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样背井离乡”专访《打工女孩》作者张彤禾
文/韩见
1999年，哈佛毕业的张彤禾来到中国，担任《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她渴望写一本讲述这个国家近些年来发生的大事的书。5年后，她终于找到了题目，那就是东莞的打工女孩，因为这个群体“代表着中国社会的变化过程对人产生的影响”。2008年，《打工女孩》在美国出版后，被《纽约时报》提名为优秀读物，荣膺“《华尔街日报》年度十大好书”。
在张彤禾看来，她和女工们最紧密的关联是“我们都一样，背井离乡”（摄影/李威娜)
一面是英文，一面是阿拉伯文，张彤禾递过来的名片显示她已经投入到埃及的生活和写作中去了。记者和纪实作家的身份决定了她总有新的目标要关注，但她随身携带的记事本，那种牛皮纸封面、题有红字的“工作笔记”，让人一看就知道她和中国有过非常紧密的联系。她的丈夫，《纽约客》驻北京记者何伟（Peter Hessler），则因《寻路中国》等当代中国三部曲而更早为中国人所知。
因为《打工女孩——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动中国》中文版的出版，张彤禾暂时又回到生活了 10 年之久的中国，并再次与书中两个最主要的女孩伍春明和吕清敏取得联系，要来了她们最新的地址，准备把书寄过去。
这本书的产生可以追溯到 2004 年 2 月。张彤禾在一个叫林雪的女孩家里认识了吕清敏，之后每个月两人都会见面。
8 月，她根据 6 个月来对这个女孩的了解写了一篇报道。第二篇报道也花了差不多半年，半年里张彤禾进入了东莞最大的鞋厂之一裕元鞋厂，结识了一些那里的女孩。裕元是耐克、阿迪达斯、锐步、彪马等品牌最大的制造商。
2005 年初，张彤禾和吕清敏一起回她的湖北老家过年，待了两个礼拜，又写了一篇报道。自那以后，写《打工女孩》的想法算是成熟了，于是张彤禾从《华尔街日报》请假，准备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采访、慢慢写。现在她的名片上只剩名字和联系方式，“没有单位挺好的。”
寻找打工女孩
刚作为《华尔街日报》记者来到中国时，张彤禾并没有马上锁定打工者这个选题，直到她意识到，这个群体“代表着中国社会的变化过程对人产生的影响”。
“想写打工族，东莞是个很好的选择，因为那里劳动密集型企业最多，年轻人多，我特别关心女孩们来城市打工以后生活的变化，所以去了东莞。”动身之前，张彤禾专门拜访了中国社科院的谭深教授，问她该去哪里找那些打工女孩，如何与她们打交道。前者在 90 年代写了不少打工者的文章。
“谭教授说，很简单啊，你就到东莞下面小镇的街上，或者工厂区的广场、公园，周末的时候很容易见到她们。所以我基本上就跟她们自我介绍，说我是外国记者，想写这样一个报道，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的故事？多半都说，好啊！”
张彤禾就用这种直接的方式认识了几十个打工女孩。最初她打算采访四五个，一年之后挑最精彩的两个人来写，但后来发现很难同时和那么多人保持联系。
于是她很快锁定了吕清敏和伍春明这两个主要人物，“因为她们很有代表性，能干、聪明、有野心，我的故事需要这样的主角，而且她们对我也很好奇。”
吕清敏和伍春明分别在 2000 年后和 90 年代早期开始打工生活，她们并不是从农田里来并终将回到农村里去的最早一批打工者。她们受过教育，来到城市是为了留在城市，过更好的生活。张彤禾一直对“血汗工厂”这一类武断、笼统的说法有所怀疑，她在这两个女孩身上看到了打工生活中有希望的、向上的一面。尽管她的预设同样显而易见，但在她笔下，打工者终于不再只是一个数量庞大而面目模糊的群体了。
张彤禾的采访方式是尽可能和女孩们待在一起，比如陪她们见朋友，陪她们上英语和计算机培训班，听她们讲话。
她不用录音笔，有时候女孩们唧唧喳喳地聊天，她就在旁边干些自己的事情，很随便，不会让她们觉得在被观察。
张彤禾确实具有某种吸引人的特质，也许可以概括为自然而平凡，使人产生亲近感。可能这就是为什么伍春明会对她把自己的经历和盘托出，甚至把日记也借给她，让她写书的时候随时引用。
在认识张彤禾之前，她从没对人说过自己曾差点被骗去做了妓女，也没人知道她一直使用捡来的身份证。
在裕元鞋厂，情况要复杂一些。张彤禾先采访了厂领导，了解了鞋厂的运作方式和发展历程，然后得到了入厂参观的核准。
“最初是厂里的人带我一起进去的，后来我觉得太难受了，虽然他们也是好意。”后来她发现，其实那么大的厂，进出很容易，没人会检查你的身份，所以她就自己混进去，当然这也得益于她虽然是美国籍，但长着一张中国人的脸。
开始的计划是找一群女孩，和她们建立比较好的关系，“就像和吕清敏、伍春明一样”。结果她没有成功，那些女孩并不信任她，一会友好，一会冷漠，经常爽约。她总结原因，是因为很难和这些女孩有一对一的交流，当在她们的群体里时，会面临身边的人的压力，这让事情变得复杂。而且她们彼此之间也并不友好，各自的朋友都在别的厂里。
最后张彤禾选择把工厂作为这一段故事的主角，当她将女孩们视作工厂的一部分时，觉得非常悲观：“在一个条件相对好的厂里，我看到的不是向上的生活，那些女孩后来也并没有发展到哪里。”
东莞的生存规则
全书的大部分章节，张彤禾都在尽量客观地描述打工女孩的生活，但其中也穿插了一些个人感受。
在第二章里，她写到的一次很不愉快的经历令人印象深刻。一天晚上，她搭巴士从深圳到东莞，走了一半，司机把乘客赶上了另一辆半空的车——这在东莞很常见，两辆半空的巴士开完全程只会亏钱。但第二辆巴士也没把乘客载向目的地，而是停在了荒凉的路边。张彤禾和售票员理论，那个男人用无聊而下流的言语调戏她，气得她用英语骂起了脏话。
“这么做打破了我在中国生活的基本原则——永远不打‘美国人’这张牌。
但这时候说英语是有效的，那个男人对我肃然起敬。”她最后总结道，“在东莞，你只能往好的一面看，否则活不下去。这是这里的生存规则，我通过这个很小的经历学到了。”
张彤禾觉得那些打工女孩们特别勇敢、特别厉害，忍受一成不变的流水线工作，忍受老板的责骂、陌生人的欺骗，身边的人很可能也不是朋友：“如果你只看最负面的，只看有多少困难，或者只看自己有多弱，那就没法起床面对新的一天。”
令张彤禾意外的是这些打工女孩似乎并不觉得自己的生活有多困难和痛苦：“她们从不会和我说，哎，没办法了，怎么办，只是就事论事，说我不喜欢这个老板，我要换一个工作，下一次见我，就跳到另一个话题了。”
她们大多倾向于把眼前的事情办好，没时间自怨自艾。通常是进一个厂看看，如果不好，就换另一个厂，这次进了一个大厂觉得不好，下次就进一个小厂。或者像伍春明一样，忽然对传销感兴趣了，就不停地讲起这个话题。
在伍春明的日记里，充满了自我激励的话语和成功学的信条，比如“自信，练达，端庄，优雅，是职业妇女应该塑造的形象”，“朋友，我们出世时贫穷，并不是我们的过错。但穷死是罪过”，或者“一次业务的成功与否在于见面的前三秒”。凭借这种强烈的进取心，伍春明升职很快，赚得也越来越多。
张彤禾会跟着她们的兴趣走，她们感兴趣的话题她就去了解，她们不感兴趣的，她也不提。“我不会问她没有提到过的问题，比如你对国家领导人有什么看法？她不提也是很重要的信息，代表她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比方说东莞也有罢工或者工会活动，但是我遇到的女孩基本上没有提起过这些，这证明她们觉得工会和她们没关系。”
在丈夫何伟的建议下，张彤禾还去夜总会认识了几个女孩，因为大家提起东莞，第一是工厂，第二就是“小姐”，而且她们也是“打工女孩”。她以为这些女孩的故事会很悲惨，实际上也不是，“大多数在夜总会工作的女孩并不为她们的选择感到难过”。“这些女孩的故事也可以写一本书，但应该是另一本书。”
张彤禾与女孩们的相处很愉快，她们之间没有大而空的话题，只有丰富实在的生活细节，这产生了一个“副作用”，使她越来越讨厌所谓的“知识分子”。
“最开始我没有想得很清楚，我在北京也见到很多知识分子，但是那时候我还没认识很多不同的人，所以我不知道这其实是个很特殊的群体，只有他们会问我‘你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这类问题，或者在听说我要写这一本书时，告诉我应该怎么做。”
直到因为采访认识了很多打工女孩，她才意识到这两个群体的差别有多大：“有时候我们聊得正好，忽然一个男人就把我扯到那些无聊的话题里去了，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
对知识分子式的讨论缺乏耐心显然也是东莞这座城市的特征，张彤禾在这点上与它志趣相投。另一方面，中国毕竟不是她的国家，她很小心地只是观察和记录，并不发表观点。
相似的迁徙史
“在战争的混乱局势中， 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和别人失去联系。一家人会到一个新的地方，刚送孩子入学，接着几个星期之后又离开。伯伯立豫跟我说，他小学六年搬了七个地方。和农村老家联系非常困难：写给东北的家书必须绕远路避过封锁线。
更令人惊奇的是，人们这样还能再次找到彼此。”
这段文字摘自《打工女孩》中被删节的部分《我的祖父张莘夫》。张彤禾花了近万字的篇幅介绍她的家庭迁徙史，她的父辈如何远渡重洋从中国东北去到了美国。乍看之下这和本书的主题没有关联，但实际上她祖父的际遇很可能才是促使她关心中国社会变化的最重要原因。
1920 年，她的祖父获得奖学金去美国学习矿业，像打工女孩一样吃力地应付新的环境、汲取新的知识，自强同样是他日记里不变的主题。他学成归来准备为国效力，却不明不白地在抚顺矿区被杀死。他的后人由遗孀送出了国，包括张彤禾的父亲在内，这次他们留在了美国没有回来。
张彤禾也用了类似的语言描述东莞：“朋友间经常会失散，因为生活改变得太快。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和别人失去联系。”
当被问到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和书里的两位主角从“ 认识” 变成“ 朋友”，张彤禾回答：“很快啊，我觉得在东莞这个地方，你见到一个人第二次感觉就是很熟了，因为大家都变动得很快，都是陌生人。你和一个人说，我两个礼拜以后再来见你，如果真的见到了，就是很亲热的，感觉已经是朋友了。”
张彤禾就差点和吕清敏失去联络。有一次见她，她说可能会换一个厂，两人约定保持联络。两个礼拜后，吕清敏就丢了手机。当时张彤禾还没打算再去东莞，所以没有联络她，也没意识到她差点就要找不到这个人了。过了几天，吕清敏从哥哥那里找回了张彤禾的电话，打给她，告诉她发生了很多事情。“她主动来找我，我觉得很高兴，”张彤禾说，“证明我们的联系已经很紧密了。”这样的事在东莞并不常见。
但是打工女孩们并不知道，在张彤禾看来，她们之间最紧密的关联是“我们都一样，背井离乡”。她的祖辈在 1700 年前后就开始了迁徙，一个叫张华龙的农民从华北平原去了东三省的大草原，张彤禾是他的第十一代后人。大学毕业后，张彤禾在国外住了15 年，每隔一两年回美国看一次父母。如今她和丈夫以及两个女儿也仍没有停止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迁徙。
正如吕清敏到了城市以后，觉得“家里是好，但只能待几天”，张彤禾也曾努力把中国甩在身后：不上中文课，不混华人圈子，不回中国老家，假装和真正的美国人一样。直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吸引了全球的关注，能流利地说中文成了她的资本，她才开始出于工作需要了解中国的历史，并逐渐正视自己的历史。由于和中国千丝万缕的情感纠葛，她觉得自己能理解打工女孩们对
家的复杂感情，她也明白为什么这些女孩们现在那么努力地想抓住机会。所以她对她们没有批判，只有同情。
楼主: mfh@671212
手机网友
发表于 2016-1-13 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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