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经济地位，房子比工资更可靠？

嘤嘤成韵

衡量经济地位，房子比工资更可靠？社会学家倪志伟在1989年提出了著名的市场转型理论。该理论预测，中国经济改革的最终结果是，对于社会而言，市场将逐渐代替政治权力在资源分配中占主导地位；对于个人而言，人力资本将代替政治背景成为决定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要因素。
然而，这一理论被提出来后，受到众多学者的质疑。对倪志伟的反驳往往是基于从实证数据中发现的相反结论，即：政治权力对工资水平的影响并没有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而减小。
宋曦和谢宇指出，这些争论产生的根源可能只是因为衡量资源分配的标准弄错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受平均主义和刻板教条的影响，人们帐面上的工资差距很小。微小的工资差距掩盖了计划经济时代真实的收入不平等——住房面积的差异。
当时的主要资源分配方式并非是帐面上的工资收入，而是具体的实物或服务，其中最具价值的就是公共住房。一个人的住房面积取决于工作单位和他/她本人的行政级别。例如，领导干部住房的官方标准超过90平米，而普通工人家庭的官方标准仅为42平米。这种地位差异是巨大的，尽管他们帐面上的工资差距并不大。
到了1980年代，为了提高经济效率和鼓励劳动力流动，中国开启了住房商品化改革。然而，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住房不平等情况并未改善，只是受益人口的构成情况发生了变化。
两位学者对1988、1955和2002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家庭总收入、受教育年限对家庭住房面积的影响不断增大，而在政府工作和干部身份对家庭住房面积的影响不断减小。因此，该研究似乎为倪志伟的市场转型理论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支持。
但是该研究结论的可推广性值得进一步检验。首先，设计指标的效度有限。“房子”之间的差异并不只反映在家庭住房面积，还包括住房套数和住房价格。其次，时间上，该研究结论暂时只适用于2002年以前。2003年以后房价暴涨，限制了普通人的购房机会，而特权家庭则可以成功投资购房，方式包括利用政治资源获得更多的折扣、更方便的银行贷款、内部消息，甚至是通过卖出之前的公共住房来取得投资资本。最后，空间上，研究数据只覆盖了城市，并未包含农村，因而不一定能反映农村的经济分化情况。
徐贲：很多年轻人并不知道自己是个犬儒主义者
《人物》杂志2015年8月号发布了对学者徐贲的访谈，访谈围绕徐贲的新书《颓废与沉默：透视犬儒文化》展开，针砭当今社会中弥漫的犬儒主义。
徐贲现为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他近年在国内出版的著作多关注公共生活、国民教育、公共文化记忆等领域。
什么是犬儒？在今天社会文化的语境中，徐贲主要指这两种：
第一是，彻底看穿、看透。绝对不相信、不接受，不抱任何改变的希望，也不做任何改变的努力，成为一种虚无主义和绝对的相对主义。
第二是，明知不对，照做不误。难得糊涂。“他们知道自己干的是些什么，但依然坦然为之。”
犬儒文化从何而来？徐贲认为除了现实的成因，也延续了历史和民族心理的多种负面因素。像“难得糊涂”可以说是最具国粹特色的犬儒主义。老庄哲学和各种“隐逸”理论也是一种典型的中国犬儒主义因素。中国的传统“智慧”中有不少这样的东西，如“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逢人却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类处世哲学不断在新的环境下翻陈出新，变成提倡在商言商、学术专门化，鄙视“臭公知”等等。他认为这些都是犬儒主义的表现。
但他并非指中国的传统价值观没有可用之处，问题在于：以前的东西不管多么有用，它不能转化为现代的观念或者价值。徐贲以《弟子规》为例。“《弟子规》培养出来的是臣民，我们现在要培养的是公民。”
犬儒主义在网络上表现得非常充分。徐贲注意到，现在网上的评论几乎离开嘲讽就没法进行，讽刺、挖苦、打油诗。“他否定你是非常在行的，可以把你说得一无是处，但是他要说什么呢，他的正面看法是什么呢，没有的，网上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个东西。”这也是他为何要写这本书的原因，“因为很多年轻人并不知道自己是个犬儒主义者”。
徐贲始终认为，人生活在这世界上不能什么都不相信，什么人都怀疑。莎士比亚说：爱所有的人，信任几个人，不要对不起任何人（Love all, trust a few, do wrong to none）。他认为其中“信任几个人”是最难的，因为人生中最难的事情之一便是只信任值得信任的人。正因为难，信任本身才是如此珍贵，而不是像犬儒主义所认为的那样毫无意义。
“犬儒主义的特征是不拒绝的理解、不反抗的清醒、不认同的接受，都是不能有能动的行动。”因此，犬儒主义者始终处于一种莫名的不安与焦虑之中，在慢性的不幸福中艰难度日。
徐贲表示，他剖析犬儒主义，并不是要谴责它，也不是把它看成是一个疾病来诊疗它。犬儒是一种弱者的反抗，它也是一种生存之道。但是要让这些人知道，用这种方式保护不了你自己，而且越是用这种方法，你越是容易被人伤害。“你连展望、抵抗、希望的能力都丧失了，那你怎么活下去呢。”
那么，出路在哪儿？他提到了社会文化的改善等，包括重视社会文化中的信仰缺失、信任危机和普遍存在的犬儒主义影响。以及理性和心智的启蒙，和他多年来一直强调的公共说理。
汪晖如何看侯孝贤？“政治的诗学，诗学的政治”
8月27日，《刺客聂隐娘》上映，这是68岁的台湾导演侯孝贤第一部在内地公映的电影。
微信公号“活字文化”当天发布了汪晖的一篇文章，《艺术地政治，政治地艺术》，描述他第一次观看侯孝贤的《悲情城市》所感受到的震动。汪晖那次观影是在1980年代末。之前，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第五代导演崛起，“雕塑般的造型、标志性的长镜头、象征性的场景，日常性被省略至于无。这是对现代电影叙事、尤其是对主流现实主义叙事的颠覆，但短短几年，这种由形式创新传达的激情已消耗殆尽”。到八十年代末，除了第五代自身的变形和转化之外，还没有任何影片提供新的范式。
侯孝贤就在一个艺术与政治均面临重大转变的时刻出现了。在汪晖的印象中，侯孝贤的《悲情城市》举重若轻，用一个个不 多加解释的日常生活片段展开叙事，具体地烘托出了抗战结束到国民党政府迁台前的台湾历史氛围。那是一个暴力的时代，但暴力本身并没有被戏剧化，也并未被置于情节的中心，却像无所不在的幽灵一样，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之中。
文中写道：“舒缓而饱含张力、写实而充满内蕴、像古典散文一般简洁又凝聚着深沉的历史感，这种巨大的叙事力量将童年往事、历史悲情与政治历史交织在一起。这是政治的诗学，也是诗学的政治。”
这篇九年前的旧作，是汪晖主政《读书》期间的一篇编辑手记。但其中的思考视角如今读来并不过时。
他敏锐地指出，八十年代中国电影的创新集中在形式的探求上，以晦涩、抽象和高度形式感的造型突出历史的深沉和凝重，显示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激情。但在好莱坞化日渐成为潮流之际，那种集中在摄影风格之上的形式创新逐渐地沦为商业性的标记：伴随着一代人逐渐成为市场社会的“驯服工具”，八十年代电影的政治性如今近 于彻底地消失了。“当代中国电影的命运不是孤立的，作为当代最杰出的导演之一，侯孝贤的艺术探求也面临相似的困境。在台湾的政治生态和国际化的艺术市场的双重压力之下，如今我们在台湾已经很难看到侯孝贤的电影了。”
直到今天，状况未见好转。从国家政策到市场主义，仍然到处都是艺术探索的陷阱。然而，正如汪晖认为的，如果将艺术生命的枯萎仅仅归咎于市场或国家等等宏观要素，而不去思考当代艺术和思想本身的危机，也就不可能找到新的道路和可能性。在同样的氛围和语境中，不同的艺术家能够产生出不同的艺术实践，这一简单的事实也表明艺术家的能动性是多么重要。侯孝贤筹备近十年拍出的《刺客聂隐娘》，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