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大学生频繁被骗背后，是贫穷导致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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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大学生频繁被骗背后，是贫穷导致的鸿沟

这些孩子还没有成为信息社会公民的时候，就成了信息社会的难民。信息社会的“老司机”们，很容易嘲笑这些孩子的智商，但是这根本就不是智商问题，甚至也不是他们幼稚的问题。

山东临沂姑娘徐玉玉被骗案，可能是全国侦破速度最快的电信诈骗案了，昨日（26日），两名福建泉州的案犯已被警方抓获，另外三名同犯也在追捕之中。此事再一次证明，如果警方真的行动起来，侦破这样的案件并不是什么难事。

电信诈骗案以每年20%到30%的速度增长，增幅远高于GDP，根据公安部门公布的数据，2015年的涉案金额超过100亿元。如果以许玉玉被骗1万元为平均数的话，2015年被骗的人达到100万个，这是相当恐怖的数字。但是，由于每一个报案人的被骗金额，最多也就几万十几万，对结案的派出所来说，又实在谈不上“重大”。据新华社的报道，电信诈骗案的破案率只有3%。考虑到有相当多的诈骗根本没有立案，这个数字事实上还会更低。如果这种趋势今后能够得到改善，人们必须感谢徐玉玉，她用付出生命的代价，促成了公安部门对电信诈骗案的重视。

除了徐玉玉外，山东临沭县大二学生宋振宁也因为被骗伤心过度心脏骤停身亡。随着各地媒体的介入，越来越多农村贫困大学生被骗的故事为我们所知，事实上，这样的线索媒体并不缺，但是被电信诈骗几千上万元已经不是什么新闻，几乎所有的报纸都曾经报道过电信诈骗，都写过防骗指南，对这样的事情媒体早已审美疲劳，只是因为徐玉玉的去世，媒体采重新提起了关注这类故事的兴趣。

一个无比悲哀的现实是，就媒体最新报道的一些案例来看，被骗的农村大学生居多。这些涉世未深的孩子，对社会和国家都充满了信任，更难接受自己被骗的事实。一个还没有办过信用卡的大学生，只是因为骗子准确说出了自己的身份证号，就会被“你的信用卡透支十几万”这样的信息震惊；而在城市，那些熟悉信用卡规则和漏洞的人，靠七八张信用卡来回腾挪度日，银行甚至都找不到他们。命运的迥异，让人不得不感叹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鸿沟。

徐玉玉郁结而死，媒体公布了两张照片，一张是纯洁无邪的笑脸，另一张则是大学通知书。南京邮电大学和诺基亚手机，看起来分外刺眼。南京邮电大学本来就是以研究通信闻名，自己的新生却死于电信诈骗，而那部老式的诺基亚手机则更让人嘘嘘。如果换成一部苹果手机，是否就多了一种安全保障？临沭县大学生宋振宁，本身是学计算机专业的，但是他却没有钱买笔记本电脑。而湖北省一位大学新生李倩倩（化名）则被恐吓在上海透支1万6买了苹果手机，她没去过上海，没买过苹果手机，她甚至都不知道苹果手机值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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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上，有些网友对他们被骗感到不解，骗子的说法看似很有逻辑，但有些说法明显是违背了常识。一个信用卡都没有的人，被骗子说透支了，为何会感到恐慌呢？对那些因为沉迷朋友圈而感到懊悔的人来说，骗子这些套路是一眼就能看穿的。就在昨天，一位记者朋友收到了某地“法院”的一条短信，指控他发布的一条微博违法，让他打某个电话解释。这位记者截图当笑话发到群里，就翻身继续睡了。虽然他确实发了那条微博，但是法院给当事人发短信，却暴露了骗子知识储备的不足。

对那些准大学生来说，他们还没有真正踏入信息社会。三年的高中生活，很多县城高中的孩子，没有什么上网的经历，没有钱买智能手机，也没时间玩手机。在他们心中，上网还有某些负面含义，人应该做更有价值的事（比如复习）。未来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是美好而可期待的。为了在高考中胜出，他们必须在课本和考试资料中倾注更多心血，而教科书中的世界，离现实有相当大的距离，越是努力学习，这种距离就越大。他们的父母，基本上属于旧世界的人，刚刚在基层电信部门的忽悠下，开始学会使用那些老旧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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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孩子还没有成为信息社会公民的时候，就成了信息社会的难民。信息社会的“老司机”们，很容易嘲笑这些孩子的智商，但是这根本就不是智商问题，甚至也不是他们幼稚的问题。本质上来说，他们被骗不是因为自己笨，而是因为自己穷。因为穷而被骗到更穷，这个事实比被骗本身更让人难过。大二学生宋振宁被骗后，反复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是：这些钱妈妈要多久才能赚回呢？被骗还不到2000元，却已经让他如此悲伤，以至于心脏骤停。

除了贫穷不舍得购买手机或电脑之外，更根本性的原因是电信部门长期对农村或贫困地区的歧视。从“神州行”时代开始，运营商就经常标榜自己的信号已经达到了深山老林，但是在农村，不但信号差，通信费用也比城市昂贵。至于中国电信垄断的上网光钎，长期以来都是歧视农村的。直到现在，很多农村都还没有宽带，和从小在网络环境中长大的城市孩子相比，农村孩子根本没有享受到信息社会所带来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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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电信部门会有“合理”的解释，因为农村上网需求少，所以花费高昂代价把网络铺进村子是不明智的。这样的解释本身就是充满歧视性的，在中国通信光缆其实属于基础设施，最初在城市的铺设，都来自于国家拨款，在最初的制度设计上，农村就被定义为不需要网络的地区。在中国，你不能用“市场行为”那一套理论来解释通讯行业，要知道，早在80年代，邮电局的网络就已经深入到了穷乡僻壤。直到今天，它都是“国家”在偏远地区存在的最明显标志之一。

人们普遍相信，信息社会将会导致一个更“平”的世界，落后地区将凭借这信息技术，获得一次在知识上赶超的机会。但是在中国，却用制度性设计来把贫穷与网络隔离起来。只是最近几年由于城市对电脑、手机的需求已经饱和，运营商们才想到农村其实是一个挺大的市场。被城市淘汰的各种劣质山寨手机大批进入农村，还有那被时代淘汰的诺基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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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谍影重重5》中，马特·达蒙饰演的Jason Bourne为了躲避中情局无所不在的信息通缉，不得不躲到希腊一个没有网络的小岛上，靠打拳为生。在好莱坞编剧心中，信息技术已经发达到让人无所遁形的地步。但是在中国，却还存在着一个大而深的信息鸿沟。

和迟钝的电信管理部门相比，骗子们更敏感地感知到了这条鸿沟的存在。徐玉玉的案件，已经抓获的两名案犯都是福建泉州人，相信在逃的三个也是。电信诈骗呈现出集团化、体系化的特点，而且花样翻新，与时俱进，是典型的信息社会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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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不得不孤独跨过这条鸿沟的城乡青年来说，这是相当危险的时刻。有不少孩子要为此付出代价，在这个时间差造成的鸿沟消失之前，这样的案件不会消失。也许我们唯一能够劝慰这些孩子的是，在中国，人的一生那么漫长，道路又那么曲折，这些欺骗其实不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