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占云井冈山起义和祁连山脱险
毕占云将军，于1903年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早年投身绿林，打着“劫富济贫”的旗帜。由于他略通军事，所带领的这支绿林队伍颇有些战斗力。大革命时期，川军对毕占云实行招抚，将毕部收编为阎仲儒师王湘鲁团的一个营，毕占云任营长。
1926年以后，毕占云目睹了北伐战争和大革命运动的风云变幻，他的心情非常沉重。1928年5月，毕占云所部在血雨腥风中开进了湖南的平江城。因他不满蒋介石的统治，便以推牌九、摸麻将来消遣时光。毕部一营人马分三个连建制，其中有两个连长是中共党员。毕占云为稳住部队，加上他一直对共产党也怀着好感，便将国共两党人员均纳为部下，一视同仁，不分彼此，尽管上司再三催他要在部属中实行“清党”，可他依然我行我素，对上司的命令不予理睬。
可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毕部藏有共产党员的事，在1928年6月的一天，终于被上司发现了，团部命令毕占云立即处决这两个连长。这位心地善良的营长，受命之后，思绪万千，一时间，心中泛起一种不可名状的苦恼。经过反复思考之后，他选择了既不冒犯上司，又不滥杀无辜的办法，他亲自暗中给两个连长通了信息，要他们火速逃去。就这样，毕占云顺利地放走了两个共产党员。毕占云放走了共产党员，上司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他。不久，毕部受命调防，他随向成杰部从平江开赴礼陵、安仁一带来阻击朱毛红军。正值此时，蒋介石为了排斥异己，集中财力，扩充自己的实力，下达了缩编部队的命令，向成杰部也不例外，毕占云本来就有“放虎归山”的嫌疑，自然就在缩编之中，他的一个营被缩编为一个连，毕占云也就由营长降为连长了。
阎仲儒部刚刚缩编完毕，又受命开赴湘南的桂东，以加快“会剿”朱毛红军步伐的名义，要他们充当“剿共”的马前卒。就在这个当儿，毕占云受毛泽东、朱德等人的影响，毅然决定：起义上井冈山！
跟随毕占云起义上井冈山，参加过井冈山的斗争，几十年南征北战，建国后先后担任过志愿军师政委、解放军军政治部主任、华北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黄连秋将军，在1977年毕占云将军离开人世后，他竟成了毕占云起义的唯一见证人了。这位老将军，1981年在北京向我们深情地回忆了那段走向新生的历程：“毕占云原在国民党湖南唐生智的吴尚新八军阎仲儒三师王湘鲁八团二营当营长。毕占云部起义原因有两个：第一是，毕占云部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是收编过来的。1928年，国民党军队进行整编，毕占云那一个营被整编为一个连三个排，将营长降为连长，所有的连长降为排长。职务的降低，意思是不相信他们了，因而他和他的部下都对国民党不满；第二是，部队中四川人不少，班长以上都是四川人，加上多数当兵的都是从各地抓来的穷苦老百姓，我们平江虹桥的二十多个同乡，被一起抓来后五花大绑，像卖牲口一样送进了闷罐车厢里，从长沙运到桂东，关在一个小房子里，饭吃不饱，睡觉只能背靠背地坐着打盹，在一个月内就死了三个，病倒几个，有好几个逃跑了，只剩下我与李春生两人编入华占云部。我们这些穷苦的百姓，都对国民党的统治很不满。这年的秋天，毕占云带着我们这个连在桂东沙田一带、进剿，红军，他就带着我们起义了。”
黄将军的经历，正是国民党整个下级兵士的一个缩影！起义，使毕占云等人从此获得了新生；起义，黄连秋和他的战友们获得了人生的解放。毕占云率部起义，并非偶然的事件，而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是共产党初期兵运工作的一次成功尝试。
毕占云原系川军向成杰部，国民党反动派为阻挡红军进攻湘东南，便将毕占云临时调归湖南军阀唐生智部阎仲儒旅指挥，先后驻平江、礼陵、安仁、桂东等地。毕占云因深受大革命运动的影响，来到湖南又受湘军的歧视，他对湘军早已心怀不满，对红军有一定的认识；尤其是井冈山上的朱德、陈毅都是四川人，他们早在川军中就很有声望，井冈山上的“朱毛红军”又叫他们望而生畏。毕占云在这种矛盾中，总想找出路，内心里也把一定的希望寄托在朱德、陈毅这两位老乡身上。
1927年的7月份，朱德、陈毅率主力开赴湘南时，沿途大力宣传红军的宗旨、任务，写标语，散传单，出布告，大讲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因此，“国军”同红军打起仗来，只是消极应付。在一次战斗中，红军俘虏了毕占云的一些下级官兵，当时根据毛泽东提出的释放俘虏、瓦解敌军的政策，红军对他们不仅不打、不骂、不侮辱。不杀害，也不搜腰包，还特地用好酒好肉款待他们，给他们讲红军的纪律，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三天后就把他们放回去了。
这些俘虏兵回去以后，不仅揭穿了湘军对红军的诬蔑和欺骗宣传，而且还当了红军的义务宣传员，在军中大讲红军的好话。有的俘虏兵还这样说：“到底老乡就是老乡，朱德、陈毅对我们四川老乡格外好哩！”毕占云的一些亲信甚至还跑到毕占云那里去，当面劝他反水，干脆投奔红军。然而，毕占云身为官长，他虽饱尝军阀们那种大鱼吃小鱼的痛苦，也深感寄人篱下的艰难，但他毕竟风雨几十年，经历了世间种种沧桑，要他立即下决心把队伍拉到红军中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瞻前顾后，顾虑重重。就在毕占云受下级兵士的影响，在选择人生道路上举棋不定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
1928年9月初，毛泽东、朱德、陈毅正率红军主力从湘南回师井冈山的途中，红军二十八团行至遂川左安一带，将在那里胡作非为、抢劫民财的敌军一个班全部俘获。经过审讯了解，这小股敌军原来就是毕占云的部下，他们驻扎在桂东的沙田一带待命进攻红军，因给养不足，便四处抢财夺物以维持生计。这时，二十八团的党代表何长工出面，亲自向这些俘虏兵了解毕占云的布防情况，还从敌班长口中知道，毕占云这时已由营长降为连长，连以下的官长也同样均降一级，毕占云已有投诚之意等等。为了抓住有利时机，尽早争取毕占云部起义，何长工立即将这些情况向军部领导作了汇报，毛泽东、朱德、陈毅一致认为，为争取毕占云，应当将这个班连枪带人全部放回。释放这批人的时候，朱德、陈毅两人还联名，以四川同乡的身份给毕占云写了一封信，叫那班长带去。朱、陈二位在信中说：在湖南，你们是客军，湘军容不得你们；在国民党军，你们又是杂牌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一向受蒋介石的歧视。蒋介石历来的手段就是排斥异己，培植亲信，结党营私，他把你们送到前线来，本意就是要通过红军之手来削弱你们，最后把你们消灭，而他则可以从中得利。红军和共产党与你们无冤无仇，你何必如此与之为敌，更何必刀戈相见呢？红军是为劳苦大众、为民族解放的新型军队，得到所有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我们主张革命不分先后，希望你尽快弃暗投明，早定大计，上井冈山来和我们一起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尽一份匹夫之责！……毕占云得信后，心情格外激动，他内心非常感激他在井冈山的老乡。他知道，老乡给他毕占云指出了两条出路：一条是继续为蒋介石卖命，与红军为敌，与人民为敌，他已开始认识到，这条路已经越来越行不通了；一条是尽快弃暗投明，改旗易帜，投奔共产党，上井冈山参加红军。
毕占云这一夜，成了不眠之夜。他反复揣度，再三思考，他知道这是他人生中的重大选择。他通过比较、选择之后，认定只有投奔红军，才是唯一的出路。毕占云最后下了决心：上井冈山！第二天，毕占云派他的四川籍贴身副官蔡大金专程到江西省的遂川县，与驻扎在那里的红军联络。恰巧，接待这位毕占云特使的就是陈毅。两人长谈一个多小时，详细商定了毕占云部起义的各项事宜。随后，蔡大金立即返回桂东，将确定的起义计划向毕占云如实作了汇报。
毕占云与井冈山红军秘密往来的事，不慎被阎仲儒发现了，阎立即派出小股部队对他们进行监视。为了保证起义成功，毕占云果断决定：立即起义！1928年10月初的一天晚上9点多钟，毕占云突然集合队伍，每人发三块大洋后，命令出发。毕占云亲自宣布：“行军时不要说话，不要抽烟，不要打手电，发现情况不要乱打枪……”这支渴望新生的队伍，在毕占云的带领下，从桂东出发，趁着淡淡的月色，攀沿着崎岖艰难的山路，急行军一昼夜，终于脱离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控制区，从湖南奔向井冈山，从黑暗投向了光明。当他们来到江西遂川县汤湖镇时，很快就见到了专程前来迎接他们的中共红四军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陈毅以及黄洋界保卫战的前线指挥陈毅安营长。陈毅紧紧地握住毕占云的手：“欢迎你呀，毕占云同志。”毕占云满眼泪花，内疚地说：“对不起了，与你们对阵一年多了。”
陈毅安立即将早已准备好的红带子交给毕占云，毕占云会意，召集部队，正式向部队宣布起义，个个把国民党军的领章、帽徽撕掉，然后挂上红带子，上井冈山去见朱德、毛泽东！
队列里顿时沸腾起来，弟兄们个个扬眉吐气。一会儿，一百二十六人的队伍，挂着一百二十六条红带子，当天晚上就从汤湖出发，跟着陈毅朝井冈山开去。第二天，毕占云、陈毅带着队伍登上了井冈山上的茨坪。这时，在红四军军官教导队的大门口，聚集了一千多红四军的官兵，他们是参加欢迎毕占云起义的红四军将士大会的。当毕占云把这一百二十六人的队伍带进会场时，全场掌声雷动。
欢迎会的主持人陈毅宣布大会开始后，会场鸦雀无声。这时，一位大高个、满脸胡须、形似伙头的人，和蔼地笑着，用浓厚而宏亮的四川乡音说：“同志们，我们红军，我们共产党欢迎你们参加革命，欢迎你们上井冈山和我们并肩战斗哩。国民党不是天天喊打倒朱毛吗？今天我们就先认识一下吧，我就是朱德，他就是毛泽东！”朱德边说边用手指了指身旁的那位双目十分精神的毛泽东。毛泽东微笑着，向大家招招手，示意欢迎。这时，朱德代表中国红军第四军正式宣布：毕占云部改编为中国红军第四军特务营，为红四军的直属营，毕占云为营长，陈毅安为党代表，陶云清为副营长。
这一百二十六个人，一百二十六颗心都剧烈地跳动着，他们拼命地鼓掌，眼泪夺眶而出。这真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1929年任红四军第二纵队四支队支队长。
1930年任闽西五纵队司令员，后任红十二军一O二团团长。1931年任闽西红十二军参谋长、代军长。1932年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连长兼教员。1933年任红七军参谋长，红二十二军六十六师师长、军参谋长，红一军团一师参谋长。
1934年任补充师师长。长征初期曾任红八军团参谋长，军委二科科长。1935年调红四方面军总部，任二科科长。1936年随部西渡黄河，1937年3月任红五军参谋长。
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甘肃肃南县石窝山召开扩大会议，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由西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长曾日三，总部五局侦察科长、红五军参谋长毕占云组织干部游击支队，就地打游击。干部游击队成立了军政委员会，军政委员会的主席兼政委是曾日三，副主席兼支队长是毕占云，委员有张琴秋、欧阳毅、刘瑞龙、张然和等。军、师干部就有好几个，精英成堆，要是去开辟根据地，扩大武装，几个军的队伍很快就可以拉起来。可是眼下却是蛟龙困浅滩，这么多的高级干部集中在一起，能供他们指挥的只有一个不满员的步兵连，一个官指挥一个有枪无弹的兵，没有什么战斗力，困龙们神色疲惫而忧伤。
夜色茫茫，寒风嗖嗖。军政委员会开会研究游击支队的行动方向。欧阳毅主张：“向西走!先向西再拐向东。直接向东去，虽然可以迅速与援西军取得联系，尽快回到革命队伍，可是东边敌人堵得凶，我们这点兵马冲不过去。向西走，是沙漠，敌人少，只要有向导，可以走出去。根据老百姓的说法：穷八站，富八站，不穷不富又八站，只有绕远才能走出敌人的包围圈。”大家同意他的主张，为了行动方便，要求总部派给他们一个骑兵班。他们都有马，而步兵连却没有马，不但不能掩护首长，反而会成为首长们的包袱。可是，总部派不出骑兵班，步兵连的包袱他们还得背上。他们有些伤心，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像铅块一样压在他们心上。没有向导，没有钱，没有枪弹，又大多是文职官员，在敌人的重兵包围之中能突出重围、保存自己吗?
他们的情绪虽然有些消极，却很真实，全军失败之后，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原也不足为怪。被抛弃的感觉，不仅伤员有，一般干部和战士有，就是高级干部也在所难免。事实上，为了整体利益也的确抛弃了一部分同志。石窝会议决定，一些年纪小、伤重的和部分女同志分散隐藏于山洞、森林、石崖等处，这些同志中的大部分后来被敌人搜出来杀害、活埋或受苦役，幸存者寥寥。这种抛弃不是上级首长的抛弃，也不是革命队伍的抛弃，而是战争之神对人的抛弃。失败，对于任何军队都是残酷的。
曾日三、毕占云率领着100多人的游击支队，夜晚行走，白天隐蔽，在冰天雪地的祁连山转圈，以便能找到一个山口突围出去，可是每一个山口都被敌人死死地封锁住，插翅难飞。一天下午，干部游击支队到达红湾寺白泉门附近。辛元林率领的一个小游击队派人来联系，要求把他的游击队编入干部支队。曾日三等军政委员们考虑多一个人就多一份突围的力量，多带一个人突围出去便为革命多保存一份力量，就派欧阳毅去收编这支游击队。
当天晚上，敌人一个团的兵力包围了干部游击支队。曾日三、毕占云率领支队仓促应战，抵挡了一阵，终因寡不敌众，溃败了。毕占云率领几个侦察员和张然和冲了出来，其余同志，不是被打死，就是被俘虏。曾日三也壮烈牺牲。在遇难之前，曾日三多次与湘南暴动的老战友欧阳毅商议，都认为此行凶多吉少，要做好最坏的思想准备，把手枪换成了驳壳枪，约定万—遇上敌人，就要拼死搏斗，最后给自己留一颗子弹，绝不能当俘虏。曾日三抵抗到最后，驳壳枪里还剩下一颗子弹，他举枪对着自己的脑袋扣动板机，可是子弹卡了壳，他气愤地用驳壳枪摔打敌人，中弹牺牲，时年34岁。这是曾日三牺牲的被党史军史界认可的说法。
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欧阳毅与辛元林正在研究调整细节，欧阳毅的警卫员小宋就喊叫起来：“局长，不得了，支队长跑来了，跑得好快啊，后面还有敌人追兵哩!”欧阳毅高度近视，只听得马蹄响，看不清人影子。他意识到发生了意外，命令辛元林率领小游击队占领前面的小山坡，堵截敌人。一片混乱的马蹄声，敲鼓似的敲打着他们的耳膜。敌人追近了，机警的马夫不由分说同警卫员一起把他拖上了马，狠抽了一下马屁股，欧阳毅的坐骑奔驰起来，与发疯似的跑过来的毕占云、张然和的马成了平行线。欧阳毅迫不及待地问：“老毕，出了什么事?”毕占云“呼哧呼哧”喘气，只顾跑，顾不上回答。欧阳毅又问：“曾政委呢?”毕占云“呼哧呼哧”喘气，只顾纵马向前奔。欧阳毅不问了，跑着跑着，三匹马都跑直了尾巴。敌人的骑兵遭到辛元林游击队的抵抗，只迟滞了—会儿，又风驰电掣般追过来了。
他们跑到了山跟前，马蹄被陡峭的山坡挡住了，他们下了马，牵马上山。山太陡，马蹄直打滑，他们只好把马丢掉，连马鞍上的东西也顾不上取下，就上了山。敌人见他们上了山也不追赶，吵吵闹闹瓜分马鞍上的财富。敌人明白，用不着再追，只要在山下围着，让红军下不来，一个晚上就可以冻死在山顶，明天早上去收尸就是了。
山顶上什么也没有，只有冰雪和石头。他们三人和毕占云带出的几个侦察员，冻得抖成一团，呼出的热气立即冻成冰溜子。他们抱在一起开了个小会，一致的意见是山顶过夜非冻死不可，必须乘着夜色掩护逃下山去。已是黄昏时刻，山里的冬天黑的早，他们朝山下一望，环山全是簇簇篝火，像一条火龙箍死在山脚，连篝火旁游动着的哨兵部一目了然。包围得这样严密，如何逃得出去?他顺着篝火仔细探望，发现火龙有缺口，悬崖下面既没有篝火，也没有哨兵，天无绝人之路，他们松了一口气。待天黑尽之后，便从陡崖无路的地方，连滚带爬下了山，绕过哨兵，溜出了包围圈。让敌人去包围这座空山吧。
他们下了山，朝北走，遇到一条小冰河。冰面皎洁，脚印清晰可辨，为了迷惑敌人，他们掉过头来倒着行走，在冰河上留下一行行迷惑敌人的脚印。过了河，他们叩开一户牧人的帐蓬，想讨点吃的，帐蓬里住着两口子和一个孩子，像是藏民。女的很热情，拿出糌把和羊肉给他们吃。张然和给了她一点珊瑚、玛瑙作为酬谢，女主人喜出望外。张然和是爪哇人，个子矮、脸黑，很像藏民，他利用长相的优势与牧民套近乎，认女主人为干妈，为游击支队的残兵败将争得—点吃喝和短暂的安全。
他们赢得了一夜的喘息时间。睡觉之前，毕占云才顾得讲干部游击支队失败和曾日三牺牲的经过。欧阳毅听了干部游击支队失败，老战友遭遇不幸，痛苦不堪，泪流满面，心潮起伏，怎么也睡不着，老战友的身影一次次浮现在眼前。
曾日三，湖南宜章人，中学时是高材生，写得一手好文章，有“儒将”风度。1928年初，欧阳毅和曾日三共同参加了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在湘南地区发动的年关暴动，跟随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根据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跟随毛泽东、朱德为开辟中英苏区英勇战斗。1931年3月起先后担任红一方面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第二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福建军区政治部主任、福建军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兼任福建军区红三十四师政治委员，参加了第一次至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在革命实践中总结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部队中有很高的威望。长征途中，他担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遵义会议后，代理红五军团政治委员。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西部的懋功会师。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川西北的毛尔盖举行会议，决定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红五军团改为红五军，董振堂任军长，曾日三同志任军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编入红军总政委张国焘指挥的左路军。但是张国焘违犯中央关于北上的决定，公然命令红五军随四方面军南下。曾日三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公开的、坚决的斗争，维护了党的集中统一原则。张国焘大为恼火，便把曾日三调红九军任政治部主任。三军会师，西渡黄河后，1937年1月，曾日三的爱人吴仲廉在临泽西沟张家庄生了个男孩（也有一种说法是三岁的儿子），在紧张的战斗环境中，他们忍痛割爱把孩子交给王学文夫妇收养，又继续参加了战斗。
天亮了，敌人追来了，毕占云带着侦察员先走。欧阳毅和张然和脚被冻坏，跑不动，在牧民的指点下，躲在后山上，敌人也进了帐蓬。不久，他们看见女主人从帐蓬里出来，把敌人支到另一条路上走了。他俩走下山后，谢过牧民夫妇的救命之恩，在祁连山里过起了“野人”生活。靠乞讨，辗转回到延安！
（作者陈金荣 甘肃张掖市党史研究室 西路军研究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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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8-29 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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