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已经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人权守望、阿拉伯作家联盟、阿拉伯人权资讯网络都呼吁利雅德当局释放法雅德。国际笔会更是全力声援、积极营救,已经有200多位作家签署请愿书,包括叙利亚著名诗人阿多尼斯(Adonis)、英国桂冠诗人杜菲(Carol Ann Duffy )、爱尔兰艾略特奖获奖诗人莫尔顿(Paul Muldoon)。”
某种程度上,沙特阿拉伯不过是一个建国成功、有钱也有国际地位的ISIS,或者说ISIS不过是一个尚未能“合法”杀戮异己的政权,它们铲除思想异见者的做法也和历史上别的独裁权力没什么不同。
本文无意探讨世俗阿拉伯律法,倒是从法雅德的获罪经过当中,又再看到我们熟悉的一个字眼:举报,并且悲哀于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无权平民依然对依附权力倾轧同类乐此不疲。而只要举报邻人这一恶习存在,人类就依然可能生存在极权时代。 据报道,沙特宗教警察“促进道德防范罪恶委员会”2013年8月在南部城市艾卜哈的一家餐厅逮捕法雅德,原因是有人举报法雅德的言论亵渎真主与先知穆罕默德,并且散播自己鼓吹无神论、反对宗教信仰的一本书。法雅德被拘留一天之后获释,但是2014年1月1日再度入狱。沙特检察官以多项亵渎、散播无神论、违反教义、男女关系不检的罪名将他起诉。
2014年2月到5月间,法雅德6度出庭,请来3位证人证明他并未发表任何亵渎言论,强调自己的作品《内在的指引》(Instructions Within)是一部情诗集,创作时根本无意侮辱宗教,而且是2008年在黎巴嫩出版,不曾在沙国发行。即便如此,今年他依然被判决死刑。 法雅德是一位有国际知名度的前卫诗人,曾经在威尼斯策展,网上可以找到一条关于他组织的艺术展览的短片,不少涉及对阿拉伯传统文化的再创作。在餐厅里举报他的人,估计也是能接触沙特阿拉伯前卫文化圈的人,这一举报配合执法者的无限上纲,无非想要给意图解放思想的部分阿拉伯知识分子、艺术家杀鸡儆猴的一击。
我首先想起的是,在大约八十年前的苏联也发生过非常相似的一幕。1930年,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因为写作讽刺斯大林的诗,被听到他朗诵的人举报而获罪。著名的《曼德尔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开篇就是那一个“五月之夜”,曼德尔施塔姆一家突遭秘密警察搜查的场景。一个翻译家被派作内应,前往夜访曼德尔施塔姆,以拖延时间,一番抄家之后曼德尔施塔姆被带走了,不久又是一番抄家,曼德尔施塔姆夫人娜杰日达压根不知道丈夫所犯何事,直到两周之后她获准探望丈夫,当着侦查员的面,曼德尔施塔姆告诉她:自己因为写了《克里姆林宫里的山民》这首“斯大林讽刺诗”而被捕。
近乎隐喻的场景出现了,侦查员打断了他们的谈话,“那位‘侦查员’将此诗成为‘史无前例的反革命作品’,将我称作同谋。‘您知道一名苏联人处在您的情况下该怎么做吗?’他问我。原来,一名苏联人若是处在我的情况下,就应该立即把此诗通报给相关机构,否则他就负有刑事责任……”所幸,娜杰日达首先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苏联人”,她没有举报她的丈夫。几十年过去,谁是举报告密者始终是悬案,曼德尔施塔姆回忆道,至多只有十个人听他读过这首诗,而且都是知识分子或文学爱好者。
当一个人的国族身份、理念身份凌驾于他的人性、自然身份之上,他就可能会沦为告密者——无论告密、举报是否会使他获利。举报者也许真的以斯大林崇拜者为荣,就像沙特阿拉伯的举报者也许就是一位虔诚得不容他者置喙他的真主半点的极端信徒。因为他们已经预设了有某种理念是超越于他人生命之上的,他们自命为此伟大理念的执法者,并且以为会因这一“执法”使他们有别于其他蚁民,成为伟大理念的臂膀。
曼德尔施塔姆夫妇觉得,最大的嫌疑者是德加里奇——一位有告密前科的文学青年,他曾经把准备举报他人的信件拿给曼德尔施塔姆看,后者二话不说就把信件扔进了火炉,也许正因为这样羞辱了一个告密者。
然而德加里奇终于未能有别于斯大林时代的其他蚁民,在曼德尔施塔姆死于流放地十多年后,德加里奇在苏联“反世界主义者运动”中因为恐惧被斗争而自杀。娜杰日达用如此卡夫卡的一句警句评论德加里奇:“他不过是一只偶然生活在恐怖年代的可怜甲虫……他的行为,甚至连他的性格,全都被时代所左右。时代会用两个指头夹起一个人,从他身上挤出时代所需的那一滴善恶来。”
然而,现在还是一个恐怖年代吗?这是当代的举报事件中最令人难过的一问。就在法雅德在沙特被判死刑的同一个月,还有一位我们熟悉的台湾老歌手,举报另一位年轻歌手,以国族的名义无限上纲,直接导致后者的演出被封杀。这一切就像发生在几十年前的事,然而可怕的是,这位台湾老歌手并无经历过文革这样的时代。整件事的下流程度,已经超出了娜杰日达的宽容所涵盖,因为这位举报者并没有被时代夹挤,而是主动释放自身的恶。
我们活着,但感受不到脚下的土地, 十步之外便没人听见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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