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大首都人民同北洋政府一样,对五月四号发生的事非常关心。但首都人民在危急关头的表现却不大对劲,他们没有相信政府、感谢政府,也不肯紧密团结在以徐世昌总统为核心的第N代北洋领导周围,甚至没有对施暴的学生进行谴责或表达愤慨,反而利用媒体对政府进行了很黄很暴力的攻击和责难,对在暴乱中痛失住宅的卖国总长曹汝霖等官员,给予了更黄更暴力的批评与痛斥,直接痛骂这帮领导丧权辱国、连狗都不如。上海、天津都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和工人纷纷表示支持,怒火烧到全国各地,很快五月十九号北京学生罢课,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的学生跟风响应,先后宣告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
学生影响不断扩大,北洋政府坐不住了,本着稳定压倒一切的精神,决心采取强硬手段维护社会稳定。六月三号,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抗议活动,军警们集体出动,抓走一百七十多人,北京学校附近大批驻扎人马,戒备森严;到六月四号,他们又抓了游行学生八百多余人,反而引发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学潮一个月,终于影响到社会实业界,工人开始罢工了。
一九一九年六月五号,上海两万多工人大规模罢工,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纷纷跟进,前后约有六七万人参加。上海工人一罢工,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和九江工人都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罢工、罢课、罢市运动涉及全国。六月十一号,陈独秀、高一涵等人索性到北京前门外的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果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这已经是公然宣称要造反了。
北洋政府顺理成章地逮捕了陈独秀,也顺理成章地引来了各地的通电抗议,事情越闹越糟。内外交攻之下,交通总长曹汝霖、货币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在六月十号终于被免职;十一号总统徐世昌焦头烂额,索性提出辞职,打算远离这趟浑水,回家种田养老。
虽然全中国都痛骂徐世昌不是东西,但徐大总统真要走的时候,大家才发现局面真的很麻烦,谁也收拾不了这个烂摊子。于是十二号之后工人陆续又开始复工,学生也停止了罢课,大家一齐强力观望,期待着奇迹的到来。
奇迹,并没有降临。
短暂的平静持续到六月十七号,消息再次传来,内外交攻的北洋政府撑不住压力,决心在巴黎和约上割让山东。顿时全国民意再度沸腾,又开始了新一轮请愿示威;闹到二十三号,总统徐世昌不得不接见山东各界代表,表示政府已经下了命令,要巴黎的代表团“从缓签字”。
从缓?从缓之后又如何!
二十七号,京津学生和留日留美学生再度请愿示威,二十八号,北京商学界代表也发起请愿。北洋政府没有维稳大队,他们的压力已经到了极限,而中国代表团在巴黎的忍耐也到了极限,因为国内可以示威罢工,国际列强的压力却是无从推卸的。
六月二十八日,在内外交攻之下,中国面对列强威逼无路可走,也无从妥协。全权代表陆征祥终于撕破脸皮,对全世界愤然宣告: 中国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爱谁谁!
拒绝签字,不能改变青岛和山东大部分地方被日本占领的事实,但中国政府绝不承认这种占领,并随时保留恢复的权利。
弱国也许没有外交,但我们依然保留尊严,保留希望:我们不承认,不忘却,不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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