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召开"反共屠杀"座谈会 消息人士称不会道歉

威远大帅哥

这几天，一场在印尼召开的座谈会，把公众的眼光带回一段尘封的历史。4月18日和19日，在印尼政府的支持下，这场讨论1965-1966年“反共屠杀”的座谈会在雅加达举行。这也是印尼政府首次允许公开讨论60年代那场惨烈的屠杀。

这一路，走得很艰难。

历史

我们先简要回顾一下历史。

1945年，印尼独立以后，总统苏加诺采取平衡政策，利用印尼共产党和军方相互制衡。1965年，苏加诺病重，印尼共产党趁机发动政变，但军方将领苏哈托迅速反扑，在挫败政变的同时实际掌握了政府权力。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军方对共产党进行了大规模肃反运动——虽然并无官方权威数字统计，但普遍认为，在这场清洗中，共有超过50万人丧生，其中超过30万是华人，也有超过10万人未经审判入狱。

很多语境中，这场屠杀被贴上“反共”的标签，但是历史的真相往往不掌握在历史的解释者手里。如果仅仅将这场悲剧其视为意识形态或者政治权利的扩大化斗争，那么很多历史细节将无从解释——比如，为何运动从有组织的清洗变为无序的屠杀？为何华人成为了屠杀中的首要目标？在印尼独立以来，持续到1998年的排华历史中，1965年是否只是一个偶然？

当我们细细探究这些问题，就会发现藏匿在历史最隐晦角落的东西，才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最大的隐痛。

对于排华的历史，印尼政府一直讳莫如深。座谈会后，印尼官方表示将会给出一份声明，但是具体的措辞还在研究之中。尽管官方已经承认1965年是“黑暗的历史”，但印尼在上个世纪的整段排华史要得到正视，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要走。

那么，排华何以成为印尼近代以来那块最隐晦的伤疤的呢？

概念

新贵与贱民的概念，是汉娜·阿伦特在《集权主义的起源》中提出的概念，用以解释二战时期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社会原因。她描述了犹太人作为欧洲资本主义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群体，掌握着大部分的金融和商业资本，但又因为民族国家的缺失和部分地区政治体制的不健全，在政治权利上非常虚弱的状态。

这种处境与1945年以后的印尼华人非常类似。早在殖民时期，荷兰人控制着印尼国民经济的命脉，掌握着现代工业；而印尼土著民族则大多从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夹在中间的华人，充当起了中间商的作用，大多从事轻工业和商业，沟通二者。

二战结束以后，随着荷兰人试图重新统治印尼尝试的失败，西方经济大幅度退出本土，留下了巨大的经济权力真空。

在这种背景下，虽然印尼政府迅速将交通、采矿等支柱产业收归国有；此外，还以发展印尼土著族裔的产业为名，禁止了华人在乡镇开办零售商、从事进出口贸易等商业权利。但华人凭借殖民时期积累的经验和资本，在国民经济的数量上占据了绝大多数的优势。60年代，只占印尼总人口2.6%的华人，控制着印尼社会70%的财富。

但是由于印尼政治制度的不完善，在社会中占据经济优势的华人并没有在政治生活中获得一席之地。1958年，军方发动叛乱，华人办学、办报的权利被大幅度限制。1965年之前，虽然三分之二的印尼华人都取得了印尼国籍，但是华人始终无法融入到当地的政治生活之中，文化也难以被接受。

在1965年军方正式掌权以后，这种政治和经济权利的不平衡愈演愈烈。在苏哈托统治的30多年里，印尼一直实行“集权制下的自由经济”，军方利用专业集团党在议会进行统治，华人政党被解散，不能参与高层决策。华人只能通过社会联系广泛的工商业领袖与当权者进行协商，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见。甚至连就业、入学上也有诸多限制。

政治地位的低贱，并没有损害华人在社会经济中的强势。苏哈托上台以后，利用华人在经济领域的优势发展印尼经济，尤其是70年代中期，印尼鼓励华人华侨发展制造业，赚取了大量的外汇收入；80年代，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为了吸引华资进入社会建设领域，政府再次对华人企业给予了更多的自由政策；90年代初，华人占据了70%以上的大型制造企业，垄断了几乎所有的超市零售业、私人金融业。

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极度不平等，造成了印尼政府和印尼社会对华人的扭曲心态。在经济危机到来时，便给华人充分的自由，生产源源不竭的社会财富。1998年的“五月暴乱”，则暴露了这种榨取华人财富的方式后面巨大的社会危机。当1997亚洲金融风暴来袭，印尼社会便用更为直接的暴力来谋求财富的迅速再分配，对华人打砸抢烧这种疯狂的形式，宣告了三十年来印尼畸形的华人政策破产。

后殖民

针对华人的暴行会上升成为印尼社会的集体迷狂，这与印尼近代殖民和独立的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之所以排华的罪行一直被遮遮掩掩，是因为排华这一行为本身包含在印尼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之中，即便这种建构伴随着血腥和泪水。

在历次印尼排华中，都有人认为华人是印尼殖民经济的残余。社会财富的巨大不平等，使得多数印尼民众生活陷于困顿之中，他们自然而然地认为掌握财富的华人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

事实上，华人在独立后只是继承了原有的经济体系，殖民经济的核心部门被印尼政府和军队牢牢把持。华人在商业领域勤奋、努力，并且积累了较多的经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比起长期从事小农经济的印尼土著民族有不小的优势，所以得以在夹缝之中不断成长。而印尼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危机时，出于转移矛盾的目的，将经济垄断剥削的罪名扔给华人，造成了社会长期以来的偏见和误解。

这种误解，还来源于华人和土著民族对二战的不同看法。由于印尼土著民族长期受到欧洲殖民者的压迫，所以印尼土著将占领东南亚期的日军视为解放者，包括印尼、缅甸在内的很多国家，并没有认清日军占领只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者赶走了殖民主义侵略者这一事实。

而与此同时，南洋的华人华侨心系祖国，四处筹款募捐，在政治态度上倾向欧美国家，力图赶走日军。这一行为，在印尼独立之后也被解读为“为虎作伥”。

在民族国家的重建过程中，必然包含着对自我的想象以及对他者的界定。早在荷兰殖民时期，殖民者对印尼土著民族和华人就采取分而治之的方式，华人与印尼本土文化并没有大面积的深入融合。独立以后，由于本土民族拥有90%以上的人口，所以印尼民族国家的建立是以这个群体为基础的。但由于华人在印尼社会中的影响和权重巨大，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化解华人社会人口和财富的不平衡，如何让华人有效地融入印尼社会，应该是国家重建时应该首要考虑的问题。但是很可惜，印尼社会简单地将华人设定为印尼民族的假想敌，采取了最简单的极端民族主义策略。

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策略有一种内在的矛盾。一方面，印尼先是取消了孔教（儒教）在印尼宗教中的合法地位，禁止中国传统的风俗习惯，全面禁止华文出版物和华语学校的运营。试图以同化的方式来消灭其他民族的特征；另一方面，不断紧缩归化入籍的政策，杜绝其他民族和自己交融的可能性。这种封闭的民族政策，完全无视了既有的社会结构，以至于没有合理的政策来疏解民族矛盾，最终只能诉诸暴力。

印尼的民族国家建设，涉及到经济秩序的重建、民族问题的厘清和有序政治的架构。印尼政府和社会将对华人的排斥和打压视为经济分配和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可是几十年的排华史，恰恰展现了印尼社会经济分配失序、政治权利不平等、民族矛盾难以和解的重重矛盾。正视排华的历史，便是重新审视整个国家现代化重建的病灶，这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非常困难的。

反思

然而，一切历史都有被反思的机会，一个国家建构的病灶也需要被抽丝剥茧一般地剔除。印尼的排华不是永恒的，但也绝不是偶然的。它只存在于特殊的历史时期，有其开始也有其终结。

在经历了1998五月暴乱最后的疯狂一年以后，以苏哈托为首的印尼军政府倒台，印尼开启了新一轮的社会重建。新总统瓦希德在2000年颁布总统令，废除对华人文教风俗的全面管制，2001年，华人终于得以合法地庆祝新年。更重要的是，华人在政治领域不再遭受歧视，有了参政议政的自由。

举个例子，2002年，西爪哇一所华人钱庄倒闭，地方政府威胁当地华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否则难免带来骚乱。华人社团共同抵制了政府的威胁，保护了自己的权益。华人权益的保障，体现的是一个社会逐渐回归理性和秩序的趋势，这种回归是历史的趋势。

极端民族主义反映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危机，面对愈加开放的国际环境和日趋频繁的人口流动，狭隘的民族主义只会给一个国家带来更多的社会危机。有趣的是，消解民族主义的执念和当代国家的生存基础又构成了一组悖论，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如何去让多样的文明和民族和谐共生，需要人类的智慧去解决。多元和包容，作为人类发展应有的目标，也是历史的趋势。

当然，历史的大潮不应该抹去其前进的伤痛。尽管排华历史的封印已经被揭开，但是印尼政府的一些官员仍然不愿意承认1965年数十万人丧生的事实。而且据消息人士称，本届政府任内不会为1965年的暴行道歉。

面对历史的伤痛，最好的处理方法就是把责任推给历史本身。“悲剧”二字暗示着人们只不过是被无情的历史操控，而谁来为历史买单则无从知晓。还有些人在座谈会的会场外举起“反共”的标语，反对这场迟来的座谈会。不知道这些历史的缔造者究竟是真的害怕“共产主义”卷土重来，还是害怕审视自己内心深处最黑暗的角落。

同样，1965年的施暴者，寥寥今天尚在的，大概都已垂垂老矣；而1998年的施暴者，如今却正是印尼社会的中流砥柱。审视国家发展的病灶尚且困难，反思自己人性中的丑陋和迷狂更需要勇气。这也正是印尼社会反思排华历史最困难的地方所在。

我们如今再谈起这一段排华的历史，只是为了铭记这些苦难，了解到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自己的缺陷和弱点，不要仅仅留下淡红的血迹和微漠的悲哀。

正如我一位朋友所说的那样，面对需要反思的历史，最可怕的莫过于当见证者们的肉体一一消失，他们和那段历史在越来越多的人脑海里从没存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