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移民”不仅让我们见识投机

空隙来风

　　高考在即，“高考移民”也如影随形地又一次进入了公众视野。据报道，2013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针对“高考移民”已相继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保障合法迁入的外省市考生与本区原有考生公平竞争。然而，还是遏制不住假的。仅2014年，他们就成功清退了1465名“高考移民”。虚假“高考移民”的猖獗程度可见一斑。

　　人口有流动，就会有移民，因此而产生的“高考移民”是一种正常现象。但大规模的“高考移民”绝对谈不上正常，它钻的是国家政策的空子。我国幅员辽阔，各省市区之间不仅发展不平衡，教育水平也存在极大差距，这一客观存在决定高考录取分数线还不可能划一，不能不对偏远地区予以倾斜。因此，同样的高考分数，在此处可能只能读专科，而在彼处却可能就读一本院校。也正是这个“剪刀差”，给了那些有能量的人跃跃欲试的冲动。一旦得手，“高考移民”的性质也就发生了畸变，显见关联的是吏治等一系列问题。内蒙古有关部门发现，相当多的移民家长为邻省的公职人员，许多还是领导干部，他们采取非正常手段迁移户口，通过不正当手段为子女在内蒙古空挂高中学籍。这些“高考移民”一方面在原籍享受优质的高中教育，另一方面又侵占国家分配给内蒙古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这就是非打击不可的了。

　　有意思的是，“高考移民”并非只是当代的产物。我们不是喜欢拿高考和科举类比嘛，而在科举时代，“科举移民”也成了一种现象。比较起来，二者真是何其相似乃尔。稍有差别的是，现在叫“移民”，那时叫“冒籍”，冒充籍贯，不是那儿的人而冒充那儿的人。

　　洪迈《容斋随笔》说，他家藏有一本宋真宗咸平元年（998年）的登科进士名册，他惊奇地发现，该榜50人中除了第9名的刘烨，“余皆贯开封府”。他推测，未必是京城的人水平有多高，很可能是“外方人寄名托籍，以为进取之便耳”，因为京城考生的录取率高。这是很有可能的。吴宗国先生考证，唐朝科举录取比例最高的是长安、同州和华州。长安是京兆，另两处也在今天的陕西境内，属于京兆的辐射范围。这种情况在宋朝想来也是同样。方勺《泊宅编》有一段自白，印证了“科举移民”的存在。方勺是江西考生，但跑到杭州应举，结果给人告发，不让考。方勺就找了杭州知州苏轼，“赖公照怜，得就试”。这就是说，有赖东坡从中斡旋，他的“科举移民”问题才算过关。至于东坡如何操作，史书没有多说两句，成为憾事。

　　对“高考移民”的处理，内蒙古有关部门已经与相关省市纪律检查机关取得联系，明确对涉及公职人员伪造身份的，将严肃查处。而处理“科举移民”，比这要严厉得多。举个极端的例子，万历乙酉科（1585年）查出共有浙江冯诗、章维宁等8名“科举移民”，怎么处理的呢？冯、章二人“枷示顺天府前”。这年冬天偏偏“凛冽倍常”，二人“僵冻几死”，赖同乡沈继山“以乡曲怜之，倍予衣食，得不毙”。而沈继山却为此付出了贬去南京为官、降俸二级的代价。枷满之后，冯、章二人与其他6人“俱发为民，禁锢终身”。本人无意对严刑峻法津津乐道，只是想说，仅内蒙古一地的“高考移民”便如此严重，估计全国范围的治理用常规办法是难以奏效的，套句俗话说需要“加大力度”。

　　“欲求事君，而先欺君乎？”宋人这句话是针对“科举移民”说的，把“君”置换成“国家”或“社会”。那么，始于投机行为而必然导致欺诈行为的“高考移民”，不仅会严重损害高考的公正性，而且想迁来就迁来，想迁回就迁回，也让我们见识了权力的滥用程度，非刹不可。（潮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