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中华；律师违法为民维权，源于中央官僚主义
近日，在公安部的部署指挥下，经北京、天津、黑龙江、山东、福建等多地公安机关缜密侦查，日前，备受关注的翟岩民、吴淦等人涉嫌严重犯罪案件又有最新进展：公安部部署指挥北京等地公安机关集中行动，摧毁一个以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为平台，自2012年7月以来先后组织策划炒作40余起敏感案事件、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重大犯罪团伙。至此，一个由“维权”律师、推手、“访民”相互勾连、分工精细的涉嫌犯罪团伙浮出水面，其以“维权”“正义”“公益”为名、行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之实、企图达到不可告人目的的种种黑幕也随之揭开。
我不禁要问，为什么“维权”沦为了非法？我认为源于官员官僚，目前人民群众有冤上告到中央也是转回当地查处，这样的信访制度，中央无形中变成了乡匪村霸的保护伞，中央官僚致使乡村官员乡匪村霸有恃无恐，有些地方官员竟说，你别说告到中央，你告到联合国去我也不怕，最后还得转回来当地查处。这也给律师违法维权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果人民有冤有处申，就不会与律师勾结违法维权的。
我认为；中央高层应密切联系群众，畅通民意诉求渠道，当前律师违法维权与与中央官僚主义有很大的关系，目前人民群众有冤上告到中央也是转回当地查处，这样的信访制度，中央无形中变成了乡匪村霸的保护伞，致使乡村官员乡匪村霸有恃无恐，有些地方官员竟说，你别说告到中央，你告到联合国去我也不怕，最后还得转回来当地查处。 我认为；目前的信访制度对中央自身也很不利，中央领导人若看不到听不到人民的状况与一个眼瞎耳聋的人无异，下面人干什么都不知道，就有被架空的危险。现在的中国国家信访局不但当了中转局，还放任各地警察和官员在中国国家信访局门口非法抓捕上访人，你说老百姓到何处说理？在这样的情况，社会的自卫不可避免。这种情形持续久了，很容易引起社会的暴力反抗。再者，这种暴力往往是自发的尤其是在被迫之下的自发，所以也往往是不可预期的和不可控的。
我建议;
1.中央高层官员，特别是中央常委应每月乔装打扮出巡一次，在目前科技这么发达的情况下应该不难办的，只有喑访才能得真情，现在领导出来调研，往往是当地先安排好了，警察清场，警车开道，这样不但得不到真实情况还失去民心。
2.各级党和政府领导人向社会公众公布联系电话，规定每天17点至18点接听人民来电，使有冤屈的人民群众有冤有处诉，如果全国人民都知道国家主席的电话，或国家主席每周能安排一天时间亲自接待人民来访，我敢保证哪一级党和政府都不敢有天高皇帝远的思想，都不敢有官僚主义思想，都不敢不把老百姓的事当回事。都不敢说你告到中央，告到联合国去我也不怕。
3.应该给国家信访局更大的权力。或让信访局把上访案件转交中纪委和监察部与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直接查处，这样才能使人民的冤屈得以彻底解决。也能使各地官员不会有天高皇帝远的思维，及时查处冤假错案，以后来北京上访的人就会越来越少，否则，会越积越多。永远解决不了根本性问题。希望中纪委和监察部与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不要犯官僚主义，不要把案件转回当地查处。要负起责任直接查处，为党解忧为国维稳为民作主。
4.各级党和政府领导人接诉后要直接或派人去查处。也可以成立几个真正有权的巡查组.由中央纪委，监察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组成，不定时不打招呼地到全国各地明查暗访，并有权直接查处各地各类党政官员的违纪犯法案件，此举一能克服各地党政官员天高皇帝远的思想，二能打击地方保护主义，三还能体现中央的权威，这个钦差大臣之制度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从古到今，好多大案要案，冤假错案，大都是钦差大臣出来才得以解决的，巡查组到地方时,要先暗访几天，然后通过各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暂驻地址.电话，方便举报人举报，这样也就是真正人民监督官员。上级监督下级才是真正的监督，在当前不是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下，无权的人民群众怎么去监督官员？人民借中央的权力监督党政干部行为，中央使用人民的力量监督党政干部行为，这才能真正强有力监督地方党政干部的。中央决不能犯官僚主义当中转站，若人手不够，可以多招聘人员。不要以任何借口转交到当地让当地自行查处，如果在当地能得到解决，谁愿意冒着被打断腿，被强奸，被送入精神病院，被拘留、被拦截、被恐吓、被追捕的风险千里条条来北京诉冤。
也许有人认为；国家主席是管国家大事的，也没精力和时间去管老百姓的小事，我认为；往往大事是都是从小事引发的，起初会有大量的工作量，只要能坚持这样的制度，以后就不会出现人民有冤屈的事的，就是出现了，当地党和政府也会及时解决的。
中国国际政法研究院院长陈中华
|
本贴仅代表作者观点，与麻辣社区立场无关。
客户端下载
发表于 2015-7-14 10: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