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配置资源有利于城镇化分红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2016经济学家年会夏季论坛”上发表了演讲。他表示城镇化主要是劳动力从农村转向城市,给我们带来了充分的劳动力供给,劳动力供给也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不会构成经济增长的瓶颈。本文内容根据演讲实录整理。 当前,世界各国形势都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特别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其很可能会对经济全球化产生向后拉的动力。 这个动力到底能不能把全球化往后拉?我们不知道,但至少我们可以一方面尽己所能地推进全球化,另一方面做好我们的事情。这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有两点,一是实现经济拉动力向内需转变;二是要进一步挖掘供给侧的经济增长因素,清除旧的障碍,所以把新经济增长因素看作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有很多人认为经济增长还会回到原来的水平上,或者说我们现在遭遇的还是短期的周期性因素。他们会问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历史上其它经济体在我们这样的人均收入水平上都没有减速,还会保持很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为什么我们在人均收入水平这么低的情况下(相当于美国的20%)速度就要降下来呢?我想主要是判断经济发展阶段时不能仅仅依据人均GDP水平,还有一个重要指标是人口结构,要看人口结构究竟有利于经济增长,能够创造人口红利,还是可能会产生人口负债,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 过去我们获取人口红利的主要手段其实是借助了城镇化,特别是农民工从农村、农业这些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城市和非农产业,这是一个重要贡献,未来如果还能继续保持下去,我们还可以得到经济增长的动能。 现在要推进改革,应该做三件事情: 一是真正认识到改革是有改革红利的,改革和增长不是此消彼涨,有此无彼,而是改革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至少户籍制度改革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增加劳动力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二是即使认识到改革能够带来红利,但这个红利能够得到吗?户籍制度改革的成本已经确定了,目前来槛,城市政府一定要承担这项成本,但它带来的改革红利对潜在增长率的提高是不是能够完全排他性地被当地城市政府获得呢?不一定,因此改革成本和改革收益变成了不对称的东西,这时候必须做出恰当的制度安排,让大家分担改革成本,分享改革红利,预期明确才可能推进改革。 最后我们应该看到,户籍制度的改革也是一样,要把目标定在机制体制的变化上,而不要用指标来考察它,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必须着眼于让真正意义上的资源重新配置,推动城镇化获得改革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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