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酬勤---忆故友周克芹（上）胡其云

赵克伦

                     天   道   酬   勤    （上）                       胡其云
                     ---忆  故  友  周  克  芹
       一、人生的大起大落
       周克芹以长篇小说《许茂》一举成名，确立了他在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地位。《许茂》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可谓集一时之盛：两大电影厂同时拍片，电视剧、话剧、川剧竞相上演，中央、地方广播电台相继连播，刊物纷纷转载……随接又荣登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首届榜首。而此前，他已几次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等奖项。百废待兴时期，中国文坛享此殊荣者，尚无第二人。
       《许茂》问世后，克芹的生活、事业都发生了巨大变化：1978年5月，当时的简阳县红塔区把他招为公社干部，同年11月，调到县文化馆；1979年3月，调四川省文联搞专业创作，但仍兼职简阳红塔区委，常住杨家公社金星大队乡下。身份几经转变，成为“行政25级，月薪36元”的干部，较之在乡下挣工分养活六口之家，简直有天壤之别。在那个年月，要从农村转入城市、由农民转为干部殊非易事，没有一批领导和朋友的帮助，根本难以实现。对此，克芹是铭记于心的，他不仅几次同我谈及，而且在来信中也说道：“在困难处境之下，总能得到善良人的理解和友谊的关照，这是应终生铭记的。生活告诉我：天底下，终究是好人居多。”
       克芹是当年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被农技校“处理”回乡，于他人生是一重大打击。但乡亲们没有嫌弃他，反而委以重任，让他兼任大小队会计。这期间，与同乡张月英结婚，除去夭折的三女，养了一个儿子、三个女儿。
       “天底下，终究是好人居多”，斯言诚哉！  
       《许茂》从酝酿构思到最后问世，得到了许多朋友的支持。这部最初取名为《岭上人家》的长篇小说刚写出初稿，《沱江文艺》的吴远人慧眼识珠，当即连载。老作家殷白读到第一章，便不顾车马劳顿，从重庆赶到简阳看初稿，及时告知即将复刊的《红岩》编辑，随即又同《红岩》编辑到内江看稿，并决定第二期（因第一期已发排）全文刊发。《许茂》刊出后，他马上推荐给当时主管文艺的冯牧等领导和《文艺报》等单位，同时写评论文章介绍。
       在克芹辛勤创作期间，有朋友义务为他抄稿；他写到夜半更深缺烟抽时，有朋友送去香烟；他外出开会没有粮票，朋友送去粮票……
       《许茂》的出现，是克芹经历数十年呕心沥血的结果，是他对文学执著追求的体现，是他长期生活积累的倾泄涌发。
       当他还是一个学童、一个半耕半读的少年时，便从讲“圣谕”和说书人口中、从武侠小说里，接受了文学的启蒙教育，听“圣谕”、看武侠小说入迷。他爱武侠小说，似乎与乃父的爱好不无有关。克芹的父亲周金藩老先生，经常手里还提着一本武侠小说。
       当他迫于生计去当学徒，书是他孤独时的伙伴，是他痛苦时的良友，是他心灵的慰藉，是他的希望和未来的寄托；当他作为一个初级农校的学生时，读书更是如饥似渴，学校图书馆里的文学名著几乎被他读遍，正因为他的借书证上，全是借的文学书籍，法国的英国的欧洲的，当然也有中国的古典文学，因而被扣上“不务正业”的帽子；他深受所读文学作品，尤其是苏俄文学的影响，使他成为学校的文学活跃分子，他是学校“书刊评介小组”组长，并兼墙报《蜜原》主编；从1954年起，相继有《老盐工表大爷》和《在列车上》等习作在《工商导报》《西南文艺》上发表。
       不难想象，当年的中专生周克芹，能在文学刊物上连连发表作品，是很风光的，尤其赢得情窦初开的女同学们青睐，于是频频向他射出“丘比特”之箭。一位资阳籍少女，让我们的克芹兄尝到了美好的初恋；不过为时不长，那场政治狂飚，便把这位无情少女利到不知啥地方去了……
       当他被处理回家当农民后，在为饥寒苦苦挣扎时，他没有沉沦，不甘心易逝的时光蹉跎了他的心志，于是读书写作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读书，他能暂时脱开困苦的现实生活，得一时的欢愉；写作，他把喜怒哀乐灌注笔端。无论多么困苦，都不能使他不读书不写作。他正是在如画的江山中，吸收了大自然的灵气；在安静的条件下读书，丰富了写作的知识；从勤劳善良的人民中，获得了创作的营养；于自身的逆境中，深深了解到中国农民……他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从事创作的：全家挤在一间茅屋里，夜夜伴着一盏青灯和妻儿的鼾声鼻息，看书写作，没有钟表，也不知时间，只有午夜远处传来工厂的汽笛声，报道零时到来，他才不得不停下休息。刚刚入睡，报晓的鸡啼又把他催醒，等待他的又是一天繁重的劳动！须知，那时并没有稿费，而他的油灯、最低廉的香烟，是用自已和孩子都舍不得吃，省下的鸡蛋换来的。如此弄文学者，何止是热爱？而是虔诚！所以，他肩挑背磨，背太阳过山的同时，连连拿出作品：1959年有《秀云和支书》；1963年的《井台上》，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成为《四川文艺》的重点作者；1973年更以《李秀满》名噪一时，其时被翻译成英文登在《中国文学》上，介绍到国外……
       当了二十年农民的周克芹，有了很深厚的生活积淀；与此同时，又读了许多书，特别是读名著和农村题材的作品：因此可以说以上这些作品，都是在为吃穿而挣扎中写的，不过是牛刀小试、厚积的生活薄发而已。一旦整个文艺方针一调整，生活处境稍有改善，不为六口之家锅中的米而疲于奔命时，他的文思喷发，写出高质量的作品来，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从克芹的早期作品中，不难看出有解释政策的痕迹，但后来的作品，不仅文字功夫大见长进，就是谋篇布局和篇名，如《山月不知心里事》《稻花香里说丰年》《绿肥红瘦》……也都表明他在努力追美的意境，力求在自己的作品中抒发诗情画意。这正是他解决公职后，有了条件潜心系统读书的结果。
       克芹所能写出如此优秀的农村题材作品，我想其中敢为重要的，恐怕就是他太熟悉农村了，因为他本身就是农民。诚如老辈文学评论家殷白先生，评克芹的《许茂》时说的：“题材选择作家。”道理大概也在这里。克芹的创作，为我们提供一个良好的范例，那就是：作家必须深入生活，写自己熟悉的题材。诚如克芹逝世三年后才出版的《中国当代作家丛书·周克芹》中，他写于1988年的“自序”所言：“我笔下的人物和景致全部来自我熟悉的并为之而感动过的乡民生活的一部分……我只要做一个‘地方型’的作家，孤独地行走在这西南一隅的乡间小道上，也并不寂寞。我不敢妄想闯入别人的圈子，那样我肯定象走错了房间一样尴尬和无所适从。”
       《许茂》获得大奖，自是好事，克芹深为欣慰，我们也为之把盏相庆。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就其规格，“茅盾文学奖”有如“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但是，克芹的英年早逝，使我不能不想到1989年的诺贝尔奖得主、西班牙作家卡米洛·荷赛·塞拉，对他的后继者---1990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欧·帕兹的忠告：保重身体，不要太兴奋，太疲劳。这真是金玉良言！可借，这事发生在克芹身后，我读到就更晚了，若不我当转告于他，庶几于他是不无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