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二十块，带你进厦门大学——中国大学距离一流有多远

不当公务员

作者：贾葭

2015年11月5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这一天——的中午，我按原定旅行日程来到厦门大学参观。厦门大学是创立于1921年的一所国内一流大学，一直号称“南方之强”，校园据山望海，秀美无比，民国以来就是中国南方的人文荟萃之地。厦大也早就跻身官方订立的“985工程”及“211工程”。

我通常在旅行时，一定会去当地的大学参观游赏，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因为一地之大学，相当程度代表一地之人文涵养及文化底蕴。我记得1995年在一本学生杂志上看到厦大的介绍，歆羨之余，便想以后一定要去看看。我的朋友中也有好几个毕业于厦大，也听过看过不少厦大的掌故轶闻。谁料，当我抱着欣喜之情站在厦大门口时，却被拒之门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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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块，跟我来】

原来厦门大学在工作日限制外部人员参观人数，在下午17时半之前，只能在12时与14时之间放入1000人入内参观，凭身份证刷证入校，其中大南校门700人，群贤门300人。我到的时候大约12时许，大南校门700人名额却已用完，门口聚集了一大堆天南海北到此的游人，大家纷纷批评这种限流政策，却又无可奈何。保安摆出一副公事公办无能为力的表情跟我说，只能晚上再来。

正在此时，一个约莫40多岁的妇人，趋前低声语我：“给我20块，带你进校门。”我先是愣了一下，心下却在冷笑：原来进大学校门都变成一门生意了，搞教育产业化还真是无孔不入。我遂答道，二十块太贵了，能否便宜些？她说，十块可以，但不能走校门进入，要爬梯子。我回说，那是翻墙进去吗？她神秘的点点头：很容易的，就三个梯级。陪我的当地朋友知我进校心切，就打算给钱了。而保安就站在我们边上熟视无睹。

旁边一对约六十多岁的老先生、老太太，也凑前来说：四十块带我们四个人走校门进去行不行？妇人一脸难办的样子说，四十不行，只能带你们翻墙了。我开始对“翻墙”这个行为感兴趣，也想看看这个走法，就附和说，我们愿意十块翻墙走。那两位老者遂说，我们一起吧。于是我们四人跟着妇人走到大南校门二十米开外的公交站牌后面，看到一排铁艺栅栏。我回头看看，几个保安也看得到我们。

不知何时，有个二十来岁的姑娘出现了，她扛了一个铝合金人字梯，一边架在栅栏内侧，一边架在外侧，转头说，翻过去就是厦门大学了！我差点笑场，说，这么简单啊？于是我们鱼贯翻墙而入。妇人在栅栏外说，走左手就是校园。我一边翻梯子一边在想，我去过几百所国内外的大学，这是第一次以“非法”手段翻墙进入一所大学——一所中国一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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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去后，面前是一个正在建设的办公楼，后门大开。我们以为从前门可以出去，于是穿过遍地是钢筋、水泥、管材的过道和大厅，结果五六个出口都从外面锁起来了。我们一边走一边聊天，两位老者是亲兄妹，安徽人，从不同的地方赶来厦门见面，均已六十开外，在暗无天日的楼道里走得满头大汗。我让他们别动，我找了好几个门，均无法打开。我只好先让他们到外面。最后，我们在楼外找了好久，又爬了一次较高的一截台阶和矮墙，才从一条窄胡同进入校园，总共费时二十多分钟。大家挥汗如雨地告别，颇有依依不舍之态，像一起战斗多年的战友要复员。

故事并未结束。我立即给上世纪八十年代负笈厦门大学的朋友李朝晖发微信，向他吐槽此事，并恶心他说：母校虽然以你为荣，你一定要以母校为耻。李先生一向自诩“老子是吓（厦）大的”。他回复我说，八十年代，厦大并无围墙，二十四小时随便出入，也无门禁。那个时代的大学，已是绝唱——既已进去，随便看看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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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证的大学想一流？别逗了】

好，厦大的故事讲完了，但这并非孤立事件。几年前我去北京大学邱德拔体育馆打羽毛球，在北大东门被强行要求登记身份证。后来我就再也不去北大打球了，清华是不要登记的，那就去清华打球好了。我极其反对大学凭证登记进入，我坚定地认为这种所谓的管理严重违背了大学精神，是对大学的戕害——虽然也被戕害得差不多了。

且不论国立大学乃是“全民所有”，这论证起来略费事，而是仅仅因为是“大学”，就应该对公众开放。或者说，开放，就是“大学”的应有之义。大学不是监狱，不是军事基地，不是私人宅邸，大学的属性之中就包括了“公共性”与“开放性”。具备这样的属性，才配称之为“大学”，“开放”是一个大学最为根本的姿态与精神。

而我们的许多大学，围墙高耸，门禁森严，学生教师出入查证，校外人员要么不让进，要么登记身份证。这种类似集中营的管理模式始自北京的非典期间的封校，后来当作常态被继承下来。我当然知道，一些著名高校尤其是风景优美的高校比如北大、武大、厦大这样的，校外人员把校园当公园，给学校的管理乃至教学带来了一定困扰，但真的只有限流登记这种管理手段吗？

这种问题并非中国的大学独有。哈佛、牛津、斯坦福、普林斯顿这些世界一流高校，照样游人如织，照样有旅行团将其作为景点，可是为什么它们这些学校没有封校呢？如果他们也要登记护照、身份证，想想看，会有什么后果？我想最大的后果就是承担“有损大学开放精神”的指责。而这些学校，是把维护大学精神当作极为重要的原则。

远的不说，近在眼前的香港，大学校园是完全没有围墙的，不过只是有个象征性的大门，比如香港大学在般咸道的正门，就是一个石头牌坊。中文大学在大埔路上的正门，就是一方石刻和两根柱子，都没有设置保安或者是拒马一样的隔离装置。值得称道的是，地铁出口均修在大学校园之内，港大出口乘电梯上楼就是校园，中文大学出了地铁口就是操场。市民可以随意出入大学。我在港大边上居住的时候，还经常在学校食堂吃饭。这在大陆高校是不可想象的。

北京的地铁四号线上，人大以及北大的地铁出口离校门有相当距离。其实在设计之时，完全可以更人性化，把地铁出口设置在校园里面。我以为这是一种管理上的不自信和粗放，比如涉及维护等问题，地铁公司和大学可能都认为这是一种麻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怎么不方便就怎么来好了。但这其中，有着“闭门办大学”的长期误区。

作为大学来说，不仅是文明传承的载体，也需要给社会各界提供复杂问题的解决方案。可是，连游客与市民的参观游览这种小问题都不能解决，连地铁出口入校这种方案都拿不出来，我们还能指望大学干什么呢？一间有围墙的大学，一间出入要查证件的大学，是没有希望成为一流大学的。我们的大学常常以为开放是对外国的，无非是搞几个跨国联合项目或者是研究中心之类，殊不知，开放首先是对周围的人开放。

再比如，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乃至全港高校的图书馆，都是对市民开放借阅的。只要有公共图书馆系统的借书卡，甚至可以网上预约调取图书到最近的社区图书馆，再拿回家看。这种开放举措，我不知道大陆有几家大学可以做到，但我有相反的经验。几年前因为查阅一种希见资料，只有北大图书馆有，但北大图书馆明确告知只有博士以上的校内人员才能借阅。这本质上是对知识的一种垄断。

那个时候我还能进入北大图书馆问询，而现在，假如我没有带身份证，我连图书馆都看不见。这已经不是对知识的垄断了，而是对公共资源的垄断。记得某年南理工大学的二月兰惨遭蜂拥而至的游客践踏，但校方坚决认为不能对社会公众收大学门票，而是组织了志愿者来宣传疏导，收效亦佳。

拿厦大来说，为什么八十年代可以不设门禁，而现在却限流，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种限流的效果也极为有限——保安熟视无睹，游客照样可以翻墙或者走大门进去，那么这个政策的执行是无力的，形同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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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原标题《给我二十块，带你进厦门大学——兼论中国大学距离一流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