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公山下“火文化”
千百年来,我们都江堰勤劳勇敢的各族先民们,用大自然特有的水和火升华为“水文化”和“火文化”,锻铸打造出今天的历史文化名城——都江堰。
都江堰的“水文化”渊源流长,经久不衰,耳熟能祥,游者络绎不绝。但对于都江堰曾经最早踏上西域丝绸之路的瓷器知之甚少,甚或不知。都江的这一“火文化”即将湮没在浩瀚历史发展过程中。
某日,笔者在古玩市场偶然发现玉堂窑瓷器及碎片。一时还有些诧异,细问之,原来历史上都江堰是盛产瓷器的,回到家后,在网上一查,果不其然,都江瓷器有着丰富的历史“火文化”底蕴。现将网络资料和1991年出版的《灌县志》等记载的资料,略加组纂汇录于此。
其实“火文化”就是烧砖瓦、石灰、制陶等,其中以烧制陶瓷最为突出。都江堰地区的各族先民,夏代最先发明和使用石灰,其陶瓷业经夏代原始青瓷石灰釉阶段,至晋代青瓷工艺相当成熟,蜀中青瓷已名冠全国,宋代已发展有三彩光釉,并有如玉堂、中兴的大型窑群出现,供应全川及出口外销。
到唐宋时期,玉堂、中兴的羌陶瓷窑,由于有汶、理、茂山区外出做工的贫困羌民参与,他们与赵公山土著羌民一道施展才艺,博采同中原各地制陶烧瓷技艺,结合本地区民族特色生产、创新优质陶瓷产品。那时的陶瓷产品大都供应蜀地和对外出口。唐末战乱后,中原至西域的丝绸之路中断,对外出口物资只能通过古已有之的“南方丝绸之路”,先到达中亚、再转运至埃及等地。在10世纪埃及伊斯兰王国首都--胡斯塔特城,今已发现了玉堂羌窑的“唐三彩”产品,说明当时玉堂古羌陶瓷文化在国外已有了一定影响。
都江堰沿山一带有汉代崇义的“环山窑址”、南朝至唐代天马山的“六马槽窑址”、唐代大乐乡蒲村的“高碑堡窑址”、宋代金凤乡的“瓦岗坝窑址”,这些充分说明都江堰市以赵公山下的凤歧、横山羌瓷窑址为中心的古窑群,构筑了中国西部的“陶瓷之都”,成为成都陶瓷业发展的中心,反映了当时该地区陶瓷业的兴旺发达。玉堂古羌陶瓷窑址文化不但是中华民族,更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块珍宝。经成都市文化局推荐,1985年8月,原灌县人民政府竖立了“成都市文物保护单位玉堂窑址”的保护志碑。2002年该窑址又被批准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该遗址的发掘填补了四川及其西部无唐人陶瓷窑文物的空白,在中国“五大名窑”和“六大窑系”中应占有一席之地。它对研究唐宋时期的陶瓷发展,特别是在青瓷向其他颜色瓷发展过程的重要环节上,提供了大量的实物例证,丰富了蜀西盆地陶瓷文化的内涵,证明了成都平原曾是西南地区陶瓷业的中心。同时,窑址对研究四川陶瓷业的兴衰过程及其原因,研究成都平原与川西北高原及川外地区当时的商品贸易、文化交流、交通运输、社会生活等发展情况和汉、羌、藏民族之间的交往、融合、迁徙与演变等方面提供了难得的史料。
玉堂窑址位于都江堰市玉堂镇凤鸣村、岐山村以及中兴镇横山村,面积约2.5平方公里,是一处唐至北宋时期的瓷窑群遗址。窑址的18座窑包有“上九堆、下九堆”之称。1977年和1983年曾两次试掘其中三座窑包,清理出生活用具、文房用具及玩具等陶瓷器皿上千件。先后在罗家、何家和马家三座窑包,出土文物仅青花瓷系列就有碗、盆、盘、碟、杯、壶、瓶、盒、盏、钵、灯、炉及纺轮、圆球、管饰、双耳罐、四分罐、提梁壶、座虎枕等22个种类,器皿上刻有反映北宋时代特色的“咸通”、“广明”、“淳熙”等字样。此外还出土了属于唐代的“开元通宝”和北宋时期的“皇宋通宝”等钱币。
该窑址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保护之好,为国内外其他古瓷窑址少见。2013年被国务院核定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且纳入大遗址保护规划。
历史上川西地区的古羌民族曾多次南迁和向西拓展,故而开启了最早中外交往的大门。秦汉之前,都江堰生产的陶瓷、川芎、石磨等,随蜀中的丝绸、茶叶一道,经南方多条“茶马古道”远运至中印半岛、南洋各地,南洋也建有蜀王蚕丛、鱼凫的造像和庙所。同时陶瓷产品还经缅甸至“身毒”(印度)这条通道转至阿拉伯、中亚,再转道进入西方。许多学者认为,古代中国与两河流域和西方之间,存在过文化上的交流。
古代西方人把“羌人之国”china又称为“瓷”,历史上这种现象多有发生--古罗马人把中国人称为“赛里斯人”,“赛里斯”即“丝绸之国”的意思。古代西方人以瓷产地的china(羌人之国)代替了“瓷”——把古蜀国生产的瓷品也称为“china”。说明古代西方人早在秦汉之前已经认识了“china”这个羌人蜀国,接触过青瓷摇篮、都江堰赵公山这个陶瓷之都的产品。
到唐宋时期,玉堂、中兴的陶瓷窑,由于有茂、汶、理山区外出做工的贫困羌民参与,他们与赵公山土著羌民一道施展出才艺,同时又汲取了中原各地的制陶技艺,结合本地区民族特色,生产不断创新,生产出的优质陶瓷产品大都供应蜀地和对外出口。唐末战乱以来,中原至西域的丝绸之路中断,对外出口物资只能通过古已有之的“南方丝绸之路”,先到达中亚、再转运至埃及等地。在10世纪埃及伊斯兰王国首都--胡斯塔特城,今已发现了玉堂羌窑的“唐三彩”产品,说明当时玉堂古羌陶瓷文化在国外已有了一定影响。
北宋淳化四年(993),四川爆发了震惊全国的青城后山王小波、李顺起义,广大羌民积极响应。起义失败后,青城后山被命名为“泰安乡”。参与起义的玉堂羌族窑工战死伤亡者不计其数,幸存者都逃到了今阿坝州的汶川、理县、茂县等大山沟里。从此,蜀西都江堰地区的陶瓷生产转向崇宁、荣昌、成都、彭州、重庆、广元等地区。又因宋代中原瓷器海路出口猛烈增长,而玉堂羌窑产品无出海通道,仍沿陆路出口,费时费力,逐渐失去优势而遭受排斥,市场无份,经营惨淡,最终销声匿迹。曾经辉煌的玉堂羌瓷窑文化最终湮灭于荒烟蔓草之间。
近年来,由于开发旅游业的需要,市和乡镇都在试图开发、发掘、修复窑址,陈立历史瓷器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相信,有一天赵公山下的“火文化”将会闪耀着历史的光芒重现于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