来，灾难与人类如影相随。这些年的四川、成都，动不动就说“天府之国”、“九天飞下一成都”。其实，“天”外有“天”，这后一个“天”就是天灾。巴蜀几千年，多灾多难从来与多姿多彩结伴而行。如果说人们对灾难的人祸尚怀警惕，那么，对天灾则基本是心存侥幸了，已经一次次为此付出沉痛代价。为什么要举国为“5·12”遇难者下半旗？又为什么要将“5·12”这一天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减灾防灾日？——“5·12” 警钟，必须长鸣！同样，不能忽视地震文学作品，它是人类灾难的备忘录、启示录，绝不仅仅是一个特定范围、特定时期的出版物。地震文学属于灾难文学的范畴。“在文学中，以灾难这种突如其来的强大外在力量与人发生冲突、对抗中来凸现一种意义指向——灾难意识的文学（刘洋《灾难文学论》）。” 灾难文学在真实记录灾难的同时，需要通过文学话语唤醒人们的灾难意识，使“突发的、偶然的、个体的灾难事件升华为对人生、社会、世界的新的认识和把握”。要使作品具备不可磨灭的文学力量，不能止步于粗糙的情感宣泄、印象式、碎片化的简单记述，乃至重回“人定胜天”的旧模式。灾难意识的强弱、高下，决定了灾难作品的标尺高低与分量轻重。中国当代灾难文学最大的危机，是作品意义空间的局促与空泛。《木牍》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意义丰富、表现丰满的灾难文学作品个案，值得更多的作者借鉴。 2011年9月28日，由中国作协与四川省委宣传部、省作协主办的“‘5·12’汶川特大地震文学创作出版研讨会”在成都举行，会上提到，三年间，四川16家图书出版社共出版抗震救灾及灾后重建题材图书310种，其中文艺类出版物有30多种（此数字存疑。据我在四川省社科院地震资料中心所见，四川的“5·12”出版物至少应该在千种以上，其中不乏各地各部门、行业的资料汇编与豪华版图册，加上非正式出版的印刷品，可谓铺天盖地，但多数与文学无关。我所收藏的文学类作品，即有四五十种，它们大多是自费在四川之外出版的。）这仅仅才是开始，或者说它们只是一种过渡，绝不应该是终结。 “过了”说以及媒体如今的无动静是浅薄、可笑的，更是可怕的。有小道消息讲，这甚至与当时某些主政官员后来的更迭、遭遇有关，以至于“5·12”、后“5·12”竟然成了一个“低调”的敏感词，这真是哪儿跟哪儿呀（其实，某些曾经叱咤风云的抗震官员后来的狼狈落马，倒真是人性复杂的极好例证，对此作一番深刻的解剖，或许会有醒世之作产生）。 1912年4月12日英国客轮泰坦尼克号沉没，距今已经102年了。对于它的报道从未停歇，关于它的文学、影视等作品层出不穷，甚至有了专门的泰坦尼克号文物收藏品种与博物馆。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观众，一百年来，永远在追思、反思，感叹、缅怀。我们的“5·12”呢？仅仅才六年！回到元夫，《木牍》封页作者像下袒露了作者的心声：“我与青川的生死际遇，冥冥中如神的旨意；我与青川越走越近，在泪花中紧抱住欢欣！” 青川与元夫，有缘有幸。我见青川多沧桑、多妩媚，青川见我亦如是。珍惜这缘分与幸运，永远痴情，为它动心、动笔。21世纪青川“木牍”的书写者，非元夫莫属。历史期盼更多更好的青川、“三川”、四川地震故事。 伍松乔简介http://www.gyxww.cn/travel/UploadFiles_3047/201408/2014081817145867.jpg 伍松乔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长期担任四川日报副刊主编。四川大学新闻传播研究员、四川省社科院巴蜀文化研究员。有《姓甚名谁》《记者行吟》《媒体上的文化庄稼》《中国书生宋育仁》《成都》《羌之红·北川重生羊皮书》《天下古成都》等十余部专著出版。个人获全国报纸副刊突出贡献者称号，作品获中国新闻奖、冰心散文奖、徐霞客游记文学奖、四川省文学奖、巴蜀文艺奖等。系中国散文学会理事、四川作协主席团成员，四川散文学会、四川文艺传播促进会副会长。

qctzb · 发表于 2014-11-7 10:23

《木牍之光——青川县城重生记》写在后面 2013-05-28 19:58 星期二
　　

莫言获诺奖，我本应有所启迪：多余的话最好不说，但我之与莫言，毕竟距离很遥远，所以当完成这一书稿，还想占用方寸之地，吐几句题外之话。

关于本书

本书着力表现青川历史文化和自然文化，立志比较客观、准确地阐释青川，至少也要写出青川人眼中的青川，当然由于主客观因素的限制，最终还是“我眼中的青川。”假如有人看了此书说：“这就是青川”，就像曾经有位大叔看了《东河口绝恋》后说，“青川地震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也就非常满足了。当然，如果有人说：“你眼中的青川比青川还青川”，那我就谢天谢，磕头作揖了。

为了能达到上述目的，我一改曾经的采访式写作为研究式写作。为了让青川以外的人了解青川，我这学中文的差点让自己变成了历史学者，查阅志书、古籍、甚至跑到坟林查看碑文，被人戏称为“考古学家”。本书写得很慢，主要缘于此。至于是否能如愿初衷，不敢预测，更不敢乐观。

假如把本书（青川）看成一个人，木牍则是眼睛，县城乔庄、东河口、青溪古城、唐家河、白龙湖则是心肝脾肺肾五大内脏器官，白龙江、青竹江两大河流则是身体两大血管，贯穿始终的生态则成为本书灵魂。运用倒叙手法，以时间为经、同时间的事件为纬安排材料。

本书最初拟定的题目为《木牍之爱——青川县城重生记》，考虑到将“爱”进行到底太难，所以再取名《木牍之变——青川县城重生记》，自以为“变”抓住了青川县城的本质特征，且能够贯穿始终，所以铿锵以定：就“变”，不变了！可经过几个晚的思考，又动摇了，“变”虽最能表达青川县城重生，但像“爱”一样太实，写作的发挥空间和读者的想象空间都太小，于是定为《木牍之光——青川县城重生记》。

这本书属于什么体裁，我不知道。我觉得它不属于任何体裁，它就是似鹿非鹿、似马非马、似驴非驴、似牛非牛的 “四不像”，所以在结构上并没有按照传统意义的“凤头——猪肚——豹尾”，而是“狮头——猪肚——狗尾续貂”这样的结构，并非我想以创新的名义挑战传统，而是由本事件和历史的特殊性决定的，由青川这片土地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决定的，当然你也可以说是因为本人的水平局限，我能接受。如果强行归为目前的某一类文体，地球会不舒服，人类会愤慨。

诸如“新闻作品”、“ 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等等我都不接受。我是记者出生不假，我写的东西就一定是新闻作品么？有新闻性，有对事件和问题强烈关注性的作品并不等於就是新闻作品。新闻是闪电，但是我在这里分析和阐述闪电的成因，同时捕捉闪光、储存闪光；让其发挥永久照明作用和透视性能，以便让后人去发现和矫正自己的行为，难道这是新闻作品的功能？比如在这本书里，我在着力表现青川历史文化和自然文化时发现，因为国家退耕还林的优惠政策，青川的生态确实得到有效保护，但是他们对历史文化的保护意识和挖掘意识并非下够了功夫，这难道是新闻作品能够折射的么？

而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也属新型体裁，这两种文体目前分类本就很乱，在国内引起纷争，大家和大师们都很纠结，在欧洲、在美国也没有统一概念。

当然我更不喜欢你站在文学和作协角度来看待这本书，因为它根本不属于你那视野范围。文学是一座殿堂，普通人难以企及，本人更是噤若寒蝉。但是文学不是全能的，当某个事件的现实已经超越文学的想象，当文学已经不能够抵达现实的极端性和传奇性时，我干嘛还要去文学？当文学还在积淀还在沉默，我这急性子只有像“程咬金”那样来个蹡蹡三板斧，表达我独特的感受和观照，并非有意撞进某个圈子觅食。

所以，如果你能跳出文学的角度，从历史角度、社会角度，把我者当成一个对社会问题和事件具有敏感性和强烈关注欲望的普通知识分子来看待这本书，本人感激不尽。

qctzb · 发表于 2014-11-7 10:24

写在后面2 ——关于本人 标签：文化2013-06-04 10:10 星期二

关于本人

本人，女性，着男装最显女人味，这话理解起来也许有点困难，不打算解释。了解和理解一个人本就不易，况且我小人物一个，更不会苛求人人懂我。

本人，姓熊，狗熊的熊。但是，本人一直为自己的姓氏自豪。这一点来自于父亲大人对我们家男性公民的传统教育：熊姓是黄帝有熊氏后裔，得姓始祖鬻熊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杰出的政治家，楚国先祖。先秦时期，“熊”写作“酓”，读音也相近，现读yan，辞海解释同“饮”，为酒盈量也。意思是王族天天有酒喝的意思。因为酓是伏羲的称号，为帝王特有姓氏。后来秦统一文字命楚王姓氏“酓”姓改写成“熊”，其用意是很明显的。前些年，一群包括父亲在内的熊姓老曰夫子耿耿于怀，甚至上书国家语委请求将“熊”改回“酓”。无奈改字工程太庞大，未能达成心愿。本人对郝家坪木牍的关注喜爱和深入探究，也许源于幼年时的这缕耳边风，总感觉郝家坪楚墓中肯定有与我同宗的熊姓之人。当然，更主要的是前几年看过一位历史学家的文章，题目和作者都记不得了，其观点映像清晰：“教化”甚于“征战”为楚文化核心，对古蜀文明施以很大影响，这也是我在第二章中遐想“郝家坪为楚国大使馆”的依据。

本人，不是作家，请别叫我作家。之所以加入作协，是因为新闻对于我生产的东西不待见，而作协并没有因为我生产的东西不文学而不待见，反而以无比宽容的胸怀接纳我，给了我无穷的温暖，让我觉得并没有被社会大家庭所抛弃，而且还充分给予我露脸和表达的机会，所以我在最近几年总是频频出现在作家群中滥竽充数。但是请各位作家们相信，我有几斤几两，生产的东西价值几何，我有自知之明。

作为记者，我总是走在记者的后面去捡起媒体漏掉的东西；作为作家，我总是用作家们不认可或者说不喜欢的方式来生产。说白了，我什么也不是。不过没关系，夹缝之中只要有空气，我就能活。从另一角度讲，我脚踩两边船，情形更佳。

近几年冒天下之大不韪出过几部作品，且都是“非虚构”文字，作品中所涉事件距离我很近，因此饱受表扬和批评。当看到一些读者将我的作品再介绍另外人读，将我的作品邮寄给他们的朋友阅读的时候；将我的作品当成与他事业有关的敲门砖时；当接到陌生读者来信、或、听道陌生读者寻踪打来的电话时；在网络博客中看到陌生读者的读后感、评价文章时；那种被人接受、认可和尊重的感觉不言而喻。在此，向这些朋友、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当然还有另一种情形，总有人委婉或者犀利地提出批评，且是当着我的面。这年头还有如此真诚一幕，我真诚地感谢您，因为既然在批评，说明您在看，没有丢弃一边，被您如此抬爱，已经让我很开心了。对于不管是谁的批评，比如拒绝我采访又要对我的描述挑三拣四，这种太没道理的批评我都可以接受，所以请您不必顾忌我的接受能力，尽可提出批评。事实上，当你在揣度我的接受能力试着措辞的时候，其实你不知道，我的坦然远远超出您的忐忑。

这种强健的心里素质在童年时代就奠定了基础。

父亲是位旧知识分子，主观、武断、家长制，在家或当着外人从不表扬我们，且“人前教子”，虽然不乏爱与潜移默化，但批评仍是是他老人家教育子女的主要武器；我的启蒙老师王国秀则是一位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年轻美女，她温柔、漂亮、现代、民主，是一位新知识分子，至今还记得她跟我们一起踢毽子的情形，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很难得。她天天表扬我，还让我当她的“助教”，辅导那些需要辅导的小伙伴。父亲和老师两位长辈到现在可能都不知道，他们对于我的成长，健康个性的形成起到了多么强大的弥合与互补作用。此时我还在想，假如我的生命中没有这两位互补型的长辈，我是否有勇气和能力承受这五年来的八面颂扬和四面楚歌？

少年时代课外读物很少，偶尔看到但丁那句名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就留在脑海里，长出钻石一般坚硬的瘤，这“瘤”在加固着我心理素质的同时，也锻炼着我对于外界评价的主观判断和客观分析能力。也就是说，我不会轻易把表扬当表扬，也不会轻易把批评当批评。

确实耳闻被人误会太多，不外乎跑到一人烟稀少空气新鲜的高处，吼一声“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一切烟消云散，万事大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