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名人书画院-汉代文化中的道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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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名人书画院汉代的哲学思想具有浓厚的道家色彩，道家思想或明或暗地指导着汉人的政治生活和文艺实践，这也必然会深刻地影响到当时的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道家思想对汉代文论的影响，至少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察。

中国名人书画院首先，道家思想除了深刻地影响到汉代文学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方式之外，对当时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同样发生了巨大的作用。汉代文学理论认为文学的本质作用不完全是儒家的“诗言志”，而是作者为了“发愤”或“抒（舒）情”，此说即源于道家思想。以往学者多以“诗言志”和“诗缘情”作为两汉诗论与此后诗学的分野。但如果从中国学术性情范畴的演变来看，这种看法是欠确切的。因为无论是“言志”还是“缘情”，实际都只是就诗的发生和社会功能而言的；而“情”“志”所指均为人的内在情感、意志，其间并无根本差别，故《毛诗序》在“诗者，志之所之也”之后又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即等于说“诗者，亦情之所之也。”而孔颖达《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正义》云：“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诗言志”与“诗缘情”二说并不矛盾，那么汉人的诗教与后人的诗学区别究竟何在?我们认为，汉人与后世的差异，乃在于汉人虽表面推崇儒家诗教，骨子里依恋的却仍是道家思想，终于使他们的诗论走上了儒道杂糅、情义（礼）并举之路。在庙堂上讲的是儒家“诗教”，下笔谋篇时却多道家思想。此点只要稍比较先秦两汉儒道性情论即可见出。

中国名人书画院人是感情的存在，自先秦以来无论儒、墨、道、法各家都已认识到这一点。但进一步考察则会发现，尽管人人有情感，而情感则有时平正淳和，有时暴戾粗犷；有时喜，有时怒；有时乐，有时悲；实因人因时因地而有种种不同。人们发为歌咏文章时是否应该对之有所区别和选择呢？《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子太叔对赵简子云：“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又说：“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战斗。喜生于好，怒生于恶……好物乐也，恶物哀也，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这可能是我们今天可知的对人之“情志”的最早分类和最早对性情提出“平和”的要求。这种说法认为：人的情感有一部分“温慈惠和”，乃“天地之经”或“天地之性”；另一部分则变化无常，即是“好恶喜怒哀乐”“六情”或“六欲”中之“情”。对“情”应“制之”使“宜类”、“和协（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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