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一条运河的晨间景色。/视觉中国 & Moment Open
不过,这些财富和“高福利”、“大政府”或者“社会主义”没多大关系。瑞典成就斐然,不是因为瑞典有什么过人之处,而是因为它和其他成功国家一样,有着一套运转良好的资本主义制度。瑞典工业经济研究所的安德里亚斯·伯格(Andreas Bergh)梳理大量过往研究发现:18世纪,瑞典引入私有产权,促进了农民土地产量;19世纪中期,瑞典建立私人商业和储蓄银行,农民储蓄和私人投资开始蓬勃发展;当时的财政大臣约翰·格里彭斯泰特(Johan Gripenstedt)奉行自由贸易,瑞典从人口、货物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中获益匪浅;更不用说19世纪中期,瑞典还拥抱了新闻自由、男女平等,废除了贵族享有的特权,为清廉政府铺平了道路。
北欧国家人均寿命之高、婴儿死亡率之低,也常常让很多人痛恨自己“投错了胎”。但在变身为高福利国家之前,北欧各国已经能够甩全世界好几条街了。伦敦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尼梅·塞南戴吉(Nima Sanandaji)在《斯堪的纳维亚没有例外》一书中提到:1960年,挪威的人均寿命为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中最高,紧随其后的是瑞典(第3)、冰岛(第4)和丹麦(第5)。当时北欧国家税收占GDP的比重和美国不相上下(30%左右),也就是说北欧还没来得及建立起高福利制度。但到了2005年,恰恰当这些北欧国家纷纷转型为高福利国家之后,他们与英国、美国之间的人均寿命差距反而被大大缩短了。
羡慕北欧高福利可以,但最好别以为北欧社会要比美国更不用“拼爹”
中国人羡慕平等的北欧国家,确实情有可原,毕竟双方完全是两个世界。但最好别以为是高福利制度带来了平等。两位瑞典经济学家耶斯佩尔·罗伊内(Jesper Roine)、丹尼尔·沃登斯通(Daniel Waldenstr?m)告诉我们,20世纪头80年瑞典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有了巨大改观,但是绝大多数改善,注意是绝大多数,在瑞典还没变成高福利国家之前就已经发生了。
另外一个残酷事实可能更让北欧粉心碎:北欧国家高福利下的平等,不见得能比“水深火热”的美国好多少。我们知道,不管在哪个国家,人们普遍希望穷苦人家的孩子能够有出人头地的机会,经济学家就用“社会流动性”来衡量下一代人的收入多大程度是由父母的收入所决定。明面上北欧国家在消除不平等的努力中表现出色,尤其是丹麦,它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的社会流动性排名最高,美国则不出意外地排名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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