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老兵藤原彰的<一号作战亲历记>

丹诗文懿

藤原彰,（1922年7月2日-2003年2月26日）出生于东京，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史学科，是著名的日本现代史学家、作者。藤原彰青少年时期正值日本军国主义思潮高涨阶段，他报考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55期。三年后毕业，成为驻中国华北地区第二十七师团的基层军官。藤原彰三次负伤，直到晚年，他的下颚上仍然留有八路军的手榴弹弹片造成的伤痕，胸部也残留与川军第44军在茶陵地区作战的子弹，由于脚上的负伤还稍微有一点不良于行。藤原彰先后任副教授、教授、名誉教授。1980年任日本学术会议会员，历史学研究会委员长。后来成为日本史学界的著名人物。


正文：（版权归原著作者所有）

开始湘桂作战

　　 在汉口的忙乱的作战准备用了整整两天才完成。我不记得在这两天之中自己去过市区或大街。1944年5月26日，我们第二十七师团乘船渡过长江来到武昌。当天就乘坐卡车向崇阳方向进发。第二天，日军第十一军发动了作为一号作战第二阶段的湘桂作战。
　　 1944年5月27日，第十一军右翼的第四十师团渡过了洞庭湖向着湘江西岸前进，位于战线中央的第三十四、第五十六、第六十八、第一一六等师团沿着粤汉线向长沙进发，左翼的第三、第十三师团从平江向浏阳进攻，各师团同时发起了攻击。
第十一军首先从长沙发动以衡阳为目标的进攻，然后准备前进到桂林、柳州，与从广东西进的第十三军取得联络。另外还有一个作战构想，即在此期间以一部分兵力打通粤汉线，控制在遂川、赣州等地的美国空军的飞机场。因为日军计划从中国军队的东侧进行强有力的侧击，所以在这一方面配属了精锐的第三、第十三师团，第二十七师团被安排在第三、第十三师团的后方跟进，给予我们第二十七师团的任务是修筑道路。

       1944年6月中旬，前线的日军第三师团正在浏阳附近地区与中国军队激战。我们第二十七师团的先头部队于6月18日到达平江。6月25日，按照第十一军的命令，我们第二十七师团将从平江出发向浏阳前进。于是，我们第二十七师团暂且先就汽车公路修筑作业的结束向第十一军提出报告，但实际上汽车部队只能开到平江以北25公里处的梅仙。第二十七师团从平江出发南下之际，命令我们第三中队作为师团的后卫，在平江东南25公里处一个公路旁边的叫做岳阳段的村庄停留下来，担负后方警备任务。这一命令就成为了我们中队在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单独行动的开始。
　　 在一号作战计划制定的过程中，大本营曾考虑到如果强有力的中国军队从东面侧翼攻击日军主力，将会以作为第二线兵团的我们第二十七师团为主攻方向。结果在实战中，由于强有力的中国军队的反击，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跟第二十七师团一起陷入了与这一支强大的中国军队所进行的艰苦战斗之中，只有我们中队因远离中心战场而置身于外。

中队单独行动

        受命在岳阳段担任警备任务的我们第三中队，因为是受第二十七师团直接指挥，所以配属给我们中队一个无线电分队。后来我才知道，第十一军认为乙兵站线没有什么大用处，就决定把乙兵站线撤销，并于1944年6月29日发出了撤销命令。这就使得第二十七师团与烂泥搏斗了近一个月的辛苦作业，完全成了毫无意义的无效劳动。可是，这一撤销乙兵站线的命令并未下达到作为最基层作战部队的指挥官、而且离开了联队本部的我这个中队长手上。但我还是发现通过公路的部队越来越少，到了7月就完全没有部队经过了。
　　 岳阳段是位于平江和浏阳之间的一个村庄，距离平江25公里、浏阳40公里，是一个普普通通、平淡无奇的中国江南水乡的小村子。大概是因为在参谋们所使用的大比例尺的地图上有这个村庄的名字，所以它才会被军部参谋们选中的吧。虽然撤销了乙兵站线，但是因为数量众多的后方机关不可能简单而迅速地处理完头绪繁杂的各种事务，所以第十一军考虑有设置后方警备部队的必要。但是当时完全不知道上级决策内幕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感到心中不安。
　　我指挥第三中队在岳阳段周围构筑了警戒线，在村子西侧大约三百米的小高地上设置了警戒哨位，姑且算是建立了一种警备态势吧。然后每天一次，用无线电向第二十七师团本部报告“没有异常情况”。实际上自从进入7月以后，无论是从前方，还是从后方，都只能听到好像远方天际传来的阵阵雷鸣似的枪炮声。南方(前方)传来的枪炮声就是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与1944年6月29日开始向日军侧翼展开反击的强大中国军队在山田、社港市进行的作战。从后方传来的枪炮声是守卫平江的警备队在与袭击日军后防线的中国军队作战。可是我们第三中队驻守的村子周边，一直是安静的，甚至连一个人影也看不见。
　　1944年7月初，我接到了第二十七师团本部发来的电报，命令我们第三中队撤去岳阳段的警备到浏阳报到，从浏阳把第四野战医院和第二十七师团卫生队护送到醴陵。也就是说，我们第三中队将继续脱离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本部而单独行动。我们第三中队经过两天的单独行军到达了浏阳。由于前面的日军部队在浏阳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所以现在这里四周寂静无声，人迹罕见。虽然我们一边行进一边提心吊胆地保持着警戒队形，但在内心深处我还是暗自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浏阳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但在当时却到处都留下了满目疮痍的战争痕迹。我们第三中队与早已等候在这里的第四野战医院和第二十七师团卫生队会合之后，立刻就出发了。无论是第四野战医院的院长，还是第二十七师团卫生队的队长，虽然都是比我军衔高的上级军官，但是在有关行军的事务方面，他们都很认真地听从我的指示。第四野战医院和第二十七师团卫生队都是毫无战斗力的医疗部队，不仅人员众多，各种物资、器材和设备也为数不少，因此行军的队列延伸得很长。因为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可能会遭遇中国军队，所以我们在行军中对周边的情况非常注意，这是与我们第三中队单独行军完全不一样的行军。结果，从浏阳到醴陵不足100公里的路程，我们足足花了5天才走完，于1944年7月10日左右到达。在这一阶段的行军期间，尽管我这个中队长内心里一直提心吊胆，忐忑不安，但总算没有遭遇过中国军队。因为正好在激烈的战斗结束之后，所以我们也根本没有看见过当地的居民。
　　到达醴陵以后，我们第三中队护卫第四野战医院和第二十七师团卫生队的任务就完成了，而且很快就被划归到了第三大队的指挥之下。实际上，就在几天以前，醴陵还受到了强大中国军队的猛烈攻击。第三师团的骑兵第三联队竭尽全力好不容易才守住了日军的防线。小高大尉指挥的第三大队接过了醴陵的防务，但还欠缺一个中队，所以希望加上正好来到醴陵的我们第三中队，以加强第三大队的防御力量。
　　醴陵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分配给我们第三中队的防区是从市区南部街道的尽头到南部郊区的农村一带，这一带四周都是种植红薯的田地。所以我决定尽量为控制中队防区以内更多的红薯田地而配备兵力，这也是为准备应付粮食短缺的紧急关头而采取的一种粮食对策。

从1944年7月中旬到8月中旬，我们第三中队在醴陵这个地方驻扎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在《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作战日志》中有如下记载：“[1944年]8月4日，第八中队代替第三中队。”但我记得换防的时间好像还要更晚一点。)在我们第三中队到达醴陵之前，日军第三师团的部队在醴陵遭到了强大中国军队的猛烈打击。而在我们第三中队离开醴陵的1944年8月中旬以后，第三大队又在中国军队的进攻下苦战不已。就好像我们第三中队是专门在逃避战斗、躲清静似的，其实这都是很幸运的偶然事件。
　　从醴陵出发后，我们第三中队还是单独行动，护卫第二十七师团的卫生队一直到攸县。因为对战场情况不明了，所以我命令中队以不管任何时候一旦与中国军队遭遇都可以迅速采取应对之策的战斗队形前进，第二十七师团卫生队跟在我们第三中队的后面。从醴陵到攸县是80公里，从攸县到茶陵有30公里。第二十七师团卫生队显然比野战医院的行动要轻装快速得多了，虽然在途中有黄土岭那样的难关，但我们还是只用3天时间就走完了80公里的路程，从醴陵到达了攸县。
       在攸县，我们第三中队终于接到了前往茶陵回归原来部队建制的命令。我与小高大队长告别时，得知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的主力正在茶陵遭遇到优势中国军队的猛烈攻击。事实真的如同这个情报所说的那样，我们第三中队在前往茶陵的途中，一边听着前方传来的轰隆隆的炮声，一边向着炮声传来的方向快速行军。
　　 从1944年8月20日把第二十七师团卫生队护送到攸县以后我们就了解到，茶陵的日军被中国军队团团包围并连日遭受到猛烈的攻击。如果我们第三中队沿着从攸县经过黄石铺再到茶陵的大路前进，就一定会与中国军队遭遇。所以，我选择了在洣水北岸的山地中迂回前进，从中国军队的兵力部署比较薄弱的茶陵东北角渡河进入茶陵县城内的路线。
　　 1944年8月20日的夜晚，我们第三中队就在山里一个我记得叫泰元墟的小村子宿营。村子的一面都是红薯地，我们饱餐了一顿红薯，填满了空肚子。第二天，我们经过了一个好像是叫潞水坑的小村子，到达一个能远远地望见洣水对岸的茶陵县城的小村子宿营。在这里，当天傍晚和第二天清晨，我都派出了侦察兵，向着茶陵方向进行了侦察。
　　 因为枪炮声越来越密集和热闹起来，我判断激烈的战斗正在茶陵的西面和南面进行，于是集合第三中队全体官兵，为了避免遭到日军的误射而打出了日之丸(即中国民众俗称之“膏药旗”)的旗子，向茶陵县城的东北角急速前进。我们徒步涉水渡过了洣水后，没有遭到任何干扰就进入了茶陵县城。

夜袭茶陵西侧高地

      这是一个云薄星稀的夜晚。我的作战计划是，沿着中国军队没有部署兵力的道路，第三中队全体官兵衔枚疾进直到“桃”高地。我们中队的一百五十多人隐蔽在道路北侧的路基的阴影里急速前进，就从洪山庙这边控制了“桃”高地(根据书中所附之地图，洪山庙在“桃”高地以北)，但没有遭遇到作战方案里想象的中国军队。我在“桃”高地的东麓重新结集起了中队以后，命令村井少尉的第一小队作为右翼第一线部队向“竹”高地进攻，其他部队以指挥班、第二小队和第三小队的顺序向“松”高地进攻，占领“松”高地以后，第三小队再继续进攻“梅”高地。并且给部下下达了严格的指示，除非遭遇中国军队的攻击，否则绝对不许开枪射击。但同时，我内心深处却期待着中国军队因为害怕日军的攻击而逃掉了。
　　 在“桃”高地的东麓，第一小队与中队的大部队分手，在黑暗中悄无声息地前进。眼看就要开始攀登作为目的地的“竹”高地了，突然从第一小队的方向响起了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同时也听得到日军军官在召唤冲锋的叫喊声。不知道是不是“竹”高地方向的枪声引发的，在我们中队正面的“松”高地上也响起了枪声。中国军队的士兵没头没脑地乱扔手榴弹，但是都没有能扔到我们附近。我发出命令：“冲锋。”中队全体官兵以指挥班为先导，沿着“松”高地的斜面快步攀登上去。在这一过程中，中队没有任何一个因为中了对方的枪弹而倒下的人。看上去大部分中国士兵都逃走了。我们跳进高地顶上的战壕，发现了两三个还没有来得及逃走的中国士兵，指挥班的下士官和士兵也来不及瞄准，把枪托抵在腰眼上，抬起枪口就放，把对方打倒了。就这样占领了“松”高地。而我则立刻就开始担心起“竹”高地那边的情况了。
　　 不久，从枪炮声和呼喊声响个不停的“竹”高地那边传来了清晰的用日语的喊叫声：“第一小队占领了‘竹’高地！”“小队长战死！”很快，传令兵送来了报告，除了村井少尉战死之外，还有十几个人死伤，但阵地已经占领并巩固下来了。提交这一报告的是下士官候补人员教育班的助教久保田军曹。进行初步调查以后，我发现指挥班也有两三个人伤亡。因为已经能够确认占领了“松”高地，我命令第三小队的指挥官三宅准尉率领部队向“梅”高地进攻。守卫“梅”高地的中国军队听到我们这边的喊叫声以后已经撤退了，日军于是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梅”高地。我稍微侦察了一下，似乎其他山丘上的中国军队也撤退了。由于我们第三中队的夜间突袭，日军占领了中国军队所控制的7个山丘的阵地。但也是因为这一次作战，在我们第三中队的官兵中，有村井少尉以下10人战死，20人负伤。

阵地攻防战

　　 1944年8月23日早晨，从我们第三中队占领各个高地上的阵地之后，中国军队的反击很快就开始了。首先，中国士兵从“竹”高地之前的斜坡开始向高地上攀登，几十个中国士兵已经达到了将要发起最后冲击的位置。但是被“松”高地上面的日军哨兵发现了。日军哨兵一边大声地通知守卫“竹”高地的第一小队，一边从“松”高地上用轻机关枪向中国军队扫射。
      由于侧面射击发挥了绝好的效果，所以中国军队不得不撤退。从此开始的这一天之中，中国军队一次又一次地、连续不断地向日军占领的“竹”高地和“松”高地发起进攻。有些中国士兵从日军所占高地的背后攀登上去，用手榴弹向日军投掷，炸死了三个日军士兵。而日军的手榴弹很快就不多了。在山地作战的情况下，对付向高地上仰攻的对方军队，使用手榴弹是最有效的方法。但是手榴弹的数量不足让我们很无奈。这一天，我们第三中队对付中国军队的进攻主要是用枪进行射击，而且从相邻的阵地用侧射火力封锁通往高地的斜坡。
　　 从1944年8月23日开始，中国军队对高地的反击持续了大约一周的时间。这些反击是日军攻占衡阳以后，中国军队从外围发动的持续反攻的诸多环节之一。对力图确保茶陵、攸县和安仁地区的日军第二十七师团发起反攻的是中国第九战区的第二十七集团军中国军队进行的反击并不仅仅是根据正面作战方法而采取的白天进攻，还经常派少数中国士兵趁夜潜入日军阵地附近出其不意地发动袭击。
     1944年8月24日或25日左右，中国士兵在夜晚潜入日军第三小队防守的阵地投掷手榴弹，炸伤了第三小队的队长三宅准尉以下的多名日军士兵。三宅准尉被送往后方，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到我们第三中队。这是因为日军警戒不严密不充分，疏忽大意的结果，所以无论是白天，还是夜间，都不能有丝毫懈怠。

     对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发动反攻的中国军队的指挥官，是中国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七集团军司令长官杨森，他直接指挥第四十四军，及其所属的第一五○师、第一六○师、第一六二师这三个师，他们的装备优良，士气高昂。特别是第四十四军的迫击炮对日军的威胁最大，当他们对我们在高地上的阵地射击时，炮弹往往从我们正上方落下，简直是无处躲避。此外，尤其令我们吃惊的是，他们士气旺盛，斗志昂扬，作战意志相当强烈。中国军队敢于向我们日军固守的阵地发动那样持续的、猛烈的攻击，自侵华战争开始以来直到那时为止，绝对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中国军队在1944年8月23日进行反击时，尽管不断有人中弹倒下，但是其他人仍然不顾一切地向高地上面冲击。他们的攻击精神之旺盛，战斗意志之顽强，完全超越在日军之上。与我们直到那时为止所见到过的中国军队相比，无论是编制、装备，还是士气、斗志，都是完全不一样的，简直变成了一支精锐顽强的军队。

     1944年8月26日和8月28日，我们第三中队守卫的阵地经受了中国军队发动的两次真正的攻击。特别是8月28日那次，是一次步炮协同的大规模进攻。中国军队以迫击炮的射击为先导。由于弹道极度弯曲，所以垂直挖掘的战壕根本没有防范迫击炮弹的作用。8月28日的迫击炮的轰击，使守卫“松”高地的指挥班和第二小队有好几个人死伤。其中一人腹部被炸，肠子都飞了出来，最终悲惨地断了气。迫击炮的轰击在杀伤对方战斗人员的实际效果之外，还有使对方产生恐怖畏惧心理的作用。
　迫击炮的轰击一结束，在“竹”高地和“松”高地的正面立刻出现了成群结队的中国士兵，沿着斜坡冲了上来。特别是在我方防线上，“竹”高地正好向着对面的方向突出，而“松”高地则是这一带一系列高地中的最高点，所以这两个高地成为中国军队重点进攻的目标。中国军队的冲锋紧接着炮击的结束而开始，这跟训练操典完全不一样。
按照训练操典，从炮击结束到发起冲锋有一个较长的间隔时间，可以利用这个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进行狂风暴雨般的射击，击退进攻的对方军队。但如果这样作战，我又担心我们的弹药存量是否充足。
　　 1944年8月28日那天的战斗也使中国军队蒙受了重大损失，我们的阵地前中国士兵的尸体堆积如山。因此，这也是中国军队最后的攻击了。此后，中国军队开始在距离日军阵地两三公里远的云阳山、关铺一线构筑工事。云阳山、关铺一线的海拔标高比日军占领的高地还要高，因此形成了中国军队可以从那一线俯瞰日军阵地的态势。但是，后退到云阳山、关铺一线构筑阵地的行动很明显是消极的，好像是因为中国军队的兵力也减少了。

      黎明之前，我们到达了中国军队阵地前面200米至300米左右的地方。第三中队在这里将行军队形分散开，成散兵队形进一步向中国军队阵地前面的发起冲锋的有利位置接近。这时，突然中国军队的机关枪开火了，在我前面和侧后的指挥班里面立刻有人一边叫着：“我中弹了”，一边倒了下去。中国军队的机关枪射击显然是预先就确定好了的，所以射击非常准确，日军发起的黎明攻击因此而遭到了失败。
      在我身边的野村准尉从四周趴在地面上的士兵们那里一个个地拿出手榴弹投向中国军队的战壕。但每个士兵只配备了一颗手榴弹，所以大多数士兵既没有投掷手榴弹，也没有射击，只是趴在地面上，只有野村准尉像凶神恶煞似的孤军奋战。
　　 我感到非常焦虑的是，如果我们什么也不做，整个中队就可能在这里全军覆没。于是，我命令：“掷弹筒，射击！”并指示野村准尉：“与掷弹筒射击的同时发起突击！”野村准尉说：“就这样停留在这里，一定会全军覆没。”手榴弹和掷弹筒很有效果，我们的突击迫使中国军队撤退了，两三个跑得慢的中国士兵被日军射杀。占领高地山顶以后，我忙着安排警戒的哨兵，防备中国军队的反击。忙完了一看，才发现左翼的第四中队的攻击好像失败了，我们第三中队被孤悬在对方的战线之中。到了白天，枪声逐渐稀疏，中国军队已经撤退到了很远的地方。

攻击关铺西侧高地

        关铺西侧一线的高地与我们迄今为止一直作战的茶陵西侧的高地相比，海拔更高，山势也更为险峻。从日军占领的高地顶上向远处眺望，只能看见眼前一个更高的高地上有中国士兵的身影，也许是中国军队安置在阵地上的监视哨兵。
　    我准备首先攻击并占领前面的这个高地。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迄今为止一直没有在第一线经历激烈战斗，因而伤亡也较小的第三小队。第三小队的队长三宅准尉因为受伤而送到后方以后，由稍许年轻一些的后平曹长接任第三小队长。我把初次指挥作战因而心中没底的后平招呼过来，命令他率领第三小队夺取前面的高地，中队则全力给予支援。我把大队配备给我们第三中队的重机枪和中队的轻机枪、掷弹筒并排安置在我们这边的高地上，作好了战斗准备。
　　 后平小队开始向前方中国军队占据的高地攀登。但是战线正面并没有发现中国军队的身影，四周寂静无声。作为中队长，如果让士兵冲锋在前，自己只是站在后边观察情况，那我内心会感到不安。这也许是因为负伤之后才容易产生的心理脆弱的表现吧。所以尽管作为中队长应该站在第三小队的前面，但我并没有那样做，还是一边责备自己的胆怯，一边拿起望远镜注视着战场情况的变化。
　　 第三小队攀登到距离山顶还有20米至30米的地方，刚才还杳无人迹的山顶上突然出现了两三个人的身影。我立即下令：“射击！”话音未落，早已瞄准好的机关枪顿时喷出了火舌烈焰。但是，在山顶上的中国士兵毫不畏惧地向日军投掷手榴弹，随着中国士兵的身影消失，日军士兵叫了起来：“打中了”。但是刹那间，手榴弹爆炸扬起的烟尘在后平小队所在之处升腾起来，笼罩了日军士兵的身影。硝烟散去之处，日军士兵的身影一个、两个地冒了出来，并接近了山顶，而中国士兵的影子此后再也没有看见过。看来，中国军队采取了让大部队撤离，只留下少数人投掷手榴弹的战术。那些中国士兵在投出了手榴弹之后也迅速地撤退了。
      不久后，我听到从山顶上传来“第三小队，已占领山头”的呼喊声，立刻命令机关枪分队停止射击，向前面的高地前进。我认真地观察了好不容易夺取的这个高地，发现这个高地是这一带最高的山头，而且视野良好，因此我决定要好好地守住这个高地。我把留在后方高地的中队主力召唤到这个高地上来，并且向大队长作了报告。实际上，这一地区的战斗就此结束了，中国军队撤退到了很远的地方，从此以后在这一地区就没有再看见过他们。
     结果，对关铺西侧高地的攻击成了结束这一阶段战斗的最后一战。在此期间，日军第十一军的主力在占领衡阳之后，又在衡阳以西的洪桥会战中打败了中国军队，1944年9月中旬占领了广西省的全县以后，继续向广西省进攻。在茶陵一带威胁我们第二十七师团的中国军队的第四十四军也向后方撤退，构筑了新的防线和阵地，因此我们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正面的战场局势，进入了平静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