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圣奘与内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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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圣奘，人称“江陵才子”，1904年出生于湖北赤壁，是明朝宰相张居正的第13代孙。他精通9国语言，获英国牛津、美国哈佛等名校的文学、医学、法学等5个博士学位。他历任东北、复旦、震旦、交大、重大等大学教授。1950年6月，成渝铁路动工时，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特邀张圣奘任西南文教部文物调查征集工作小组组长。第二年，张圣奘在资阳（当时属于内江专区）黄鳝溪发现了距今3.5万年的“资阳人”头骨化石。

　　张圣奘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发现了“资阳人”的头骨化石。原《军事展望》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刘胜俊和成都市巴蜀历史文化研究学者黄振富曾分别撰文讲述了这个故事。

　　1950年修建成渝铁路过程中，邓小平十分注意文物保护，他提出要保护成渝铁路沿线的古迹和即将出土的文物。为此，他派秘书前往重庆大学请文物专家张圣奘教授到浮图关西南军区所在地，会见并宴请了这位他在留法期间就认识的著名学者。邓小平说：这次请你来，是有件苦差事要你出马，据报，资阳县发现了古物，筑路人员不熟悉，怕有毁损，特请你去鉴别、考证、搜集、保护。张圣奘愉快地接受了西南文教部文物调查征集工作小组组长这个职务，与成渝铁路筑路队配合，在沿线做考古工作。

　　1951年3月，工作人员在资阳县城关三贤镇西南的黄鳝溪发现了龟化石，从地质土层观察， 张圣奘觉得有开挖的必要，征得刘安县长同意后，召集民工开挖十多天，未见其他化石。其时阴雨连绵不断，积水颇深，张圣奘请当地农民用水车抽水，自己带领工作人员日夜工作。可是，十多天挖下来，包括晚上用汽灯照明，都没有发现一件化石。

　　张圣奘不气馁，他脱掉鞋袜，走进泥浆中，忽然踩中一块石头，刺痛脚板心。他捞起来一看，竟是一块化石碎片。张圣奘随即伸手在泥浆里摸索，连续摸到几块碎片，拼凑出一个人头骨，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资阳人”。

　　后来谈到发现“资阳人”的意义，张圣奘说：“‘资阳人’为蜀人始祖，是在人类学上最接近现代人的头骨，与北京山顶洞人及云南元谋人等猿人头骨不同，即所谓‘真人’，在四川其他地方与黄河、长江等流域各省都尚未发现，所以极为珍贵。《大英百科全书》已经指明，其在考古学人类学上的科研价值，自不待言。”

　　1954年，张圣奘担任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主编了《四川文物提要》。继后，任省政府参事、省文史馆特约馆员。他在四川生活了半个世纪，为巴蜀文化作出了很大贡献。

　　除了考察文物，张圣奘的儿子张重在威远山王中学任教，因而，张圣奘曾于上世纪70年代多次来内江，与内江文化前辈邹作圣、张起荪、梅晓初及邓松柏等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作为医学博士，张圣奘曾在内江城悬壶应诊（不收分文）达数月之久。

　　张圣奘虽然取得了5个博士学位，但毫无博士架子，衣着俭朴，仪态随和，眼神和善，说话很有“温度”。他在内江县（现东兴区）川剧团宿舍（现城区西门桥附近）义诊，屋内常常坐满待诊的病人，绝大多数是城郊的农民，张圣奘均客客气气地依次为之诊治，从不推卸或遗漏，直到为待诊者诊完为止。

　　邓松柏（县川剧团职工，当时张圣奘就住在他家）曾拜内江名医卢志高、黄琨为师，为在医学上采众家之长，他征得张圣奘的同意，邀请卢志高来他家与张圣奘商谈中医医理。1974年的一天，卢志高与张圣奘谈到中医的理、法、方、药及辩证论治等方面理论时，张圣奘忽然提到一个病例：胃松弛下垂，像个布口袋，能装很多食物，就是不消化。此病本来要一味主药，那就是“马宝”，可现在找不出这味药了。卢志高随口答道，可用青蛙草代之，药性虽不及马宝，但也能收到较好的效果。这一答，深受张圣奘的赞许。当日下午，又请了黄琨医生与张圣奘接席畅谈，双方互相倾慕。黄琨赞张圣奘知识渊博，医理精深，并谦逊地对张圣奘说：“我若年轻，定拜你为师。”张圣奘则称赞黄琨“古书根底深厚，辩证论治高明”。

　　在畅谈中，张圣奘听说内江的中医师郎席珍颇有名气，医界皆云，他精通《伤寒论》，医术超同仁。他为病人处方，常常只需八味药，故内江人称他“郎八味”。但他性情怪僻孤傲（因受过不公正待遇），有“郎猫儿毛”之称。所以，邓松柏未敢邀他与张圣奘见面。但张圣奘知晓此事后，便将郎席珍挂在心上。

　　不久后的一天，张起荪陪同张圣奘游西林寺，行至河坝街东渡口时，张圣奘忽听郎席珍居住于此，便贸然闯门而入。此时，郎席珍正在教自己孙子习字。张圣奘站在一旁看了好一会儿，说：“教写的柳字嘛。”郎席珍头也没有抬，似未听见一般，继续教孙子习字。

　　这时，忽有一病人进门求治，郎席珍诊病后执笔处方。张圣奘靠前一步细观后说：“此经方嘛，但此时正属初秋，若再添上一味××药，以防病变，那就更好一些。”郎席珍抬眼一望，见身旁站立的这个人衣着一般，与常人不二，突然怒形于色，心里嘀咕：“你是何等样人？敢当着病家之面指责我？”遂指着张圣奘说：“你懂得《伤寒论》么？”然后摇头晃脑地吟诵起来。张圣奘笑嘻嘻地说：“郎公只知《伤寒论》的正文和个别注疏，但《伤寒论》的注疏很多，某不才也曾以××名忝列注疏之末。”随后，脱口背诵了十余条。这时，郎席珍大惭而惊，恭问道：“公绝非四川人，请留下大名和住处。”张圣奘颔首侧身急步出门，携起张起荪之手，奔向渡口。

　　郎席珍丢下孙子，追赶到河边，张圣奘等人已经登上渡船离开了河岸（当时正值初秋，洪水期未过，东渡的浮桥暂时拆除，改为渡船），只好站在船头，向呆立河边的郎席珍挥手拜拜了。

　　内江颇有名气的老中医郎席珍，直到仙逝都未能知晓全国有名的医学博士张圣奘曾亲临他的医舍造访，他虽目睹其容颜，但未知其姓氏，更未能受其教益，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张圣奘另一奇特的医术，在内江传为趣谈。

　　张起荪被划为右派后，由于思想受到的刺激太大，得了失眠症，历经18年，久治不愈，痛苦异常，服安眠药的药瓶，能够装一箩筐，但总是不见效。这次，向张圣奘求治。张圣奘开出的处方上有两味药，是一般医家不用的内服药，一味是“阿魏”（产于新疆的一种独特药材，具强烈而持久的蒜样特异臭气），另一味是“没药”（橄榄科植物没药树或爱伦堡没药树的胶树脂，主产于索马里、埃塞俄比亚以及印度等地，作内服药实属罕见）。药房的抓药师一见这两味药用作内服，不敢下手抓药，叫病人家属回去问个明白，以免误送患者的性命。张圣奘对病人家属说：“‘没药’虽是外用药，但方剂中有两味药经化合后，正好对此病有极好的疗效。”于是，病人家属捡了三剂，张起荪煎服之后，效果很好，18年的病因此痊愈。张起荪专门题诗《感谢圣奘师治愈十八年来之顽固失眠症》一首，其诗曰：“丹灶青囊古缓和，刀圭灵剂感殊科。重将酒兴添诗兴，除却病魔换睡魔。家学留传诂经富，儒医待聘活人多。风波履涉凭忠信，功著民间信不磨。”

　　笔者亦仰慕张圣奘学识渊博、医术精湛，特于1974年8月21日偕老伴黄善玉前往西门桥拜见张圣奘，并请他为笔者老伴看病。张圣奘衣着朴素，和蔼可亲，举止敏捷，含笑把脉后执笔开出处方笺，药方详尽，字迹隽秀。煎服后，确有神效。笔者与张圣奘多次面晤，但未敢妄自赠言，只在自己的日记本上留下两句赞语：“当今神医何处寻？有缘识得张仲景”，以示内心对张圣奘老先生的倾慕。

　　张圣奘于1992年仙逝于蓉城，享年88岁。张起荪先生有悼诗云：“诗钞原稿篇篇漏，遗稿今搜字字精。恨望游踪何处所，一楼风雨哭先生。（一楼指内江太白楼，因张圣奘曾十次登此楼）。”
四

　　文毕意未尽，仍须赘述几句：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为什么会派张圣奘任西南文教部文物调查征集工作小组组长呢？这事缘起1923年。

　　1923年春，张圣奘在英国牛津大学忽然接到一封来自法国巴黎的信，读完这封信，他欣喜若狂——这是他的南开中学同班同学、好朋友周恩来寄来的，信中邀请他在假期里去巴黎相聚。

　　不久，张圣奘渡过英吉利海峡前往巴黎，与阔别5年的周恩来相见。周恩来和一些中国留学生住在巴黎北郊的一所大学公寓里，周恩来向张圣奘一一介绍了留法同学赵世炎、陈延年、邓小平、王若飞、罗迈、李大章等。张圣奘在异国他乡见到那么多朋友，兴奋得掉泪。李大章说：“圣奘跨海来看望我们，情意难得，今晚由我请客。”周恩来说：“圣奘是我请来的，我先请。”陈延年说：“李三公子（李大章最有钱，人称李三公子）财大气粗，今晚我们吃他。”大家都赞成。

　　晚上，周恩来、邓小平、李大章和张圣奘共住一室，周恩来把国民党驻欧支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周恩来时任执行部总务科主任）创办的油印报给他阅读。张圣奘留英一年多，还没有见过一张华文报纸，他如饥似渴地把十几期报纸浏览了一遍，问道：“这一手漂亮的字，不知出自哪一位手笔？”周恩来指着邓小平说：“编排、刻写、印刷都是他。”张圣奘说：“我要带回去精读，留作纪念。”

　　由此，张圣奘与邓小平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邓小平深知，张圣奘不仅是文学、医学、法学博士，还是一位考古专家，故在成渝铁路动工修建之际，特委任张圣奘为西南文教部文物调查征集工作小组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