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奴是民取决于突变的两个制度

一树幽花

　　有人总会找民族劣根性大说特说，说中国人天生奴性，这样的人不会有文明，也不配享有文明国度的阳光。中国的老百姓好象长满脓疮，找遍全身都看不到一块好肉。鲁迅也时常透出厌恶来，他客气地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似乎中国几千来周而复始的专制，都是百姓奴性造成的。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拿孔教说理，要通过东西方的历史对比，才能看到真相。

　　中国的百姓为何几千年来都被严管，除了“尧舜让位”的原始社会，从来没有闻到一点民主的味道？为什么中国跟西方世界有这么大的差别，多少战争和朝代更替都不以争取民权为目的，难道这是因为民族劣根性的迟钝造成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先看一下西方。古希腊有元老院，雅典崇尚民主政治；公前700多年的古罗马也有“元老院”，元老院由100个最有名望的人组成，随时讨论国事，平民还可以选出保护自己利益的“保民官”；公元前451年，古罗马制定了包括刑法和民法的《十二铜表法》，以限制贵族滥用职权，公元前326年又制定了《波提利阿法案》，使平民以贵族有了当任国家公职的平等机会。恺撒时期，元老院的人数增加到900名，还有公民大会，各种官职选举按时举行。恺撒大帝要想得到更大的权力得跟元老院斗争一番，皇权需要得到元老院的支持。这样的制度影响了整个欧洲，它与现在的议会制是有血源关系的，议会制度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新鲜事物，而是经过几千年演变而来的。在欧洲史中，皇权一直被这样的制度限制着，甚至在消弱。

　　第二个限制皇权的是教会制度。教权和皇权一直都在为权利而合作或斗争。中世纪的罗马帝国，大主教给国王加冕的典礼非常盛大。公元500多年的东罗马查士丁尼皇帝统治时期，制定了保护教会利益的《查士丁尼法典》，又叫《民法大全》；“欧洲之父”的查理大帝被人们称赞为“教士国王”。1258年英国制定的《自由大宪章》，就是教权与皇权斗争的结果，大宪章要国王尊重司法，接爱法律限制，不得随意征收协助金和盾牌钱。《大宪章》还规定推选25名男爵组成委员会，随时开会，可以否决国王命令。这就是君主立宪制度的基础。教会的存在，对皇权专制的膨胀起到了巨大的抑制作用。

　　在欧洲无论国家如何征战、变迁，议会制度和教会制度，一直延续着，继承着。这两个制度的限制，使王权专制无法像中国一样越来越强大，相反被消弱了。逐步形成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就是被消弱的典型。而这两个制度，争取的是百姓的权利，至少是平民的权利，形成的各种法案就是要保护百姓的权利不受专制侵害，而宗教的教义宣扬的是兄弟姐妹般平等的关系。这些都体现出了追求自由平等的精神。这一切跟欧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建立现代自由、民主、文明的制度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却没有形成这两个与皇权抗衡的制度，只有强大的专制压迫，百姓对自由、民主这些东西自然是迟钝的。

　　在中国，“尧舜让位”这样的原始集体议事制度，进入奴隶社会后，没有发展出一个中国元老院；盛行的儒教是服务专制的奴仆，四大皆空的佛教是远离政治的，中国没有形成与皇权抗衡的宗教。在中国无数次的改朝换代中，专制制度被保留，而且每个新王朝的建立会更加强化专制，因为统治者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永保江山。专制如此周而复始，自由民主的法治根本没有一点点萌发的空间。直至19世纪，西方枪炮打开大门，众多中国人才知道国家居然没有皇帝也能存在。欧洲有征战，但每一个新王朝的建立，都保持着议会和教会这样的制度，皇权受到制约。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除君主立宪的国家王室被象征性地保留下来以外，皇权都消灭了，教会制度消弱了，但类似元老院的议会制度，被推到了最高的政治位置，平民百姓拥有的权利越来越大，因此才有了今天的民主政治。

　　有人会说，人家古时以来就有议会这样的制度，不就是百姓争取的结果吗？中国没有，同样说明民族劣根性。这要分析中国的特殊性。说得更古代一点，中国这块东方土地相对封闭，而且除新疆这些地方以外，生活在东西南北的民族，大部分是从黄河和长江流域，经过几千年的迁徙散布出去的。他们联系密切，所以，难免发生部落之间的互相争斗。而部落要生存下来，只能通过不断壮大自己来并吞其它部落，也就是部落想独善其身地在一个领地平静地生活，这是不可能的，除非远离这块土地。这样的壮大必须通过强化专制集权来实现，只有壮大自己、征服对方，才可能生存下来。到了奴隶社会时期同样如此。夏、商、周时大小诸侯国林立，周武王时有800多个诸侯国，这些国家一不小心，便从称臣的小国，变成强盛的大国。夏、商、周的更替就是，商变强大消灭了夏，周强大起来消灭了商——各个小国都是通过强大统治机构和军队，来征服对方，或防止被征服。进入封建社会后，秦国最后蚕食六国，不就是远古的部落不断征服的再现吗？而今后封建王朝的统治，就是不断强化对百姓的专制，而且是通过王朝更换，周而复始地进一步强化。这样的历史，只有物质越来越文明。

　　也就是在特殊地域中，不断征服和被征服，让中国这块土地上形成了强化专制的历史，而不是消弱皇权的历史。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就是一个加强专制统治的演变过程，这样的演变无法形成保护百姓权利的议会制度，因为这样的制度会消弱专制。对欧洲来说，其历史是一个与皇权争夺权利的漫长历程。皇权无法更加专制，就是因为有议会制和教会制的制约。中国没有这两个制度。没有这两个制度制约专制，长期受到专制压迫的中国百姓，自然更奴性一些，相反，形成了百姓对权力的依赖和信仰。

　　而在欧洲除了希腊和罗马的文明，进入了中世纪之前，英、法、德等所有欧洲地区，生活着的几乎是穿着兽皮的野蛮人，中国却已经进入到相当文明的汉唐时期。也就是说，整个欧洲在中世纪之前是相对平静的，没有诸多国林立的争斗，只有飞奔打猎的野人——没有更多的征战，就不需要像中国这样的强大专制。但更重要的是，欧洲完全受到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的影响，特别是教宗的影响更不用说，罗马教皇的权力能到达欧洲任何一个角落。亚力山大每征服一个国家，便按古希腊的模式建起新的城市。进入中世纪后，英、法、德这地方建立王朝时，自然就有了基本相同的王权政治制度，也有民主议会制。各国的王权同样受到宗教和会议的限制。再说，民族劣根性的说教者，无法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形成能制约王权的教会制度，怪罪于奴性显然没有说服力。而在西方，宗教却是限制王权的重要力量之一。中国就算有宗教也是强化专制的，而不是限制王权的，比如皇权神授的“天子宗教”和儒教。

　　我还想强调的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是两个不同的地域形成的文明，西方的原始民主可以发展成会议制度，西方的鬼神原始宗教可以发展成教会制度，也许是人类发展过程中一个小小的基因突变，不同的突变形成了两种不同的道路。这种突变导致的结果，如何能说民族劣根性的原因？也就是怪民族劣根性，还不如说是一个偶然的不同变化，形成两种不同的王朝发展史；不同王朝制度的教化、压迫，逐步形成不同的民族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