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转身的官僚体系

清风yl

       人们往往喜欢用一套相对纯粹的经济学语言来描述经济过程，比如劳动力，土地，资本等市场要素，市场竞争和监管机制，就业，GDP和汇率等经济指标，这种叙述方式和叙述逻辑无疑是必要的，对于我们理解经济运行是有价值的，但作为一个依旧处在转型过程中的经济体，这种叙述逻辑是不完整的。要获得关于中国经济更深刻和全面的理解，还必须考察和经济过程相关的社会和政治结构－这几乎是一个没有止尽的任务，本文只能简要的探讨下官僚体制和当下纷繁复杂的经济活动的关联。


       现代社会离不开官僚体系，官僚体系以其专业化，科层化和资源掌控能力，展开相对应的政策行动，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相比较而言，由于缺乏制约，中国官僚体系享有更广泛的权力，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以致根据某些政治类型学，中国当下接近于官僚威权体制。对于经济活动而言，官僚体制制定经济政策，监管市场运行，影响资源配置方式－他们也常常扭曲市场过程。

       从和经济活动的互动过程来概括，中国官僚体系呈现出秩序渴求，能动主义，利益结构和择机行为等典型特征。

       秩序渴求－正如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其对官僚体制的经典论述中提到的，对秩序的渴求是官僚体系普遍倾向，这是官僚体系作为一种管理体系产生的初衷，也是其基本的功能结构。中国经济虽然经过几十年的演变，自由度已经大为提升，但官僚体系的秩序渴求仍然深深的体现在现实经济情境中，经济周期性波动，资本市场和金融领域的异动，以及经济创新等往往都会和官僚逻辑对秩序的偏好发生冲突。推动大规模的财政刺激和宽松货币政策就是试图熨平经济周期，反应了官僚体制对稳定的经济秩序的渴求。2015年6月份以来对资本市场加强监管以及8月份央行对人民币汇率的操作，起点都是出于官僚体系对市场失控的担忧。官僚体制对各种创新往往充满不信任甚至是敌意，类似滴滴，优步等打车软件的出现，顶着创新的名义，但由于和官僚体系有着天然的逻辑冲突，因此一开始往往只能在夹缝中生长，等到规模和影响力达到相当大，才能避免被官僚体系扼杀的命运。从国际视野对比而言，像德国和日本这样传统上有着强大的官僚体制的国家，在创新能力上往往无法和美国同日而语。

       能动主义－官僚体系通常有保守的防御型倾向，但是中国特色的官僚架构设置，尤其是官员绩效考核制度塑造了一种独特的竞争态势，使得官僚体系在经济发展领域有巨大动力，经济学家张五常甚至一度认为县域竞争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秘密，对此论断或许存有争议，但全国各地各种形式的开发区，招商引资活动，甚至激烈的由政府主导的拆迁运动，都表明地方政府以经济发展为己任的能动主义。短期而言，这种能动主义有利于经济活动的激活，但中长期而言，无论从市场交易的公正，资源配置效率来看，官僚体系的能动主义都扮演了一个负面角色，并对其他市场主体形成了严重的挤压。

       利益结构－和上述官僚能动主义相一致的是利益分享机制，除了获得正常薪酬，官僚体系往往能从经济发展成果中切取一块蛋糕，普遍的腐败现象就是这种利益结构的表征，官僚体制失去了政治伦理的约束。官僚体系通过相互游说，通过获取财政资源或者金融资源，给管辖地带来项目，财政收入，就业，以及政治收益。官僚体系的这种激励机制是对市场机制的扭曲或者替代，会偏离市场目标，降低经济效率。

       择机行为－官僚体制可以凭借他们的专业训练以及共同语言提高联合能力，利用信息不对称和能力不对称，获得某种博弈优势，在公共政策的遴选和落实方面展现出机会主义的择机行为。官僚体系对政策缘起，对公共议程设定，以及对政策后果的跟进和落实，都是一个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如果官僚体系的角色没有得到恰当定位和规训，  那么以公共利益为代价的择机行为是不可避免的。

       这种择机选择既是人性的反映，也是制度设计跟不上时代需求的产物。

       社会学家罗伯特.马顿  在其发表于1940年的”官僚制的结构与特性“的论文中，曾经提出官僚制反作用的概念，他认为官僚结构中，各构成要素的紧张，矛盾和龌蹉的可能带来反作用，非预期后果就是官僚体制反作用的一个类型。在中国当下经济情境中，官僚体制的这种反作用现象相当常见，在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中，很多基础设置投资最后都变成严重过剩，但是即使如此，以刺激经济发展为名，很多错位的投资行为还在不断重复发生，因为这符合官僚体系的运行逻辑，也隐藏着很多利益结构。

       上述概括的官僚体制诸多特征，都中表明官僚体系的庞大臃肿，对市场活动的深度影响，公众和决策层对此其实都有明确感知，因此才会有汹涌的舆论责难，才会有各种形式的对官僚体系的约束努力。某种意义上，过去两三年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反映的也是决策层整肃官僚体制，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意愿。根据一般观察，反腐整肃运动展开以来，官僚体系的利益结构有所松动，腐败行为的确大幅度减少，相应的官僚体制能动主义也同样减少，但官僚体制的秩序渴求更为强烈，择机行为趋势大为增长，面对不利于自身利益的公共情境，官僚体系以懈怠，懒政，惰政，不作为等等方式来选择性执行，来规避来自公众和高层的压力。官僚体系的这种特质以及结构化角色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

       上述描述或许过于抽象和单调，我们不妨以一个具体政策例子来分析。无论从学术研究，大众舆论和经济逻辑而言，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彻底失去合理性，计划生育政策唯一的合理性就是官僚体系的利益，对官僚体系而言，这意味着几十万的职位以及对应的财政预算。由于牵涉如此之深，因此在这个政策上的攻防成为观察官僚体系和决策层和公众之间博弈能力的动态窗口。一个细节是，在决策层已经做出单独二胎的政策改变之后，各省级地方政府依旧扯皮很久，才陆续推出相应的具体落实措施。而在舆论多次倡导废除计划生育政策之际，计生委系统总是出场强势发声，为既有政策的合理性进行辩解，像计划生育这样具有紧迫性和灾难性后果的公共议题，依然无法成为优先处置的公共政策，充分说明了推动变革的困境，推而广之，这也是中国经济日渐失去活力的重要肇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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矂坛子

不是吃货的品味太差，而是厨师的水平不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