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是我祖父的祭日，祖父离世是我童年时期一段永不会消失的记忆。
祖父生命终止于文革，文革是社会人性走向泯灭的黑暗时期。那个时期成为无数人的鬼门关，更是无数中国知识分子的鬼门关。祖父没有熬过那个鬼门关。在病魔与妖魔的双重吞噬下夺去了生命，去世时祖父还没有年过六十岁。
我小时候与祖父母生活在一起，我目睹了祖父去天堂前的那段遭遇。那时我虽然只有十一岁，但对那段遭遇刻骨铭心，一些场景依然历历在目。我深深怀念我的祖父，在祖父离世五十年之际我翻出那段记忆，以示对祖父的哀悼。
我祖父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生前是东北林学院基础部一名本本分分的教书先生。遗憾的是祖父历史上有“污点”。解放前他在旧政权里工作过，并加入过国民党。因这一污点，文革到来一下子被重重地扣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被打入了专政对象。历史反革命这可是一顶让人胆寒的帽子。
其实文革来临前，祖父已经不是好手好脚的人了，身患半身不遂。我不清楚当年是祖父因不慎跌倒在讲台前造成了脑淤血，还是因脑淤血载倒在讲台前，总之，命被救了回来，但落下了瘫痪。祖父从此丧失了语言能力和手写能力，成为了在家修养的人。
也许是因为祖父这样一个身体状况的原因，在文革开始的头两年里并没有被拉出去胸前挂白牌子，头戴大尖帽，遭受到被批斗的羞辱与折磨，这算是他不幸中的有幸运吧。然而，最终校方的“革命者”（我不知该怎么称呼他们），他们最终还是没有放过我祖父。到了1968年，他们多次上门来让祖父坦白交代问题，还对我家进行了底朝天式的查抄。这还不算完，有一天他们来到我家，将祖父给带走。
我清楚记得那是在1969年春节过后不久，东北的哈尔滨仍处于天寒地冻的季节。校方来人说：为了便于交待问题，需要让祖父去学校住几天。其语气还算“客气”，能拒绝吗？明白人都会清楚在那社会环境中任何理由的拒绝一定都是无效的。祖父无条件的听从了。因祖父行走不便，他被两个人正接受着改造的“老九”架着胳膊走出了家门。我和祖母也同时跟在后面一起进了东北林学院的教学主楼，跟随进入了二楼的一个房间。
那是一个办公室样的房间，朝阳面。这天天气不错，阳光从窗户洒进房间，让人感不到寒意。房间已经摆好了一张床，显然是让祖父留在这里。他们说：“这里不错，问题交代了就回去。”那时的我根本意识不到这算什么？这与入监关押有什么区别？也更想不到祖父进了这里就走不了。我不清楚他们对我祖父是如何进行审问的，都问些什么？明摆着祖父嘴里说不出一句清楚的话，手也写不出能辨识的字出来，他们不可能有收获。或许，他们希望我祖父交代的东西根本是不存在的，他们的目的也许只是在体现专政的威风。
疯狂的政治运动能让有些人变得不是个东西！只过了两天，在我和祖母没有在场的情况下，他们就把我祖父转移了地方。转移到了这座主楼底层，一间朝阴面的教室里。那时候学校是处于停课状态，教室成了空房间，一些学生的桌椅凌乱的堆在一边。祖父睡的床安放在教室一角，床前摆有一张学生桌和一张方凳。这里也一定是祖父曾经为学生授课的地方，谁能想到却会成为囚禁他的地方。
此教室阴森、寒气逼人，窗户玻璃上挂着厚厚的冰花。房间里有一盏灯，且昼夜都亮着。在当时，这间教室的这盏灯也许是这栋大楼，这栋无生机的大楼里在刺骨的寒夜中唯一向外透出光亮的一盏灯。这样的境地无论对于谁，恐怕都会如地狱一般，会让人感受到度日如年的痛苦。
父亲在关进学校期间他们并不管吃，每天吃、喝全需要由家里人送去。从家里到学校教学主楼距离约有一里路的距离。冰天雪地、滴水成冰的季节里送饭是个问题。祖母想出的办法是把吃的东西熬成稀粥，乘热装进暖水瓶，然后送过去，这样才能保证让祖父吃上热的东西。一天两顿，我和祖母轮流着为祖父送饭。
我还能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在送饭的路上，原由我走路不老实而摔倒，而把盛粥的暖瓶给碰碎了。隆冬的哈尔滨外面路上不是雪就是冰，有着孩子天性的我一手提着装有暖瓶的面袋，同时双脚边走边在沿路有冰面的地方出溜着。那次我一下子没站稳，摔倒在地上。当我迅速站起身来时，手上提着的布袋里发出了“哗啦，哗啦”的声音。暖瓶碎了，这顿饭被我毁了，我返回到家，暖瓶壳里的东西已经成为了大冰块。之后我格外小心了。
就这样，时间难熬地过了四、五个星期。之后的一天，祖母回家来，进门就匆忙对我说：“不好了！你爷爷尿血了，快跟我去。”我跟随祖母来到学校，祖父仍然和往常一样静静的、面无表情的和衣、裹着被躺在床上，我看到了尿盆里鲜红的血。祖母用从家里拿来的一个小瓶子装了一瓶血尿，吩咐我快将其送到医院去化验。祖母说她找过他们，他们要看到化验结果。真是天呀！这鲜红的东西却不能向他们说明这是血。我先跑去校卫生所，因不能化验我又跑到远处的动力区和平医院。直到在我拿回了医院的化验单交到他们手上后，他们放人了。
此时我祖父已经无力站起来，他们找来一副担架，让人将我祖父抬到校卫生所。在卫生所给祖父打了一针后，并没有安排住院治疗。这一定是他们认为我祖父已经是属于没有资格住院治疗的人了。紧接着他们将人抬回到家里。祖父终于回家了，也就一个月左右，走着去的人，此时却奄奄一息地被抬着回来。
他们还残留着的一点人道是让校卫生所开针药，让我们带回家自己打。我祖母不识字，我算是能识字了，医生交代给我如何打针。我有过被打针的经历，所以也知道这针药该怎么打。我将青霉素和链霉素兑到一起一天两次地给祖父注射。祖父如此病情，仅此针药对祖父的医疗必然是无效的。祖父可能很清楚他的大限已到，只有我还不清楚，意识不到。每当祖父拒绝注射时，我都会跟他说：“爷爷，打了针了你的病就会好。” 他一次次拒绝，之后，他又一次次听从了。
祖父在回到家里的日子是难过的。白天他还好，从不呻吟。晚上很折腾。不知怎么一到晚上他却呻吟着要起身坐起来，但他又坐不稳。多次夜晚祖母把我从沉睡中拽醒，让我倚在祖父的背后，顶着他的背。而我又无力抗拒困倦对我的侵扰，我根本支撑不了一会。祖父那时的难受程度一定是生不如死。
在家的几天里祖父的尿血并没有停止，又有几次是鲜红的、显而易见的排血。祖母不能接受祖父这样等死，她几乎每天都要去找校方，请求将祖父送到医院去住院治疗，然而结果是无效的。我不知道祖母一次次是如何哀求他们的，他们又是如何一次次回绝的。
在到家后的第六天上，日历本上的日期是：3月21日，这天祖父生命走到了尽头。祖母一早又出去找校方，我守着祖父身边。我看见祖父神色也预感到祖父不行了，我有些焦急起来。祖父头脑还有意识，他紧拉着我的手不让我离开。等到了祖母回来，祖母也意识到祖父不行了。祖母拿出了一套她事先已为祖父准备好的衣服，我帮着一起给祖父换上。大约上午十点祖父停止了呼吸。随后，祖母为祖父合上了眼睛，并用一张新的手绢盖住祖父的脸，后又用被头盖上。整个过程是默默的，没有哭泣，因为此时，生对祖父是折磨、是痛苦，而死亡则是解脱、是解放。
第二天早上校方派来一辆卡车。来的人将我祖父从家里抬出，抬上车厢。我和祖母也上到了车厢上，蹲靠着车厢边。这是我与祖母伴祖父在人世间的最后一程。在火葬场里，祖父的肉身化作了一盘白色碎骨被端了出来，我将白骨拾捡装进一个小红布袋里，然后放入一个黑色的木质骨灰盒。这是我祖父的化身，我们将其抱回了家，之后多年被放置于家中……。
我的祖父就是以这样一个结局走完了他的人生。祖父不幸，他属于当时众多中国知识分子不幸命运中的一个。文革政治运动摧残了包括中国知识分子在内的无数人的灵魂，也夺走了包括中国知识分子在内的无数人的生命，那个时期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极度黑暗的一个时期（党中央已经对文革运动给予彻底否定）。如今这段黑暗时期早已过去，其间所上演的很多人间悲剧会载入历史史册，也必会永久告示于天下。如今历史的车轮向前又走过了半个世纪，也碾压掉一些社会的邪恶，国内的政治、经济、生活环境已得到显著改善，但愿这些变化能慰籍到祖父安息在天的亡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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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3-21 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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