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进北川做事，我觉得自己像在赎罪一样。因为我似乎是一个受益者，别人受灾了，我获奖了。”
（图为郎铮与杨卫华） 在历经肝癌折磨数月之后，汶川大地震中拍摄“敬礼娃娃”的记者，昨天下午走了。
他叫杨卫华，供职绵阳晚报，是我的前辈与同乡，江湖人称“华叔”。
这是难眠的一夜。不同的城市里，我和很多曾与华叔有过交集的人大概都在进行同一件事，在面目模糊或清朗的过往之中追忆他、怀念他。我们的思维如果能于某个不可见的空间里汇聚成云，而云端里举着相机凝视远方的那位，就是由无数记忆碎片组合起来的完整的华叔。
第一次见面，是在汶川大地震后的秋天。像我认识的很多摄影记者一样，即便只是到咖啡馆饮个茶，他也随身带了体形庞大的相机，行色仓促而隆重。
那时的他已然因那张著名照片声名鹊起，而“摆拍”的质疑之声也盛。他不得不一次次解释，真没摆拍，那个3岁娃娃的父亲是警察，从小被训练立正、稍息，抬出废墟那一刻，突然就敬了那么一个标准的少先队礼。一闪而过的一刻被华叔抓住，照片获奖了。
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华叔的生活从此改变。“每次进北川做事，我觉得自己像在赎罪一样。因为我似乎是一个受益者，别人受灾了，我获奖了。”这是后来我从他的访谈中看到的。人性底色与职业本能在灾难中的冲突，永远无解。 那次见面，我们在劫后余生的故乡聊各自目睹的生离死别。那些一回到北京就显得极不真实的感触再次路径清晰，随一杯羌茶淌过大半个身体，时而冰凉时而滚烫。
他给我看更多立意不够重大、构图不够完美的照片。碎瓷片一样散落的房屋，排列整齐的小书包。他说是敝帚自珍，却与我的白描观极为契合。作为历史记录的大地震首先是震，不是抗震。在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语境中，我们同样需要让后人看到，一个祖祖辈辈生活了百年的村庄就是这样一夜之间消失，一座空旷了多少个世纪的峡谷就是这样凭空地挤压出了一座山。
他说堰塞湖，从前的山变成了现在的水，男子划竹筏带他航渡，到了湖心突然指指下方：“我的家，就在这片水下。”这句话不可名说地击中了我，一时手足无措。华叔说，过了雨季带你去看看。他约我一起重访那些山水，他拍照片，我写文字。
如同许多有始无终的约定，隔着几千公里慌乱的生活，我和华叔未能合作。从电话、信息里得知，震后每年他都走一遍灾区，连着几个春节在北川度过，其间似乎还为当地民众解决什么问题向大家求助，而我竟然连是否帮上了忙都已忘记。
一场轰轰烈烈的地震中，我们更像是灾难旅行者，而他把山崩地裂之后的喜怒哀乐过成了自己的日子。
去年12月，最后一次通话。肝移植后的复发，试图安慰的人反而比他更惶恐。他的声音沉着得显然是在配合我假装轻松地聊天，笨拙的我匆匆挂了电话，无言以对。
没有什么比一场预约的死亡更令人心碎。朋友圈里他说“见证过生死，还有什么坎迈不过去”，也叹“如此美好的生活，我却要和它永别了”。目送自己一步步走向生命终点的刻骨悲凉，旁人怎么揣测也是肤浅。
病中的他并没有放下相机。去年春夏，他辗转联系上正在南印度洋随舰搜索马航飞机的我。我诉说了搜寻无果而归期未期的焦灼，他答：“太羡慕你在现场，太羡慕。”做新闻的人懂得，这不是客套的安慰。新闻现场的诱惑带不来现实收益，却最容易着迷；要对抗内心野蛮而顽固的爱，极尽克制也没有用。
鞭炮声渐零落，故乡成了他乡，朋友成了故人。我把他的作品存在手机里。回看这些历史记录，我们的孩子们不会知道其拍摄者，但我们知道。这是我们和他之间的密码，这是一个短暂时代的密码。落寞的人间留了些许痕迹，便不觉得荒凉。(新华社军事记者白瑞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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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3-1 1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