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一直在忙,张三异主题元素的资料整理,查阅县邑志,老资料较多,对原来的乡贤制度有了新的认识,前两天还肤浅地谈了谈自己的看法。夏韵的这批篇文章,谈得具体,事例有针对性,说出好多人想说,不敢说得话。有说服力,故值得一看:
一天,与朋友聊起当下国学复兴之热的话题,他叹气说,难啊。
我意为,面对当今物欲横流、视鲜耻寡廉为正常、视贪腐者为能人、视吹牛拍马巧取豪夺为本事的流氓文化,复兴国学也许会唤醒人的良知,便答道:不管怎么说,能重振国学总是好事。
朋友再一次叹气说,中国地域乡村居上,中国人口乡民居多。自古以来乡绅是中华文化一代代薪火相传的载体,这一传承阶层形成的乡绅文化是民族文化的命脉,这个阶层被摧毁了。没有乡绅这个传承载体,何谈国学复兴。
轮到我叹气了。我忆起我的表舅,他属于被意识形态赋予最革命最愿意跟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标签的贫下中农阶级,直至上个世纪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饿毙之时,他还耿耿不忘“残酷剥削”他的地主老东家——“要是老东家在就好了,至少可向他借粮”。
1949之前,表舅家租种城里一家开染房的人家的几十亩地,称呼那家人家里的一个戴着和黄世仁一样的瓜皮帽的老者“老东家”。我童年在姑外婆家度暑假,我见过这位老者,身着长衫,雅儒,和善,很像我的同样戴着瓜皮帽的爷爷。他们同是城里的工商户,我爷爷开粮行和木料行。不同的是爷爷不恋土地,父亲曾告诉我,有一次买地的契约就要签字过户了,爷爷反悔,认为还是投资做生意好,没有买。父亲十分后怕地说:要是买成了,我们家就成十恶不赦的地主了,你说险不险。
1949之后,共产党土改,把老东家的地分给了表舅家。表舅一家挺过意不去的,说,人家也是人老几辈挣来的家业,怎能红口白牙昧良心说出口这地成了自己的,情愿按老规矩租种——他被斥落后、敌我不分。
在我家乡小城里有“管半边天,送(宋)半边城”之说,还有传为佳话的“让他三尺也无妨”的曹家仁义巷。管姓宋姓曹姓这些大户人家的后代,1949之前,都深受儒家文化教诲,知书达礼,修桥铺路热心于乡村公益事务,行古道侠义,深得到乡亲们的敬重,他们是乡绅。没听说没见过黄世仁那样的为富不仁者。但是1949之后,他们统统被黄世仁代表了。我不否认地主里有个别的黄世仁那样的为富不仁、正像共产党里也有个别坏人一样。我弄不懂的是为什么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地主里有黄世仁,所有的地主都成了黄世仁,都得杀关管?
土改后有土地和资产的乡绅,要么惨遭镇压,要么成为被批斗对象,中国延续千年的、维系乡里生态的乡绅文化被灭绝了。缺乏文化底蕴的乡村流氓无产者取代了乡绅,中国从此失去了传统文化的承载实体。
有人插话说,现在不是有了新的地主了吗,他们发大财了,会否重接乡绅文化香火?
朋友说,不可能了。一是中国政治生态一改几千年来皇权不下县、县以下自治的治理方式,没有了民间社会,乡绅失去了生存空间。二是新地主大多是权钱交易的产物,他们必须和官场保持密切关系,而资本一旦与权力勾结,必定作恶,不与官场勾结,一定不能来钱。他们与旧日的乡绅不是同一境界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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