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宁（右二）和启邦（左一）、章辉（左二）、治中（右一）等朋友。
现在所称“知青”，一般以为专指“文革”期间从城里到乡下插队落户的中小学生。实际上按国家有关政策解释，“知青”这个概念包括了从1950年到1970年家在农村、毕业后又回乡的“回乡青年”（简称“社来社去”）。“这些人才是知青上山下乡的先行者。他们人数最多、付出代价最大，待遇却最为不公。”（见定宜庄、刘小萌《中国知青史》）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从城市下放到农村落户的人群中，“黑五类”家庭居多，许多是全家插队。我就属于这样的类别。所不同的是，拨乱反正、落实政策时，我被正式“按知青待遇”、“召回”、“接班”、安排工作，在乡期间计算了连续工龄。而千千万万与我类似的知青却无缘这份浩荡天恩。
以下这些故事是1997年应杜九森之邀，对20年前知青生活的回忆，当时他正专攻知青这个课题。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发表。一晃又过了近20年，总舍不得扔了这“鸡肋”，那就借《浅草》面世吧！文中所称知青，就是包含了各种类型的，广义的知青。
－、初识杨启邦
1971年夏，我背心、短裤、光脚板进城，到城东门国营养猪场挑粪。父亲叫回来时到刘一江家把《古代散文选》收回，于是把粪担子歇街边，进一江家收书。一江说，书被隔壁一个叫杨启邦的借去了，说这杨启邦如何如何了得，中国各大城市跑遍不说，还偷越国境去过越南。一江过去要书，只听见隔壁大嗓门如小钢炮轰过来：“乡坝头的人要看？看得懂不？不要把书糟蹋了！”我正心慌，又听朗读声由远而近：“初，郑庄公娶于申……”来人光头，个头不高，二十来岁，口方鼻直，眼睛小而亮，正读得摇头摆脑。一江手一摊介绍道：“杨启邦，就住我家房子。”又指我，“吴阿宁，鹿角坝的，今天进城挑粪，就是他要这本书。”杨瞟我一眼，问：“你要读这本书？”我说：“乡埧头的人，不敢把书糟蹋了，拿回去还人。”他见我话中带硬，一下子竟上了火：“咋个嘛？你今天是不是要同我比一盘嘛？”说实话，还真没遇到过如此猖狂的人。但父母平时一再叮咛不可在外惹是生非，于是站起来就要走。刘一江劝些啥，杨启邦又说些啥都没听清。但终被一江留下来吃顿便饭，边吃边想，这人火气咋这么大？干脆再气他一盘。找了纸笔，想借一首古人诗讽他一讽，但又记不全了，于是改编成：
“小小花针值几文，世上何愁少几根。眼睛生在屁股上，只认衣冠不认人。”
（实际上这首诗是这样的：百炼千锤一根针，一颠一倒布上行，眼睛长在屁股上，只认衣冠不认人。题目叫《咏针》，为清代文映江所作。）
叫一江待我走之后才交与他，让他无处发泄，气死他！
回家也就把这事淡忘了。哪知因我表兄匡远福之死，又把我们扯拢一堆。这叫“无缘擦肩过，有缘甩不脱”。
表兄匡远福，原在《西昌群众报》当记者（见拙著《牛筋草·表哥匡远福》）。风华正茂时，因书信向上级反映大跃进中农村“三高五风”乱搞的问题，被“反成右倾”，辗转几处农村，最后发配到会理县益门煤矿、铅锌矿劳教。几年后铅中毒，成了不治之症，被强制遣返原籍荥经自谋生路。一个满脸青黑疙瘩、严重肝炎病人，这“生路”谈何容易！刚千恩万谢居民段安排去鎚了两天石头，就大开仓吐血一小瓷盆，猝然死去。连婚都没有结过。因他回荥时暂栖身刘一江家，故死时杨启邦在侧。从穿衣-入殓-抬杠子-出殡他都帮了大忙。当我从鱼鳅顶修路归来时，父亲多次向我提起一个姓杨的大胡子年轻人出力不少，叫我一定要当面感谢人家。又补充道：“就是你写条子骂的那个人。”我甚惊讶，何来的胡子？
开春，为节约几个钱，我要到邛崃去买奶猪来喂，于是头晚上就进城住亲戚处，以便第二天一大早赶车。晚上闲逛至城东头，那儿正放坝坝电影，当街绷个银幕把街都拦断，众人站正反两面仰脖子立观。我前面一堆人中有一人不断大声说话。他说：“喂，老兄，搬一下涧槽。”于是银幕中那人便搬了一下涧槽。众笑。他又说：“老鹰，飞起来！”果然，银幕上雪山间立即飞起一只雄鹰。众又笑。有人说;“杨启邦，你不要太颤了。”他答道：“不是颤，是导演。”我靠前从后仔细观察，果见半圈大胡子伸展出来。于是鼓起勇气拍了一下他的肩头道：“你叫杨启邦？”他反应十分敏捷，向侧后跳出一步，而且做出了前弓后箭姿势，说：“是的，你要干啥？”我赶紧解释：“我叫吴阿宁，上次我表兄匡远福死，多亏你帮忙，父亲叮咛，一定要当面谢你。”他一听，喜出望外，收了架式，嗔怪道：“黑地麻扎的你不该拍我。”电影也不看了，我们沿街边走边谈，互相道歉。他说上次不该那么莽撞，我说我也实在小器。从敬佩惋惜匡远福的惨死，说到他的为人与学问。杨启邦口若悬河，汩汩滔滔，说出许多外国人名与书名来令我惊讶不已，方知他并非一个简简单单的颤翎子。特别让我高兴的是，他说他那里有许多书，欢迎我随时借阅。话越说越宽，直到夜阑方才依依惜别。
当时，我因家庭情况太险恶；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母亲被打成右派，亲戚们也大多成份不好，互相都怕株连，大多只能道路以目。所以平时谨言慎行，夹着尾巴做人，根本不敢结交。蜷居小屋，发些幻想。与杨启邦认识一事，回家禀告后，高兴一阵也就慢慢放淡了。
二、春风吹进玉门关
暮春三月，是歌唱“麦苗儿青来菜花儿黄，”的季节，但那时是根本就感觉不到什么叫风景美，一年到头只求无人敲门就好。我家那破门，被“工农兵司令部六合兵团”反复抄家，踹倒多次，修复多次，一开一关，嘎嘎直响，叫人心惊胆颤。妈妈说：“一听门响，就叫人想起小学课文《狗又咬起来了》！谚语云：“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这得看时代，那个时代恰恰是反的，横祸飞临的都是无辜之家。现在的青年没法懂，是福气。
一天晚上，一家人正头碰头围着盏墨水瓶做的小煤油灯阴悄悄看书。突然门外响起杂乱的脚步声，敲门声一响，全家惊惧，赶紧叫一人进里屋藏书。但那屋外人只轻敲而未乱砸，不像是来抄家的。我出门一看，敲门人退到院埧里，月光如水照着四个小伙子，为首的正是启邦。另一位是初中同学陈聪，就在邻村古城大队插队当知青。经介绍，那瘦小的叫杜治中，高而憨厚的叫刘亚尼。启邦补充道：“亚尼者，仅次于孔仲尼之意也。”
启邦今天大振作，一双皮鞋就不同凡响，那年代一个农村人穿皮鞋，相当于现在开豪车！裤子有楞线，上身一件瓦灰色对门襟中便装，为其母亲手制。一脸自称“横跨欧亚二大陆的马克思主义式胡子”，一左一右在耳下圈成两个鹅蛋大的涡轮，头发居然吹过。不由得让人想起“绅士”这个词来。
父亲一边一迭连声地说“感激”，一边回头骂我“没得点厚道气”。启邦把我们不打不相识的经过又讲了一遍，众人大笑。陈聪说：“今天是专门来听你拉胡琴的。”我吓了一跳。前年刚学了半个月二胡，就被公社革委会抓去宣传队伴奏，我推诿，他们就上纲上线威胁，只好应命，拉些语录歌之类，哪能登大雅之堂？这种场合，怎么拿得出手？又听说那杜治中，曾在县宣传队里拉琴，而且与人合作制造过大提琴。我拿出二胡，一再声明不敢班门弄斧。于是治中先动手，亚尼、陈聪跟着各拉一曲。启邦也拉了几下，如他说的“呕哑嘈杂”，不堪听。轮到我，奏了几曲刘天华创作曲和一曲《山村变了样》。大家有了话题，互相切磋，十分投机。从二胡谈到其他乐器，从音乐谈到书籍。启邦从怀中摸出两本书递给我，说：“心想你会去借书的，哪晓得你却不去，所以就给你送来。”一本是舍甫琴科的《音乐家》，一本是库普林的《阿列霞》，想不到这后一本书又引出与成都一大批诗友的姻缘来。
四人的来访，打破了我家闭关锁国的政策。我只要进城，就要去启邦处借书或治中处耍。治中家住城郊官田坝（如今已是城中心），小地名“大夫第”，颇有些古里古气。他父亲曾任民国县党部书记，这个标签就足以压死人了。逃过多次运动却没有逃过“五九年”，饿死了。兄弟俩守着一个备受惊吓、精神出了问题的老母亲。门口有小菜园，园外就是大片水田了。我们常在晚上来此搞些合奏、唱歌之类（因白天要出工）。在这里，又认识了治中的小学同学罗宗义（当时在五宪小学教书，后来转入仕途）。朋友多了，生活变得有了亮色。我们在一起可以说许多出格的话，唱许多想唱的歌（比如被批为黄色歌曲的《草原之夜》），互换书看。农活太忙，见面不易，还写点信。多少读了点书的少年难免抒情，不抒，就可能要生病。有了许多释放的机会，眉头的确就常常松开了。
三、诗缘
我这人读书一直有个难改的毛病，就是脚躁手痒的爱在书上画杠子、作符号、写旁批。启邦拿来的那本《阿列霞》把我整感动了。心血来潮，提起笔就在那书的封三空白上题了首小诗，诗曰：
啼血的杜鹃，哀歌的夜莺，冰，那一触即破的薄冰！怎能比啊，阿列霞，你高尚痛苦的爱情！血泪浸泡的苦果，你默默的哽下；生活里绞出的苦汁，你悄悄地尽饮。你独自挣扎在愚昧的波涛之中，钢强的嘴唇，颤动着微弱的声音：“爱情！爱情！”
书还给了启邦，他又借给另一个女知青何冬平。何冬平到成都耍，带在身边解闷，住成都她的知青姐妹王家蓉处。而家蓉的丈夫邓祖铭是个诗痴诗呆诗狂，无意间看到这几句乱打油，于是发话给何冬平，说他将在今年春节回荥拜望老丈人时，前来结识一下“本诗的作者”。我呢，以为只是句客气话。
是年腊月，启邦带信来，说是邓祖铭驾到，今晚在启邦家见面。我约上既是同学也是知青的石章辉，早早地在启邦家恭候。正瞎猜乱估时，缪斯来敲门，迎进屋里灯光下一站：崭新的蓝咔叽帽子，蓝咔叽中山服，蓝咔叽裤子。一团蓝光闪闪。只有那双深桶解放胶鞋露出两个草绿色尖尖。窄溜溜一张又黑又瘦的脸上，架一副胶质花边近视眼镜。镜片上补一张半颗米大的白胶布。这瘦“蓝人”声高气足，客气异常，后来我有首《人物描写》写道：
瘦如欧字，瘦得只剩把骨气。黑如徽墨，黑得七色羞惭。鸡胸，藏一颗豹子胆。一万两千度近视片，尽闪些二十年后的光环。鼓舌如甩剃刀，切喉咙——也修面。下笔方而不割。为人直而不肆。见面打双风灌耳，清贫自号大安。只可惜啊，脚掌上生两个鸡眼。
石章辉拉拉我悄声说：“活象电影里的特务。”尚未落座，邓哥就文绉绉开了腔：“在成都拜读了你的大作，又听说荥经有一批好学深思的有志之士，令人不胜向往之至。此次受成都众诗友之重托，拜望诸位，万望不吝赐教，以期达到共同提高。”这种话，谁搭得上岔？幸好客套文言迅速结束，互相介绍起职业家庭来。话题转了一大圈终于回到诗歌上，我们各自拿出几首近作请邓哥过目。这下他才乔装尽去，本色毕现，静悄悄专心致志慢慢读完，好处说好，歹处说歹，评判中肯，软中带硬，让我们这些纯粹把诗歌当儿戏的泥腿子敛声闭气，严肃起来。
然后，他拿出几首早已抄好的诗向我们介绍成都几位诗友。有白水的《复砚冰信》和《小病》，有陈墨的《她要远去》和《小夜曲》，还有他本人的《在那个阴暗多雨的季节》和《当春风归来的时候》。这些，都是后来诗友公推的“名作”，读得我们崇拜不已。很快，从纯粹谈技巧进入对内容的共鸣：都是反映知青生活的，充满了哀怨和不满，但更多是洋溢着希望。话越说越胆大，音量越说越细小，逐渐夹杂许多大约从收音机里听来的“小道消息”。
夜深人静，炉火通红，小屋里弥漫着热烈而神秘的气氛。启邦的母亲端来汤圆，这汤圆非同寻常，光泡酒米就要半月多，雪白，柔软，晶亮。吃得温馨，谈得投机，竟至天亮。告别时邓哥提出：希望每人多“下蛋”（写诗），写好寄给他，他正在办一个朋友间传阅的刊物，名叫《空山》。
四、黄柏树上弹琴——苦乐
那时，我坚定地认为，人和动物的一大区别在于人需要精神排泄，人间的麻烦多于动物界也源于此。如果我们当年都不识字，可能就会安于过动物生活，这心路历程就可能如羲皇时一样清平。许多人把写诗、音乐等说成是一种追求、一种对高雅艺术的向往、雕饰，恕我天生愚钝，我之所以写诗、吹拉弹唱，的的确确不是受了美的启迪，而纯粹是因肚子里胀的恶气太多而情不自禁需要排泄。后来，我在街头一看见那著名雕塑“撒尿小童”，简直如逢知音。鲁迅有句“人生识字糊涂始”，这正是知青不安分的病根。你看那目不识丁、响当当、硬邦邦的贫下中农就没那么多无病呻吟。就大多如我一样识得几个字的青少年来说，当时最便宜的排泄方式，实在莫过于写诗。出了一时气，不时拿出来温习，又出一回。拿给朋友看，还能帮别人出气。虽然冷静时不得不把自己定位在《聪明人、傻子和奴才》中奴才的坐标上，但这也是无可奈何。
我就了解当年许多知青爱写诗，水平高低不论，但都是有感而发。不少人还配上现成曲子乱唱，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比如《远飞的大雁》之类）。试想，当时“八亿人看八部戏”（江青主导的样板剧），翘脚唯有忠字舞，张口只颂红太阳，衣不蔽寒，食不果腹，如果还加上家庭政治条件有缺陷，三天两头要看父母挨打受训，帮父母打柴交公、送通知、扫街道、洗墙壁……，心中总该有些块垒需消化吧？当然也有不写诗的其他排泄方式。比如星星一队知青徐慧全（外号徐鬼子），难熬漫漫长夜，半夜起来四处转悠学鬼叫，也十分开心。还有实在找不到耍的，就爬到山上向下滚石头，看它又跳又飞，于是乐不可支。甚至当山上找不到石头，或嫌岩石多棱“不高级”时，不惜出身臭汗，从河坝头背块百十来斤的大馍馍石上山顶，聚众一放，赢来一片喝采。那种心境不是现在玩卡拉OK的小子们能体会的。我当时有一首《坑和人》可证：
一个坑，一个积满死水的泥坑。除了青苔、孑孓和恶臭，里面还泡着个活人！一个人，一个捆扎着手脚的男人。除了希望与绝望的交替折磨，他有时也作些徒劳的翻滚。
这诗后来被收入《中国知青诗选》。
毕竟是年轻人，白天累得半死，晚上还要聚聚欢欢。记得有回七八个人半夜逛马路，逛到以车祸多，厉鬼多出名的高粱湾。见坡下一人手举火把爬上坡来，是个推夜磨的。启邦的好耍劲又上来了，叫大家隐蔽。他把头发抓乱，眼皮翻转，舌头吐出，电筒去掉反光，从大胡子下边向上射。走到那背背篼老头儿的面前，用沙哑的声气问：“嘿，好看不？”吓得那老头儿边跑边叫：“你怪球得很！你怪球得很！”我们一片爆笑，方使那人明白只是恶作剧，不是遇鬼。
自邓哥去后，荥经好几个知青朋友似乎找到了业余的正事，煞有介事地写起诗来。互相传阅，然后给成都寄去。《空山》改成了《诗友》，邓哥用他方方正正的仿宋字排出，先是刻印，后是复印，一期一期带到荥经。虽然至今大家珍惜不已，津津乐道，说填补了什么什么空白。但我私下认为：仍然不过是排泄物而已，从头到尾，火气十足即为明证。我一个学生，后来读了中文系，看了我们的《野草诗选》，对我鼓起个大眼睛说：“这也算诗么？”让我无地自容。
我写诗最让父亲惴惴，他常劝我说：“算了吧，文字这东西历来招祸，迟早要出事，还是搞你的木匠活安全。”我也明白这利害，但总戒不了恶习。于是写好一诗决定收藏时，搓成豌豆大一颗，搭高凳，从楼上夹竹笆墙的大竹管上丢下，抄家的除非拆壁不能发现。“清理阶级队伍”那年，我们家被整得死去活来，差点父母双亡。抄家最频繁时，曾掏出那许多“豌豆”欲烧，但一一展读后又舍不得，最后交给已经进城当了工人的石章辉收藏，至少在名誉上他已是革命主力军了，我的许多东西得以留存。
五、成都来了个吉他手
七三年夏天一个晴朗的傍晚，月亮加凉风生出些诗意来。突然嘻嘻哈哈来了一大队人马，一个二个穿著漂亮，明声朗气。其中一个人还背着个葫芦形大布袋。屋里坐不下，全到后院坝柑子树下落座。我先给邻居打了个招呼：如果有人来盘查，就说是他家的客。认识的有启邦及其姐姐启书和他们的母亲，石章辉兄妹，电厂的魏玉冰及其女儿小丽，儿子剑宇，未来儿媳姚慧琳。邓哥面目一新：白色的确良短袖衫塞在灰色西裤里，扎条黑皮带，一双黑色凉皮鞋。清清爽爽、斯斯文文，终于与缪斯对上了号，同去冬那“蓝盾保险箱”判若两人。他介绍那高挑个，长得很英俊的小伙子给大家：“这次回荥，拉九哥同行，是来帮我的忙的。今天他把他‘儿’也带来了，现在请九哥给大家唱几曲。”大家拍手欢迎。
九哥大方得很，说：“他们说吉它是我形影不离的儿，现在我就叫我的‘儿’同我合唱一个。”第一曲是《当我们小的时候》，听得我目瞪口呆。首先是这种乐器只在电影里见过，小说里读过，从未目睹耳聆。九哥弹得极好，右手翻飞，让人眼花缭乱，全不似现在电视里教的那一套，手腕紧靠在腹板上用指头抠。他的动作很潇洒，五个指头拨挑抡滚时，手腕、小臂、甚至大臂的幅度都很大，有时高高举过头顶，优美地落下。一二弦尖锐清越，五六弦沉宏低徊。主旋律每个音都清楚，却又有和弦点缀其间，如一个乐队，这也与普通弹法不同。更绝的是歌声，一听就给人一种“科班”感觉。低音饱满，高音响亮，音域广，穿透力强。在吉它的伴奏下，节奏、轻重都那么恰到好处，字正腔圆的一曲《当我们小的时候》唱毕，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被歌声感动了。这首歌我至今认为是最优秀的歌曲，无论词曲，堪称高雅。接着是两首不同的《负心的人》，九哥唱得两眼亮晶晶泪花闪动。我情不自禁地说：“这类歌，别人唱，就叫黄色歌曲，九哥唱，就是爱情歌曲，全是庄严的感觉。”他歇气时，有人叫我拉二胡，我怎么敢？说：“听了九哥的弹唱，才知自己弄的不是音乐。”九哥醒话来得快：“不是音乐是体育？体育也来一段。”我没法，唱了首《夜半歌声》。接着，女孩子的按次序也各唱一首，全是九哥即兴伴奏。无论他会与不会，只要你先哼上几小节旋律，他就能配上很好听的和弦，这也让我开了眼界。最后是他唱几支他为诗友们的诗谱曲的歌。印象最深的是《她要远去》，诗是陈墨的名作，曲是他精心所创，唱又是他的心灵之声，倾诉了一对知青恋人的分别之情。歌声感人至深，此后三月不知肉味。
唱罢歌，大家休息。启邦的姐姐启书悄声给我介绍：“九哥叫杜九森，23岁，成都人，盐源县知青。他父亲是台湾国民党财政部次长杜均衡。”我听了又吓一跳，如此来头，万一闯几个民兵来抓去盘问，岂不闹出大事！心头捏着一把汗。
邓哥过来对我说：“我爱人的户口一直在荥经农村调不出来。九哥认识你们县一个干部叫王家园，这次拉九哥来就是找那姓王的帮忙。”我问事情进行得如何，说是尚无眉目。皆因邓哥老丈人老丈母成份是地主，都属“管制份子”，帮忙的人怕弄不好反受牵连。我虽着急却无办法，只好说些安慰的话。
夜深了，天边扯起了火闪，雷声滚动。这么多人，留宿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必须向治保主任请示批准。客人们很干脆，说走就走，要赶在落雨之前回到城里。我和两个妹妹送他们到村口，双方互道再见，一直听着吉它声伴着《小夜曲》消融在夜风中，才惆怅而归。
值得庆幸的是，这么多人的聚会，又唱又笑，竟然没有引来持枪的基干民兵。
六、了解杜九森
过了几天进城回访。听说九哥（杜九森也叫九九）住电厂魏孃家。魏孃魏玉冰，昆明人；丈夫姓张，成都人。二人离了婚，三个子女都跟着她。大女儿张丽鹃留成都；儿子张剑宇在云南建设兵团当知青，善吹巴松管；小儿子小华，留在身边，在电厂打零工。文革初“二月镇反”，把她与造反闯将杨启书同关一狱，成了难友，认作姐妹。开头我们还依着启书叫魏大姐，后见人家子女与我等相仿，于是众口一词改叫魏孃。她待人和善，又好客，身体孱弱，也不知那五花大绑是怎么挺过来的。剑宇的女友姚慧琳下放在荥经楠木乡，常带同学进城住她那儿，所以魏孃与许多本地、成都知青都很熟。
在电厂魏孃家，再次大饱了眼福耳福，畅饮了九哥的弹唱。我抚摸着那吉它，爱不释手。问：“这东西值多少钱？”九森一下就明白了我的意思，笑道：“咋个？想买一个？贵倒不贵，十几二十元一把，但没得卖的。据说是这种乐器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特别浓，国家不提倡。”我叹了口气。他接着说：“可以做嘛！听说你木匠手艺不错，为啥不自己做一个呢？成都有的娃儿还没干过木工，做出来的还可以，碰合适时，声音比卖的还好。你晓得，外观如何是不要紧的。”我砰然心动。以前我做过不少笛子，京胡、二胡、大胡，有把大三弦还做得象模象样的。但这种洋东西未曾接触过。正不知如何答话时，他已开始说起吉它的构造、用料和大致的工序来了。毕竟我未亲手做过，不少过经过脉处还很模糊，但心中已跃跃欲试了。
话题自然转到各自下农村的遭遇上。我讲起我家世代耕读传家，父母亲桃李满天下，善良一辈子，却受迫害，全家从西昌充军到此后十来年的非人生活。九哥说：“彼此吧！我的身世，你大概也已听说，那就不是一般的整法了。我下放在盐源，那儿比你这儿更艰苦、更野蛮，只是知青身份，牵挂少些。”他讲起他初去砍柴的的一段经历，十分精彩。虽已在农村，但打柴却还要走六十多里山路。半夜就出发，半夜还在回家的路上。捆不来柴，边走边垮，真如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皮带、鞋带子都用完了也勒不紧。背上麿出了血，回家还烧不了几天。他说：“你再恼火嘛，回来到底还有个家，端起碗来管它什么总有朝嘴里头送的。我呢？在田地头累得半死，饿得直冒清口水，回来还要自己动手做饭。柴棒棒又是湿的，心头直冒火，灶里头就是不燃，光冒烟。”说得我们都笑起来。“经常，饭没弄好，叫出工的哨子又响了。”这些我都很清楚。邻生产队一个姓杨的知青与我是同学，一次背着一大背篼草粪在田坎边歇气，遇见我，劈面就是一句：“我就想快点结婆娘！”我问为啥呢？他说：“就图有人整饭，这个回家现整饭硬要把老子整疯！”
九森接着讲：“后来，看见有关系、条件好的人一个二个调回了城，我晓得自家无望，于是爬飞车到西昌，又爬火车回成都，没得钱买票，就用绳子把自家拴在火车门外逃票，差点冻死。现在成都到处打些零工，混些饭吃。”邓哥插话道：“九哥卖唱生意兴隆呢！”九哥笑道：“那是《卖花姑娘》席卷全国时，有个朋友在上海先将其中歌曲寄来，鼓励我去卖歌单。我就把那些歌曲刻印了几千份，抱起吉它沿街弹唱，然后卖歌单。有几个戴红袖章的老婆婆开头也干涉，但我一说是盐源知青，没法活了，回来挣口饭吃，挣够路费又回去。他们也很同情，说：‘唱嘛唱嘛，只是不要去大街上唱，警察逮住了不得了。’有回我在一个十字街口正唱得安逸，围了好大一堆人。突然来了个警察，我心虚得很，心想今天的吉它必定粉身碎骨了。哪晓得那警察慢慢走过来混在人群中听，一曲终了时，人声鼎沸，那警察大声吆喝起来：‘闹啥子嘛闹？懂点规矩不？好生听！’差点把我高兴得昏过去，想不到警察来帮我维持秩序！于是有恃无恐，待那警察一走，两分钱一张歌单一抢而空。许多人还不住问：‘明天还来不？’明天我咋个敢又去？”我问：“那你现在就靠卖唱度日？”他说：“哪里的话，那种非法活动岂可长久，久走黑路要碰鬼呀！罚款倒不怕，反正我莫得；关也不怕，正好有人开饭；就怕砸吉它。”“那你现在干啥？”“在一个文化馆里帮画画。”我很惊奇，问：“你这许多绝招哪里学来的？”邓哥补充道：“岂止这些，九哥是琴棋书画打，诗词歌赋文都来呢！”九哥调侃地说：“我也不知在哪儿沾染上的。你想嘛，一岁父亲飞台湾，岁半母亲入监狱，我从育婴堂到孤儿院，孤儿院出来就满街浪荡。扫地、洗碗、捡炭渣、样样都干过，也不晓得咋个就长这么大了。”这黑色幽默实在沉重，叫我开不得腔。我本以为我就算是世上很惨的了，哪知冒出个比我惨十分的人来。但也怪，为什么如此恶劣环境没有把他教育成强盗小偷却反而满身的高雅气呢？莫非当真“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儿打地洞”么？这时，魏孃来叫吃饭，饭后又耍到半夜方回。
又过了几日，听说邓哥、九哥要回成都了，我即进城相送。邓哥戚戚然说：“王家园那人太油，口惠而实不至，只有另找机会了。”我问九哥对荥经有何看法，他居然夸起荥经来：“山好水好人更好！”我说：“我却恨不得开个大推土机把这儿推平，把人杀一半。”邓哥说：“这回九哥在荥经是出尽了风头，先是弹着吉它街上一走，弄得屁股后边跟了一个游行队伍。接着是县宣队请去教跳舞，待为上宾，倾倒了一大片知哥知妹儿。”九哥拿出一大张牛皮纸递给我说：“这是照我的吉它画的图样，一比一。我回去再给你弄点弦来，不要怕，干！”我有些激动，我也不知自己这个穷乡僻壤反革命右派子女有什么值得人家交往的（现在话叫“有什么取头”）。车尚未开，我推说去解手，在旁边用小纸片写了一首小诗送给邓哥，诗曰：
我用默默送你归去，象那颗星星没有言语。
愿这首小诗象那颗默默的小星，看见它，能勾起你片刻的回忆。
车快开动时，我突然想起那吉它六根弦之间的音不知该如何定，追至车窗问，九哥大声答道：“362573，记住：362573！”我赶紧用铅笔记在那张图样的背面。我后来弹吉它，就靠了这一句调教。
挥手作别，烟尘滚滚，怅然若失。
七、做吉它
我从小常被人夸“眼巧”，小学时为妈妈锤打的钩针就很精致，以至又做了好些送妈妈的同事，阿姨们说是“比卖的好使，可以去卖”。下农村后锄头脱了没人敢替反革命一家帮镶合，于是我自己镶。后来发展到自己刨锄把、扁担。我刨的扁担除了适用外，还讲美观，又砂又磨还上凡立水，老远就见黄光一闪一闪的，引得不少青年人仿效。启邦就曾不远十里拿来他的大笨扁担请我改造，在他的生产队闪耀一时。才回农村时，几百年的的老屋百孔千疮，逼得我练出一套修补烂房子的经验来。启邦家搬迁，破房改造，治中家旧房修缮，都是我唱主角。后来又发展到做家具，竟至于有人来请，背着工具箱去吃百家门的饭。使我名声大震的是，我按物理书上原理做了个木头照相机模型，还没做好就被抄家的抢去。公社文书徐树钊在大会上将这个模型举过头顶，揭露我这个没有教育好的阶级敌人的子女用自制相机拍照防洪堤，准备勾结美蒋特务搞破坏的罪行。说实话，我的手艺一直达不到专业水平，但颇有些创造性而已。
送走九哥，回家就开始筹备做吉它。知青余秉谦听说我的壮举之后，立即送我一张花纹很好的三层板，这就解决了我最大的一项投资。住我家房子的一个61年下放的老知青廖在铮，前来与我合作，又去询问了杜治中造大提琴的经验，毕竟人家见过。一切都很顺利，只因事前把每个细节考虑得很复杂、很细致。但那六个调弦的金属涡轮木匠没法造，于是模仿小提琴构造，用牛角削成弦扭代替。牛角太硬，削得很艰苦，一个老木匠说：“先用醋泡一下。”一试，果然如削肥皂，削好之后再用清水漂、晾干，坚硬恢复如初。
各个部件反复检查之后，胶合、打磨。上漆之前已让人爱不释手，父亲大加赞许，在那有虎皮纹的琴背上题了一首小诗：
明珠光自发，良琴声自扬。
美人一挥手，下里溢宫商。
缪斯今何在？四月麦收忙。
父亲的书法有大家风范，行草字个个神采奕奕。那背板周围深红向中间渐呈浅黄，诗一配上，如画龙点睛。父亲解释说：“美人，读读《离骚》就明白，指君子，不是夸你漂亮。你是农民，自然是下里巴人，现在要找缪斯，就到麦田里去找你。你记住，向别人解释，只能说艺术与工农兵相结合。”许多年后，每当回忆起那首小诗，总饮不尽父亲的仁爱，感叹父亲在那种条件下表达父爱的艰难。
九哥寄来一大包琴弦，新旧都有。绷好一弹，虽比不上九哥那把琴，但又比现在大多数卖的声音好些。敝帚自珍，也相当满足了。我每天放工就弹，甚至做了个三寸长的小弓，绷上钢弦，揣在衣袋里练右手指法，不久也能自弹自唱了。
后来一个达县来此插队的知青陈本爵见了，死活硬叫帮做一把，于是又造一把，也有父亲题诗（可惜记不得了）。这两把琴至今流落何方，常让我思恋。艰苦的岁月里仍有些不能忘记的小小的幸福
八、书祸
秦始皇教导中国人两千年：读书会被埋进马谷的。父亲这个差点进马谷的老教育工作者常常告诫我：读书危险。但我一个农村小子怎么信？伙的一群知青个个爱读书，这就应了那句“久走黑路必碰鬼”的名言。
现在回想，那时读书仅仅是一种生理需求，一种天性，谈不上什么目标计划。书很难找，所以见啥读啥。每一本书都会激发不同的兴趣与遐想。比如杨启邦，一段时间学英语（还是我启蒙的呢），不久又学起了日语。突然，又宣布他正着手写《中俄边界史》。其他朋友心里也可能这般朝三暮四，只是没有他那么高调。
我家在本地虽也称得上书香门第，但几十场运动荡涤下来，几乎片纸无存。文革初第一次抄家，把父亲精选带回老家的书（大道奇汽车装了半车厢）一扫而空。戴着“六合造反兵团”袖章的贫下中农们，高唱着语录歌，用背草粪的大背篼成串地背到公社，乱倒在天井旁那间厢房里，足有一米厚，大家就在上面踩来踩去。许多老蓝布封面的线装书、荥经唯一一部甲号大《辞海》、《词源》、整套木刻板《荥经县志》、精装的心理学逻辑学教育学译本，被大群娃娃撕去叠“打子”（一种小孩子玩的赌博游戏）。此前，我曾把几部线装《古诗源》、《古文词类纂》、《陆宣公文集》等托家门中一个老兄保藏，但不久，他说因怕牵累而烧了。再后来抄家成了家常便饭，书在我家就更难驻足了。
有回借得一本十分革命的小说叫《破晓记》，正看得安逸，被院子里一个胸口别四支钢笔的贫下中农牟永贵（外号鸡脚神，后来翻车摔死在三大弯，尸体还是我们去拉回来的）看见了，阴悄悄向包队干部胡绍康报告。胡是县农水局长，觉悟高斗争性强，凶叉叉走过来一把夺去就要撕毁。我大叫起来：“是革命的、红色的！”他不信，于是叫五队的青年会计刘文星来鉴定。我如犯罪嫌疑人等判决一样可怜巴巴望着这位共青团副支书的嘴唇。好不容易等来刘文星一句：“是的，是革命的。”这才释了重负。至此方知那毛领大衣、大头皮鞋包裹的老资格局长是个文盲。
经常，借本书来，就把《毛选》封皮包上看，就连一本《缅甸民间故事》也是这样，主要是怕招祸。父亲虽口头不时说些“读书招祸”之类的话，但教师的职业惯性又总让他常常很认真地教我读些古诗文。他记性很好，随便找张纸默写出来（连《圆圆曲》这样的长诗也一字不误），串讲一遍后让我自己去读，我成诵之后立即销毁。有半年我在相岭堰管水，早去晚归，常常手捏一纸片，边走边读，到家时背诵给老人家听，然后将纸片揉来丢了。
荥经有句老话叫：“不听老人言，必定受饥寒。”我们读书就正二八经地读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祸来。现在想来全是因为无书可读，见书就读，读了就信，惹出的事，应了那句“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老话。像今天这样遍地经典晃得眼花也就不会害执着迂腐的病了。
罗宗义不知从哪里手抄了一本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笔记》（还有本到了网络时代才知道是杨小凯写的《中国向何处去》），毛在序言里倡导干部们都读一读斯大林主导下编写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虽不是干部但我好奇，就到处寻找，居然就找到了。这就叫命中该劫！
我每日放工-吃饭-洗脚之后已是十点过，立即挑灯夜战，面对这部600多页的精装的皇皇巨著，我每日又摘录又写体会，小油灯往往亮到后半夜两点过，蘸水笔尖用坏了好几个。三四个月下来，留下了一本工整的蝇头小字笔记，让我至今翻阅也对当年的疯狂叹服不已。我把恩格斯有段话恭恭敬敬写在扉页上，大意是说，要找社会变革的真正原因，读相关的哲学、文学是不行的，只能从相关的政治经济学里寻找答案。这个论断让我很兴奋，以为摸到了真理，与朋友们一见面就鹦鹉学舌地滥侃，鼓吹读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
书读完了，血压升高了，收缩压达160，舒张压达120，头疼得要爆。医生威胁道：“你这么年轻血压就这么高，这叫进行性高血压，弄不好要死人的。”我这才慌了，停止熬夜，开始服罗布麻。但那段时间天天抬大石头修河堤，营养极差，数月不见油星，搞得身心极度疲惫。但还是陆陆续续又读了一些当时免费赠送的什么《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书。按当时的幼稚看法，认为文革中国是个假社会主义，违背了马列主义。又自以为是个有责之匹夫，有朝一日可为什么什么“正名”。
多次鼓吹的结果是：不久朋友们几乎人手一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是不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呢？但我们当时怎么会有这样的生活经验！
杨启宗幼时抱养给彭山一家倪姓农民，但他经常回家，每逢过年回荥长住。受了我们一伙“马列狂”的传染，竟也抱了本《教科书》回彭山，按恩格斯的教导“找社会变革的真正原因”。他身边几个插队知青据说都是省里的高干子弟，一般说来知青都容易多愁善感，可这几个小子实在过于忧国忧民，竟至于热血沸腾，宣布成立了一个“马列主义学习小组”。这个现在看来再正常不过的举动，我们并不知道。突然有一天乐山地区中级法院“挖出反革命组织”的布告贴到荥经时，我们才知道启宗成了“反革命组织头子”，被判有期徒刑20年。
乐山和荥经继续深挖彭山反革命集团的根，很顺利地就挖到荥经。那年夏天，在一个烈日当头的中午，我正帮一队知青徐慧全（就是前文那个半夜学鬼叫者）到大通桥拉竹子修房（他已落户生孩）。六合公社文书徐树钊率领着两个民兵，他亲自驾驶着个“丰收28”拖拉机的机头一路狂奔，在大通桥头将我捉拿归案。然后他开着机头在后面慢慢押送，让我在赤日炎炎下光着脚板，穿着破背心短裤，戴个篾笆笆破斗笠在前面走了30里路，直接把我送进县公安局看守所。但单独关在一个车库里，派了城关公社一个四十来岁的民兵连长周良臣和一个小伙子基干民兵专门监护，说是怕我自杀。（巧遇杜治中，不敢招呼，道路以目。）
每天审讯我的是“一处”处长罗向斌和侦察员韩家敏。他们说：“我们还不是逮捕你，要不然早就丢大监里去了。我们是给你一人办一个办学习班。”他们威严地对我政策攻心，讲无产阶级专政的无坚不摧，语重心长地对我晓以大义，提醒我对父母妻儿的责任，不时诙谐地开一两句叫我浮想联翩的玩笑。他们最爱用的一句歇后语叫“竹筒子倒豆子——干净利索”，以此鼓励我爽快坦白，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多年后黄佐明告诉我，这两位尽忠职守的国家卫士，当别人在他们面前提到我是县中校优秀教师时，还无限神秘地说他们掌握着我的要害材料。害得我至今见了他们仍然心有余悸。就像雨果《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虽然已经变身马德兰市长，但见了沙威警长时仍然心虚胆怯一样。
睡在车库厚厚的稻草上实在是件很不容易的肉体享受，平日里一月出工30天，天天被重担压得头去腰不来，何曾得过这样的休养！久芬的四婶每日送来的饭，常常在饭里埋些肥肉片片，那年月肥肉是什么待遇啊！真叫人终生难忘。以至于关押20天，体重竟然长了9斤（因为被抓那天帮徐慧全拉竹子要过称），回家时让担惊受怕的父母妻儿惊诧不已。
审问的核心问题是我们是否早有“组织”。我们虽也说过许多不满当时现实的话（对这么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能不满呢？），但这“组织”却的确没有。这似乎让两位主审有点失望。他们大概很希望在荥经也打个漂亮仗，挖个金娃娃。但我即使顺着他们思路瞎编也编不成圆满的逻辑，满足不了“竹筒子倒豆子”的期望，自然就弄成了持久战。审一会儿，就叫回车库去写交待，就像今天写回忆录一样，十分具体生动。我把我们唱歌、做诗、互帮农活、修缮房屋、高粱湾吓人等等等等，“竹筒倒豆子”一般毫无保留地写出，一会儿就是一叠纸。兴趣来时趁机创作点新诗也干过，现在看来，态度的确不是很端正。写完之后干什么呢？给两个民兵讲《水浒》、《说岳传》、《福尔摩斯探案》。我从小爱讲故事，在生产队和朋友们中是有口碑的。周良臣对我特别好，他说他不相信我有多大的事，常安慰我，代我取些生活用品，我几乎昏头昏脑把他看成难友。许多年后我在县中学教书，一个学生与他同住一道院子，家访时顺便去拜望他，他说：“那时我就晓得是瞎整。”如果沙威有他这心肠就好了。
有一次妻子来“探监”，还带着半岁的儿子。见我红光满面正在讲故事，又高兴又伤心。忍住泪端来一瓷盅红烧肉，我叫她回去告诉诸友：没啥事，可能不日将会“出狱”。
果然，第20天，叫我在各种笔录、交待上按指印。罗、韩二干部十分严格认真，教我哪些地方该按，哪些不该按，我哪里听得进去，指哪按哪，或见墨疤处就主动一印，三下五除二，厚厚几叠纸迅速检阅完毕。铺盖卷一提，归心似箭。哪知韩家敏却要作最后的争取，边走边与我谈心，到了大门口站住了，又谆谆教诲：“你呀，还真说得上顽固，回去要老老实实，不可对揭发你的群众耿耿于怀，更不可乱说乱动。先到公社报到后才能回家，有事要汇报，我们会随时找你的。”记得当时我满脸笑开了花，回答道：“咋个说顽固呢？实事求是嘛！”心头想：“我咋晓得是谁揭发的？还有，他怎么用得来‘耿耿于怀’？”
大步流星走出街来，20天不见的阳光何其灿烂。直奔刘亚尼的弟弟刘亚平开的理发店，镜子前一坐，连我都大吃一惊：怎么这么胖啊？长发一剃，更显出张白胖的脸来。哎，闯大祸，得小福，难辨喜悲。沿途遇上熟人，异口同声问“咋个长这么胖”(可见平时之黑瘦)。晚上，家人告诉我，乡里盛传我是一巨大反革命组织头领，人马800余，沿108线从成都直布到西昌。不久前秦岭隧道也是我派人炸塌的，与“李向阳部队”有联系云云，把我听得目瞪口呆。几个有经验的老妖怪胸有成竹地告诉大家：“这是公安局放长线钓大鱼。”本队民兵排长唐某更放话：“国家一旦复辟，有个风吹草动，我先一枪崩了吴阿宁！”
此事至今已20年（注：写此文时是1997年），线子放得够长的了。冤假错案平反了，黑五类解放了，黑五类的子女们基本不心惊胆战地过日子了，甚至有的还发家致富过得比许多贫下中农更抻展，不知道这算不算唐某说的“复辟”？如果是，那他暗中磨子弹的鞋底也该磨穿好几双了吧？罪恶滔天的“仇恨教育”，把人变成什么东西了！
我心胸狭窄，如韩家敏告诫的，对往事总“耿耿于怀”，一辈子心怀隐痛。记得启宗平反时一位省里高级领导（姓赵，后调中央）说：“认真说，他们才是真正爱国的热血青年。”但这迟到春天里的感叹对启宗被摧残的身体和心灵又有多少补偿呢？我周围许多人，一生怀着善良美好的愿望，却恰恰撞在愚民政策的刀口上做了牺牲。怎么让这批人中的生者心平气和地生活，死者心安理得地长眠呢？这可不是那些伪历史学家掩盖甚至美化得了的。
九哥：
假期里就写完了，只是想腾一遍，哪知腾了一半就没时间了，拖了这么久。
我至今不甚明暸你的意图，所以不知这种文字是否对路。我当成回忆录写，人名地名全是真实的，你若觉得不合适，张三李四随便改就是了。时隔多年，有的细节与事实可能有出入，你若知情，也尽管改。反正一句话，丢给你的材料，随你怎么用。
我从与启邦结识说起才好引出你们，但主要写荥经一伙知青的事，更主要谈我自己的事。你觉得不够，可布置得具体些，也可发动更多的人来写。
收到后回个话。
阿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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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2-5 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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