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当局有忏悔而无诚意，轻我之心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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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当局有忏悔而无诚意，轻我之心源远流长。晚清内乱不止，兄弟阋墙，方有外辱。此外，也不能忘记清末民初革命领袖革命至上，曾对日本觊觎东北有过不正常许诺。国之新立，中国成大国中穷国，徒有虚势；邓公改革，中国成穷国中大国，国势扭转，外人又生戒我之意，所谓“中国威胁论”。戒我者有二：一曰民族利益，二曰制度理念。不能放弃前者，亦不能以前者遮蔽后者，误导民众。中国承诺永不使用核武，中国承诺做负责任大国，中国还承诺加入联合国经济、政治、文化乃至人权诸多公约，所有这些皆为改善之举，有利于和平发展，有利于改变国际形象，万不可因一二狂人蛮语，前功尽弃。二战之前日本有文官政府，亦有议会民主、新闻自由，毁自武人跋扈，毁自二·二六政变。日本至今尚留教科书问题，中国当应追究。

反诸于己，中国也有改革余地：青年教育中有悖人道、有悖民主、有悖史实处尚存，应汰洗陈年暴语，建立公民教育。现代大国的基础，第一在制度，第二在公民。有制度有公民，国力日增为和平之力，不必言“永不称霸”，世人当以民主国、文明国待我；无制度无公民，国力日增徒为蛮力，信誓旦旦无人信，既为本国祸，亦为各国厌，最终得而复失，一朝倾覆。即此而言，敌国之鉴亦为我之鉴：战前德、日也曾由弱转强，一旦转强，立刻坠入战争之深渊；战后经民主改革，洗心革面二度崛起，相邻者虽为战胜国，瞠目其后而不可及。我为战胜，当可一庆再庆，敌为战败，为何一兴再兴？可以欢庆的是战胜史，值得深思的则是战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