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传播很艰难
老成都曾经是中国西医的发源地之一。而老成都人从不了解西医、惧怕西医到主动求医问药,再到老成都涌现出一大批西医专家,都与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思想解放分不开。
民俗学家刘孝昌说,新文化运动为西医走进成都,以及宣传推广,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最早将西医传入成都的是来自英、美、加等国的西方教会。西医传入成都,不仅改变了成都人就医的观念,还培养了成都人良好的卫生习惯。
1890年,卫斯理会邀请美以美会前华中教区的拓荒者赫斐秋与妻子陪同何忠义夫妇,启尔德夫妇,史蒂文森夫妇来华传教行医。1892年,启尔德在四圣祠北街12号开始建立成都仁济医院,同来的美以美会的甘来德也到成都定居,开药房。1919年,甘来德回美国募捐,得到的8万美元经费,全部投入修建医科大楼。1929年,甘来德回家休假,由五官科医生毕德生改立为耳鼻喉专科医院。1896年,启尔德的第二任妻子启希贤在惜字宫开设仁济女医院。
刘孝昌说,最初,老成都人还残留着许多治病的土办法。“比如娃娃生病了,便说是有鬼来缠。让娃娃穿着棉袄,后面拖一条鞭炮。点燃后,让孩子满院子跑,意为鞭炮的响声能把鬼吓走。”在土办法大行其道的年代,刘孝昌说,老成都人最初十分惧怕西医,因为不了解。
刘孝昌介绍,在他的童年时期,依然听见许多关于西医的传言。“大家私下里都在传,嗨呀,你看那个洋医生好奇怪。只喝鸡汤,不吃鸡肉。把牛奶挤在玻璃盅盅头,直接喝了,好野蛮哦。”而西医治病的方式,尤其是需要解剖和做手术,更是让不了解的老成都人大为惊骇。“当时传说华西坝钟楼下流出的水是洗尸的水,因为当时在此处有个解剖室。而做手术更是被当时人称为是‘割成块块’,传说割完了的人骨架还要放在医院里摆起。”这些西医院总是门可罗雀。启尔德很是忧心,雇佣了一群人穿着白衣,瞧着小锣,脸盆,沿街叫喊:“来看病哦,来仁济医院看病哦。”仍不见起色。现代医学入成都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使老成都人的思想为之一新。“特别是年轻人,从思想解放开始,到更倾向于现代社会的生活卫生习惯。尤其是西医的疗效,也让越来越多的各阶层老成都人,从心里接受西医。”1905年,启尔德将省政府1500两黄金补助全部用于修建一座四层高的医院大楼,为仁济医院大楼。1907年建成,在1913年正式开业。有病床120张,设内外科,皮肤病等科目。同时,仁济医院还引进了当时许多先进的技术诊断。在1937年抗战前夕,仁济医院不仅有了X光机,还有冰箱、显微镜、医学实验室等先进设备。“当时的仁济医院是四川最大,也是医术最好的西医医院。并且针对不同的病人采用不同的价格。有钱人的收费高,贫困人减甚至免。因此,仁济医院声名鹊起,成千上万的人在仁济医院的医生手上诞生,也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仁济医院康复。”
当时的仁济医院也是华西医科大学的教学医院之一。而在1910年3月华西大学正式开学时,学生仅有11个,开设文理两科。1914年设医科,1917年设牙科。1918年,华西大学成为医科。牙科为主,文理并重的综合大学,同时并设中小学。而仁济、存仁等大医院都是其教学医院。抗战爆发后,华西医科大学组成的医疗队组,参加抗战。1938年,随着抗战的深入,成都成为当时中国西医的核心,各方名医聚集成都。“齐鲁大学医学院、中央大学医学院和华西医科大学在成都成立联合医院,仁济医院为主体,启尔德的儿子启真道为院长,也是联合医院的总院长。名医戚寿南为存仁医院院长,而一代名医吴阶丰也在仁济医院操刀。1946年,仁济医院改为慢性病医院,医护人员以及设备,甚至连同病人转入华西医科大学。医学翘楚走出去
从华西医科大学走出了不少中国现代医学的翘楚,比如杨嘉良为仁济医院第四任院长。陈序宾与杜顺德则是杰出西医儿科专家。“当时的老成都有成千上万的新生儿由于感染新生儿破伤风而早夭。后来随着西医的推广,成都人逐渐知道不能用锈剪刀剪新生儿的脐带,要买把新剪子,在开水里煮过,蒸笼蒸过才能使用。”除此之外,还有中国口腔第一博士黄天启,全国传染病专家曹钟梁与妇科专家乐以成。
“当时人称,北边有个林巧稚,南边有个乐以成。”刘孝昌说,乐以成对病人极其耐心,无论病人多晚登门,她都耐心接待。同时,老成都还开办了第一所私立医院,肖氏兄弟医院。院长肖露加是当时学习西医的佼佼者。“肖先生不但医术高明,医德也很崇高。十分体恤病人的疾苦。达官贵人来了金条子照样收。贫苦人来了,不仅减免药费,甚至还送药送米。”
刘孝昌说,成都是中国西医的摇篮之一。凭借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抗日救国的浪潮,不仅拯救了数千万人的生命,还从思想和生活上影响了数代人。
华西都市报记者 袁慧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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