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包产地之沧桑岁月------彭宗继

大石

《邛崃经纬》文章

我家包产地之沧桑岁月

彭宗继

“生产队的土地都承包到组了，我家是二组。”还在读初中的我回家拿生活费时，母亲这样对我说。

我老家在川西平原边缘的山区，村子里有一条通往芦山的茶马古道，古道两旁的陡坡上种的是产量不高的玉米和大豆。播种和收获的季节，不少乡亲一天需要在山路上来回奔走二三十里。

我家所在的二组算得上生产队的福地。这不仅仅是因为那里曾经出了个为国民政府捐资二十万大洋资助抗日而被蒋介石封为天下第一保的保长，而且二组所在的地势稍微平缓，每天的劳作差不多就在周围一公里的范围内。因此，包产到组对于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我而言最大的好处就是参加劳动时要少走很多路。可是，对于年过花甲的外婆来说她看重的是收成。秋收的时候，外婆告诉我，今年的庄稼特别好，粮食亩产是她有生以来最高的。

不久，我也体会到粮食产量创纪录带来的实惠。因为家里的玉米多了，就可以和平原地区的农户换大米，而把这些大米除了小部分拿回家外，多数都交到学校伙食团了，我也就结束了一日三餐都吃玉米馍馍的住校生活。同时，外婆在年猪宰杀前三个月就给猪儿增加了精饲料，等到宰杀的时候早已是膘肥肉满。用外婆的话说，肥膘都有一巴掌宽。我家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只有逢年过节才可以吃肉了，差不多每个月都可以吃上一次肉。对我而言，在学校每个月还可以吃上两次肉。

读高中那年，老家已经开始包产到户了。我家五口人都有一份自己的田、地和林。虽然我们兄弟三人都在读书，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劳动，但是寄宿在学校的我再也不用吃玉米馍馍了。因为这个时候国家实行退耕还林政策，按照每户种植树苗的多少给予一定的补助，我就是靠这一补助过上了一日三餐都吃白米饭，每周可以吃一顿肉的日子。我也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用两年的寒窗苦读完成“脱农皮”的任务。

1984年，当我拿上大学录取通知书去生产队会计处办理粮食关系和户口迁移手续时，我才知道包产到户政策是“生不添（包产地），死不减（包产地）”，三十年不变。因此，我虽然粮食户口关系都不在老家，脱离了日晒雨淋的日子，可事实上我在农村老家的包产田地和林地依然归我家所有。离家前，我当着全家的面表态，我所有的包产地都由两个兄弟平分，算是作为回报没有继续读书的他们。

当我那年春晚回家看上胞弟买的十四英寸黑白电视的时候，我才知道兄弟他虽然种着我的包产地，貌似占了便宜，可是一年的农税提留款也不是一个小数，如果加上人工，种地几乎就是亏本。后来的日子里，听说镇干部到村里强收农税提留款不成而去农户圈里牵猪牵羊的事，更有甚者，有农户还拿出火药枪威胁前去强收农税提留款的镇干部，成为镇干部眼中的“钉子户”，以至于镇干部多年不敢去那户人家强收农税提留款。

二十一世纪初，胞弟当上了村干部。当我问他收农税提留款还难不难的时候，他苦笑了一下说：“不难。”我说：“为什么呢？”他说：“现在镇政府把责任目标全部压在村组干部身上，实在收不起来的部分就只能由村组干部先垫付完成目标任务，然后再求爹爹告奶奶的慢慢地收吧，有些农户确实很困难，我们也不忍心常常去催问。”当听他说一个人一年要交三百多元农税提留款的时候，我真有悔不该把承包地送给他们的感觉，农税提留款也就成为我心中的一个节疤。

几年后的一天，当我听说要免交农业税的消息后，就迫不及待地打电话告诉胞弟，想给他一个惊喜。谁知，他已经在手机上看到新闻了。他还告诉我说，按照国家“耕保基金”和“林保基金”补贴标准算，他家每年可以领到一千多元。同时，他还告诉我，因为不收农税提留款了，干群关系也不紧张了。听他这么一说，我顿时有如释重负之感。

谁知，还有令我更高兴的事情接踵而来。首先是在成都市和邛崃市各级单位的连续扶持下，水泥路通到老家的各组。其次，2015年，成都冉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与邛崃市人民政府签订协议，分两期共投资12亿元打造南宝山（金山片区）旅游项目（4A级景区），首批流转土地12000多亩，其中就有我家原来五口人的120多亩。按每亩每年360元算，我家每年差不多可以领到四万元。

从联产承包到现在才三十多年时间，作为见证人，我真有一种沧海桑田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