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闻共赏：张献忠-杀人者的事业

凹凸MAN

         许多年过去了，甲申年的血雨腥风已经烟消云散。这一年，江南吴兴的一个读书人被朝廷任命为西充县令。县令从家中带了两个仆人，晓行夜宿，好不容易抵达了位于四川东北部的西充县。

他到任后，招徕流亡，与民休息，经过几个月努力，这块原本人烟罕见、到处是杂树野兽的地方，渐渐有了人间烟火的气息。但生活条件依然非常清苦。尽管贵为一县首长，县令也只能和两个家仆一样，靠吃野菜杂粮果腹。

有一天，县令在县衙散步，不经意间走到了后园，后园长满荒草杂树，连路也看不见了，县令拨开比人还高的杂草找路时，突然瞥见草丛中有一颗闪闪发光的珍珠。

县令很兴奋，召来众人锄治芜秽，忙碌了好几天，荒草杂树砍伐一空，众人才看见，原来后园里还赫然立着几座精致的建筑。

一座建筑的东厢，有十多个木柜，柜门上用黄布封着，打开后，里面全是珍奇瑰宝。西厢也有十多个木柜，同样用黄布封着。打开后，里面井井有条地放着很多瓷瓶，瓶上还贴着纸条，写着御用字样。

县令知道，西充是张献忠驻扎过的地方之一，所谓御用，肯定就是这位大西皇帝的物品了。县令打开一个瓷瓶，里面是黄灿灿的糟肉。县令在西充这个几近于蛮荒之地，几个月来不知肉味，乍见糟肉，可以想见他的兴奋。

于是，县令和两个仆人的餐桌上，从此每餐都有糟肉送饭，三人都觉得此肉色香味俱佳。

过了段时间，县衙中的一个老吏，是为数不多的西充本地人，他听说此事后，委婉地告诉县令的仆人：张献忠曾经驻扎在此，那些所谓御用东西，都是他留下来的。我听说张献忠最爱吃人肉，他专门选择白皙肥胖的人，杀死后用椒盐香料做成腌肉，保存在瓷瓶里。你们在后园发现的那些糟肉，恐怕······

仆人听了，既惊且惧，急忙告诉县令。县令越想越不对劲儿，原来吃了几个月的佳肴，竟然是腌起来的人肉，于是呕吐狼藉，大病了好几个月。

在西南，尤其是四川，留下了许多这种关于张献忠的轶事。这些轶事，有的见之于正史，有的见之于私家史乘，有的只是口耳相传的民间记忆。传说不免有夸张，但条分缕析地加以考辨，庶几则能判定，它们大体符合历史的真实。

仿佛就是为了给这些关于张献忠的办报事提供一道实证，2003年，修建**新南门立交桥时，挖掘机在地表以下两米处挖出了堆积如山的尸骨。

这些阳光下看起来也令人发冷的尸骨，乱七八糟地沉睡在巨大的土坑里，即便是毫无考古经验的人，也能从这些尸骨扭曲的形状推断出一个结论：他们都是非正常死亡。果然，考古学家考证证实，这些尸骨均是明末清初埋葬的，且均系非正常死亡后从其他地点运送到此集体掩埋，而实施这一集体屠杀者，专家们认为，最大的嫌犯就是给四川人留下了屠川记忆的张献忠。

冠军侯

    清朝的“文字狱”，自康熙五十年戴名世的《南山集》案起，历时了一百年，士大夫和老百姓慑于法令的残酷，都不敢私自藏匿张献忠的真实史料，因而那些能证实张献忠生平的翔实材料均被统治者收缴殆尽，淹没篡涂。那个把张献忠视为“恶魔”“逆贼”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明史.张献忠传》，就是在几任清帝的授意下根据《绥寇纪略》的史料炮制的——而《绥寇纪略》的作者吴伟业是当过成都知县又因罪被张献忠所杀的吴继善的本家。人们便不难理解《明史.张献忠传》的真伪了。
   
    为了蛊惑后人，编造历史，统治者御用的一批文人墨客便由此纷纷出笼……
   
    于是明朝“专剿”督师杨嗣昌的儿子杨山松写了《孤儿呼天录》；
   
    于是明朝华阳县令沈云祚（被大西军所杀）的儿子沈荀蔚写了《蜀难叙略》；
   
    于是生于仕宦之家又参与过颠覆大西政权战斗的费密写了《荒书》；
   
    于是欧阳直写了《蜀乱》；彭遵泗写了《蜀碧》……
   
    于是就有了张献忠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罪行：
   
    “嗜杀自天性”、“一日不流血盈前，即悒悒不乐”、“屠山、屠野，尽一省而屠之，至千里无烟，空如大漠。”“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




   当时的中国总人口还不足六千万。“六万万有奇”，真实诬陷得荒唐之至！拙劣之至！


明末清初，在四川发生了大屠杀，人口急剧减少。清朝期间所编撰的“史料”以及一些“记录”等都把大屠杀的责任归于张献忠。由于清朝的统治延续了两百七十多年，以至绝大多数人都对此深信不疑。连鲁迅先生也曾批判过张献忠是“专在‘为杀人而杀人’”。
   
    影响最大的是一本过了近百年後才出的名叫《蜀碧》的书。因该书详细地描述了张献忠是如何的杀人不眨眼，所以连鲁迅都对书中的“记述”深信不疑而对“流贼”痛恨不已。鲁迅说“那时我还是满洲治下的一个拖着辫子的十四五岁的少年，但已经看过记载张献忠怎样屠杀蜀人的《蜀碧》，痛恨着这‘流贼’的凶残”。只不过鲁迅“後来又偶然在破书堆里发见了一本不全的《立斋闲录》，还是明抄本，我就在那书上看见了永乐的上谕，于是我的憎恨就移到永乐身上去了”（《病後杂谈之余》）
   
    《蜀碧》一书的作者彭遵泗是乾隆二年（1736年）的进士，官为御林院编修。可说是满清政府的官员，是一个御用文人，所以他的书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很值得人怀疑。
   
    明末清初时期的张献忠没有像李自成那样善待中小地主和知识分子，反倒把他们当作敌人看待，所以清军侵入四川时支持张献忠的人不多因此引起张献忠愤怒的可能不是没有。而且张献忠在看到大明王朝被李自成推翻，清兵又乘机入关，并很快占了大半个中国之後，明白了天下已属满清再也轮不到他自己，因此而自暴自弃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但如果把造成四川“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大屠杀都归于张献忠，则实难苟同。因为这并非张献忠所为，而是清兵自己所干的好事。最後还赖到早已死亡的张献忠头上。





  其实，只要仔细查看一下清兵侵入四川的那段历史，真相不难知晓。
   
    1646年，也即满清入关後第三个年头，满清即宣布张献忠已被战死，并宣称“破一白三十余营。平四川”，即宣布四川平定。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满清攻陷渝城（重庆），是在★十三年後★的1659年。
   
    因此对四川人民的这种顽强不屈的抵抗，清军采取了彻底屠杀的办法作为报复。即不论是“张贼”，还是无辜的平民，一律斩杀。
   
    “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这是1649年满清贴出的公告！！！！！！
   
    这种残忍的镇压方式，在四川竟然持续了很长时间。为了隐瞒真相、欺骗中国人，满清居然把他们自己干的这些大屠杀全部栽赃给张献忠！
   
    试想，假如张献忠真如满清鞑虏所宣传的那样，“是一个疯狂的杀人魔王。四川交通可达的人烟稠密之处，差不多被他杀绝”，那麽，几乎没有人烟的四川，何能抵抗十多年？
   
    已经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何需“劳驾”鞑虏们花费十多年时间去平定？
   
    这不是明显的矛盾嘛。
   
    四川人民的反清活动被残忍地镇压後，的确是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清廷不得不迁移湖广的人口至四川（即有名的以湖广填四川）。造成这种惨状的不正是鞑虏们吗？可见当时的鞑虏们不仅穷凶极恶、而且栽赃的手法也卑鄙至极。
   
    当然越是夸张和宣传张献忠的“屠杀”，就越能证明真正的刽子手们的行为是“正义”的。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道理。满清统治了两百多年，战败一方的记录早就被毁灭或被篡改，留下的只是有利于自己的“记录”和当时的宣传，这样的“历史”代代相传，两百年後的百姓也就很自然地信了。
   
    不过，如上面的例子，还是可以从满清自己的记录里找到矛盾的地方，从而还回历史的真面目。也有後来的出土文物戳穿了当时满清所制造的、流传两百多年的谎言。
   
    例如，有一个栽赃的著名例子：满清的“七杀碑”传说。满清说张献忠不仅杀人如麻，还在他杀人的地方立了个碑，碑上写有：
   
    『天生万物以养人
   
    人无一善以报天
   
    杀、杀、杀、杀、杀、杀、杀』
   
    但後来，在广汉的一个公共墓地里，出土了张献忠的“圣谕碑”。碑文上却是：
   
    『天生万物与人
   
    人无一物与天
   
    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即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根本就没有丝毫的杀气。
   
    满清的御用文人们，把前段留下，居然把後一句改成了七个“杀”字以宣传张献忠的“残暴”和满清的“正义”！
   
    当然，张献忠在四川时的确也做了很多坏事，但绝对没有像自满清征服全中国後所流传的那样，四川人都是被他杀光的。制造“弥望千里，绝无人烟”惨剧的决不是张献忠，而是当时的满清军队。

冠军候说的很有道理！

大多扶区董事长

多扶镇5村鹭鸶沟村和7村多宝寺村8村三节桥村

李姓祖宗明代偏沅巡抚李乾德一门被张献忠杀了120多口，李乾德和弟弟在乐山月波驿跳江自杀。

大多扶区董事长

康熙年间西充县人李昭治所作《西充凤凰山诛张献忠记》说： “乙酉十二月十五日，收杀绅士，自进士以至生员二万二千三百有零，积尸成都大慈寺。” 《鹿樵纪闻》说杀了一万七千令人，“所弃笔砚如邱冢”。

历史都是由胜利者书写

冠军侯所说还少了一个吴三桂，吴三桂反后，与清军在四川拉锯战，川人死的也不少。浪子所说那些也是事实，但都是官绅及其家人，对平民的杀戮并无证据

灵应山

冠军侯 发表于 2016-8-6 20:12
清朝的“文字狱”，自康熙五十年戴名世的《南山集》案起，历时了一百年，士大夫和老百姓慑于法令的残酷 ...

几乎没有人烟的四川，何能抵抗十多年？
很有说服力！

灵应山

大多扶区董事长 发表于 2016-8-7 11:51
多扶镇5村鹭鸶沟村和7村多宝寺村8村三节桥村

李姓祖宗明代偏沅巡抚李乾德一门被张献忠杀了120多口，李乾 ...

为巩固政权，镇压“反革命”肯定是少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