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为何要杀光长安囚徒？

892133364 · 发表于 2016-1-7 10:31

作者：莲悦
如果我们认可政治人物一切缺乏人性的政治行为，也就是在默许他用非人性的手段对待我们自己。

汉武帝后元二年(前87年)，卫太子巫蛊之祸爆发后第五年，太子党人、诬陷太子的奸党……所有牵连其中的人都被杀了一轮又一轮，困扰西汉王朝的巫蛊案却仍旧层出不穷，而皇帝刘彻已行将就木。一直为病痛困扰的皇帝请来法师望气。法师称，长安的监狱中有天子气。于是，皇帝金口一开，圣旨一道，下令将长安城所有监狱中的囚犯，无论定罪与否，无论罪行轻重，一律诛杀。

　　我们不禁要问，这个已经在鬼门关徘徊的老人是否还记得他的血亲曾孙、太子刘据唯一的血脉——刘病已，此时就在长安的监狱中?如果他还记得，那此举，是旨在对自己的儿子刘据斩草除根吗?

　　年代久远，确切的答案只怕已无从追寻，可以肯定的是，皇帝的诏命已下，杀手们拍马而来，开始了又一轮的大屠杀……

　　“巍巍帝都再次沦为屠宰场。整个长安城大大小小的监狱中顿时充斥着凄厉恐怖的呼叫声。手无寸铁的囚徒眼睁睁看着全副武装的屠夫闯进来，不由分说，眼前寒光一闪，人头落地。甚至来不及喊声‘冤枉’。阎王殿的生死帐上，也都来不及划个血红的叉。这般无辜的死法，注定是孤魂野鬼，永世飘摇。”

　　“手起刀落，便是身首异地。刀钝了，手还在机械挥舞。赤衣玄甲本是开疆拓土的戎装，钢刀长剑原是保家卫国的利器，此时却都如屠夫和屠具，宰杀牲口一般。每个人都一身血污，每个人都一脸麻木困顿。不管了，皇帝的命令，又有谁敢不从?这世道，皇帝一个人疯了，整个世界也要陪着一起疯狂。”

　　如果这就是中国文化中绝不能犯的“幼稚病”，那好吧，我已经病入膏肓，我只能用这种充满了主观感情色彩的文字，去触摸那个无比血腥的时代，那段毫无人性光辉的历史。

　　在汉武帝执政的最后五年，华夏大地一片血腥，无数无辜者的鲜血让西汉王朝过去一百年中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所建立的功业变得暗淡无光。

　　这一切都源自于汉武帝晚年的卫太子巫蛊之祸。在这场政治灾难中，汉武帝不仅向自己的妻子儿女、王公大臣挥舞屠刀，更将惨烈的杀戮祸连至民间。有史料表明，整个巫蛊之祸，西汉王朝有数十万人牵连其中被屠被杀。这五年，也许是中国集权帝制时代在王朝和平稳定时期，杀戮最盛的五年。

　　当长安城所有的监狱都一片伏尸时，只有郡邸狱在坚守一个王朝最后的良知。皇帝的杀手们杀气腾腾地来到郡邸狱，郡邸狱的廷尉监丙吉却拒绝开门，声称监狱中没有死罪之人，不应该受死。无论监狱外的杀手们如何威胁恐吓，丙吉都一根筋地坚持着自己的信念。
　　阻格诏书，这在古代中国，是一个足以屠家灭族的重罪。彼时彼地，本身就非常熟悉律法的丙吉一定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罪名为何。
　　今天的我们已经无从揣测丙吉哪来的勇气，为监狱中一群有罪没罪，与自己完全不相干的人去背负如此可怕的罪名。在中国的文化中，少有教导人遵从良知和本性坚持去做对的事情，而是一直在强调顺势而为、明哲保身。究竟是做对的事，还是进行功利性的盘算、考量，在面对这样的命题时，丙吉的选择无疑迸发出了无比耀眼的人性光辉，照亮了一个黑暗时代的漫漫夜空。
　　正是因为丙吉的坚持，郡邸狱的囚徒们逃脱了皇帝的屠刀，得庆更生。汉武帝也恍然大悟，认为此乃“天意”，不仅没有将丙吉治罪，更彻底熄了杀伐之念，宣布大赦天下。
　　丙吉此番救下的，不仅是郡邸狱中各色各样的囚徒，当然还有皇曾孙刘病已。刘病已是卫太子刘据仅存于世的唯一血脉。在巫蛊之祸中，刘据和所有的姬妾以及三子一女全部被皇帝诛杀，只有这个当时还在襁褓中的孙子幸免于难，被投入郡邸狱监禁。

　　史书记载，汉武帝后来对卫太子之死痛悔不已，认为自己被奸臣所误，并杀了始作俑者，建了思子宫，又造望思台，以示对爱子刘据的悼念。然而，汉武帝甚至没有将襁褓中的刘病已接回皇宫抚养，只是任其在牢狱中自生自灭。整整五年，这个刘姓皇族的凤子龙孙在阴森幽暗的牢狱中顽强地活了下来。今天，我们只能庆幸，一个人五岁以前的记忆是模糊和不确切的，他还不识得这人世的险恶和血腥，只是懵懂而简单地活着而已。然而，屠刀却再次挥向了这个无辜的稚童。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为杰出的政治“明星”，汉武帝此举可谓意味深长。要灭掉长安牢狱中的王气，只需杀掉皇曾孙一人即可，完全不必牵连无辜者，但皇帝的诏命是屠杀全长安的囚徒。杀手们在执行皇命时，误杀了监狱中的皇曾孙，那就好办了。毫不知情的悲痛的皇帝可以再造一座望思台，然后诛杀所有伤害皇曾孙的人。无论给历史，还是给自己的良心，皇帝都有了稳妥的交代。
　　这是一桩可怕的罪行，可怕之处在于，直到两千年后的今天，很多人还在为作恶者辩护，认为无论是屠杀幼童还是成千上万的无辜者，都不过是政治斗争中利弊权衡之下不得已的选择而已，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

　　其实，中国历代史家对双手沾满了无数无辜者鲜血的汉武帝的评价都不高。司马迁在《史记•孝武本纪》中只是记载其信用方士，四处求仙事，对其政治功业甚少叙述。唐史家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评汉武帝：“疲秏中土，事彼边兵。日不暇给，人无聊生。俯观嬴政，几欲齐衡。”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对他的评价是：“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

　　也许是经历了近代民贫国弱的历史激变，不少人在开疆拓土、铁血权谋的汉武帝身上找到了某种微妙的历史情感寄托。对这个一生杀人如麻、专横暴戾的典型暴君，他们的观点是：我们在谈论古代历史人物事件时，不应该把普通人的评价标准和政治人物的评价标准混为一谈。似乎一登九五就理所当然六亲情绝，在政治问题上谈人性是很幼稚可笑，甚至于缺乏基本历史常识的表现。但他们似乎忽略了，人类文明与动物世界最基本的区别，也许就是两个字——人性。

如果我们认可政治人物一切缺乏人性的政治行为，也就是在默许他用非人性的手段对待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