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把民主简化成一人一票”?
——与郑永年先生商榷
作者:张镇强 写于 2015-06-12 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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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9日,郑永年先生将他的新作“中国民主应是‘开放的一党制’”发布在博克中国。这是他接受凤凰评论员的一篇访谈录。谈论的民主问题很多很杂,也不那么系统有逻辑。有些观点可取,但很多观点值得讨论,今择要与之商榨。
谈话的第一部分是“不要把民主简化成一人一票”。他说:“我对民主的看法跟别人不一样。从大的类别来分的话,把它分为西方的民主和非西方的民主,或者发达国家的民主和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这个也是可以的”。“我觉得细分很重要,西方都是一个国家一种民主,根本找不到两种一模一样的民主。”然后强调,“现在人们把民主简化成一人一票,一人一票的制度能保证每一个人拿一份,因为政治人物要选票……那么一人一票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福利社会,现在像欧洲像希腊都出现这类问题。”
我要明确指出,在中国,所有反对民主的人都把“一人一票就是民主”这项帽子强加在民主派的头上,作为他们反对民主的最大理由。郑先生就是代表之一。因为一人一票的民主确实会产生很大的负面效果,比如“民主暴玫”、“唯福利主义”等等。郑先生所指欧洲尤其是希腊的唯福利主义确实是一人一票所产生的。近十年,希腊一直处于财政紧张甚至崩溃的边缘,根本原因是因多数选民的支持而上台的左翼政府不愿削减福利开支,宁可借债,也要保持多数民众的好生活好福利水平不下降,而不管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财政承受能力,因为一旦民众的总福利水平下降,左翼执政党就会在下次选举中失去执政机会。
郑先生在谈话的后半部分还说,“好多民主社会没有防止专制的出现,希特勒够专制的吧?他也出来了。”但希特勒正是因为注重德国经济的发展,注重民生的改善,而获得选民的多数支持上台的。二战前夕,德国的GDP和人均收入平水是欧洲国家之冠,这是促成希特勒上台的最重要因素。
问题在于西方民主(应该说普世民主)绝对不只是一人一票选举的问题,而是至少必须包含四个内容:一人一票选举,言论自由,权力分立与相互制衡,独立公正的司法。这四者绝对密不可分,缺一不可。但一人一票选举是第一位的基础性的,没有它,就根本谈不上民主,算不得民主。这应当是所有民主派的观点,至少是笔者的一贯观点。而这又恰恰被那些反民派扭曲割裂成为反民主的理由。郑先生正是典型代表。
要知道,所谓民主,通俗说来,就是全体国民对国家和社会事务当家作主,但又不可能每个人都来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只能由大家来投票选举授权少数人小部分人来代管这些事务。这些人就是所谓社会公仆。这就是一人一票选举的本质含义。也是民主的本质含义。
现代民主发展史证明,没有一人一票的选举,所谓言论自由,权力分立与制衡,司法独立等都得免谈。郑先生所主张的国家的民主发展应该是先法治后民主,实属本末倒置。所有专制国家都讲法治,那里的法律绝对是统治阶级压迫剥削普罗大众的工具,怎么会导致民主呢?共产专制极权国家也实行法治,那种法治绝对是为巩固共产党极权专制统治服务的,而不会产生任何民主。
一人一票选举虽然可能产生“民主暴政”、“唯福利主义”等弊端,但也不是绝对的,它同样可以起抑制左右两派、维护平衡的作用。当“民主暴政”、“唯福利主义”危及整个国家的生存和全体国民的幸福时,国民的心理会发生变化,会抛弃那些左派路线和政党,改变国家发展方向。
英国在二战后由推行社会福利主义的工党执政,造成英国沉重的财政负担,经济停滞倒退,选民不得不把右翼保守党推上台来。保守党推行经济自由化政策,一举扭转英国经济衰退局势。撒切尔夫人上台执政后,更大力推行自由化政策,使英国经济重新繁荣起来,民众生活水平大为提高,促成撒切尔夫人连任三届英国首相。
撒切尔下台后,英国工党在年壮的布莱尔领导下,也实行自由化政策,继续保持了英国的经济繁荣。布莱尔又首创工党领袖连任三届首相奇迹。布莱尔下台后,工党新领袖布朗又实行福利主义政策,结果又被保守党的自由化政策击败。新的保守党首相卡梅伦坚持自由化政策,既促成用公投办法解决苏格的独立问题,又促进英国经济的繁荣稳定,结果保守党又在2015年5月的大选中大获全胜,卡梅伦连任英国首相。这一切不是有力地证明一人一票选举并非只是产生负面效应的坏办法吗?
为了证明民主除了一人一票选举这个基础性前提外,还必须包含言论自由、权力分立与司法独立三要素,我不得不把郑先生所说的“美国为了要民主,把企业家捐给政府的钱合法化……以前美国人讨论是施加限制,但是美国现在讨论,要把企业捐的政治捐款限制取消掉,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来说事。
表面上看,取消美国企业政治捐款的限制,会危及美国的民主制度,使美国富人统治美国和美国的普通民众。但人们不应忽略,如果凭一人一票选举决定美国命运,富人绝对不可能统治美国,统治普罗大众,因为美国的中下层民众越来越占多数,作为非裔美国黑人的奥巴马正是依靠这多数选民的支持而连任两届总统的。而奥巴马上台后必须迎合这多数中下层选民的心理,实行某种福利主义倾向的政策。奥巴马被美国人视为社会主义左派总统也就不足为奇了。
同时,美国是典型的开放型国家,有“世界民族熔炉”之称,每年从世界各地进入的各色移民成千万,这些移民在没有完全归化美国之前,福利主义享受心态严重,支持大政府小社会,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社会事务,搞平均主义,反对私企。如果听任美国社会平均化福利化,那恰恰是美国的停滞之路、变弱之路、溃败之路。所以,美国最高法院下令取消企业的政治捐款限制,正是保证美国政治和社会平衡、不允许出现希腊式的福利主义祸端的有力步骤。这对美国绝对不是如郑所说的“很可怕的一件事。”已经不断有人发出警告:削弱和打败美国的必然是美国的移民政策和社会主义左倾政治风向。这是不无道理的。
正是美国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决证明,民主绝不只是一人一票的选举,民主必须有言论自由、权力分立与制衡和司法独立来配合,才能平衡和制止一权独大,独断专行,导致国家社会失衡,走向极端,如“民主暴政”、“极权专制”。
民主对一个国家的全体国民来说,意味着政治权利和权力的平等化,经济财产的私有化,思想上的自由化、文化上的多元化。它同政治权利的不平等,政治权力的垄断和专制,经济财产的公有化(实为官僚私有化),思想和文化上的一元化等等,绝对背道而驰。所以民主绝不仅仅体现在一人一票的政治权利上,而是体现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所有领域内。比如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只允许一个党领导,只能有一个主义、一个指导思想存在的国家,就绝不可能有民主,而只能是它的对立面——专制独裁。
民主当然不是万能的,人类社会从来没有什么万能的东西。郑先生说,“实际上西方现在很多成功的地方跟民主毫不相关。”这不错。但他又说“像产权跟民主有什么关系呢?一点都没有……西方的福利制,最早开始是德国的俾斯麦时期,俾斯麦是从反民主到权威。”这完全是骗人的话。
民主怎么跟产权没有关系。正如前面所指,产权正是民主的表现形式和实质,没有民主就没有产权,有了产权必然要求民主,民主是产权的保证。连马克思也承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使人类步入一个全新的文明阶段,资本主义早期创造的财富比以前整个人类创造的财富的总和还要多得无法计算。当今世界所有成熟的民主国家都是经济最发达和繁荣,国民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反之,一切公有制而没私有财产权的共产国家,都是经济不发达,国民生活水平低下的国家。中国之所以逞现经济发达,正是它在1978年开始实行部分私有制、搞市场经济的结果。在这以前,她的无任何财产权的公有制已经落到经济彻底崩溃的边缘。三四年饿死三四千万农民。苏联共产帝国之所以垮台,正是因为它实行公有制,没有产权的恶果。一向顽固坚持公有制、无产权的共产主义古巴现在也待不下去了,不得不开始向私有产权方向挪动,向典型的私有制的美国开放,同她恢复外交关系,实行人员互动。
这一切有力地击倒了所谓民主跟产权没有什么关系的谬论。
郑先生还说,“西方的福利制,最早开始是德国的俾斯麦时期,俾斯麦是从反民主到权威。”意思是福利制与民主也没有关系。这真可笑。不错,历史上任何专制独裁者包括中国的历朝皇帝也会对老百姓搞点福利,俾斯麦作为19世纪下半期德意志帝国的君权神授论者和宰相,为了维护德意志的统一和扩大对外侵略,也不得不搞一些收买国内人心的福利措施。但一切专制独裁者搞的福利制同民主社会的福利制有着本质区别:前者是统治者被迫被动对被统治者的临时施舍,以笼络人心;后者是民众自主自觉地对公仆施加压力,对全体民众所实行的长期福利政策。两者不可同日而语。以俾斯麦也搞福利制来证明民主与福利没有什么关系更是荒谬的。
郑先生在“经济和社会改革是中国政改的前提”这一部分中有一个重大问题也值得商榷,但不需要花太多语言了。
郑说:“中国改革要先经济,再社会,再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非常重要,因为只有经济跟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民主才是好的。”理由之一是:人均GDP一千美金的选举,跟人均GDP一万美金的选举完全是两码事情,在前者搞选举,选票可能不值钱,一包香烟、一块肥皂就把选票收买了,到了后者,这些东西就收买不动了。这是对人类摆脱野蛮残酷的专制统治方式,代之以崭新的文明自治方式的污蔑和侮辱。是的,我们并不排除在现代民主国家的选举中有金钱贿选现象,但目前世界190多个国家中已有150多个国家在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他们都在实行金钱贿选吗?非也,不可能!
欧美等发达国家不用说,非洲、拉丁美洲、亚洲等大多数国家,人均GDP达到一万美金的很少,他们不都在搞一人一票的选举吗?除个别国家选举显出某种混乱外,大多数都是平稳进行的。阿富汗是世界上最贫穷国家之一,她的民主选举制又是美国用军事手段击败反动政权建立起来的,今年年初不是成功地自主地举行了首届总统大选吗?未见报道有金钱贿选现象。这一切不是对郑先生的污蔑之词的最有力的驳斥吗?
其实,郑先生的这一观点已经是老掉牙的老生常谈,了无新意,表明他在为反民主寻找论据已经到理屈词穷的地步。
郑先生的所谓“中国政改要先经济,再社会,再政治”的论点也是老掉牙的老生常谈,偏偏凤凰卫视还把它作为名人言论发布,也可见如今中国政治理论水平之低下。
一般来说,“先经济,再社会,再政治”也不能说全错。问题在于在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制度、意识形态和政权下谈改革。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只允许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指导思想存在、肩负着改造整个世界神圣使命的共产主义大国,要进行真正的经济、社会改革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这种改革本身就是要它的命革它的命,它会愿意吗?何况这个统治集团已经有好些特大的利益集团,经济和社会改革就意味着直接损及和剥夺他们的利益,他会干吗?不会反抗吗?在这方面,郑先生不是太天真,就是无知,或可能有意充当某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历史已证明,一般情况下,经济社会的发展会促进政治变革,这是规律,但在某种情势下,过时的反动的政治制度和政权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在这时,政治制度和政权是决定一切的,不进行根本的政治制度改革,社会就不能前进,国家就不会稳定,政权就可能垮台。中国目前的情况就是如此。当前的中国如果希望通过改革,稳步前进,日益强大起来,关健是先进行根本的政治改革,至少将政治、经济、社会同步进行改革。
中国现在的悲剧是,有极少数最高权势人物看不清这一点,或因害怕失去既得的政治经济利益和权势,顽固拒绝政改,企图以发展经济壮大经济改善民生,同时维持一党专政这样的方式来维护和巩固一党专政的体制长期不变。而且他们很迷信这一点,认为可以达到他们的目的。这些人是不到黄河心不死,愚昧可悲!
郑先生的言论正是有意无意地在帮他们的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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