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和墨家的法律观

Irene1228

    在治理国家方面，儒家和墨家的法律观其实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

    墨子主张“以天为法”的“天志”法律观。他在《法仪篇》中强调以“交相利”为内容的“天志”，乃至于天之的权力都要受到“天义”限制。他认为在现实的礼法之上有一个有意志、有权威的“天”。而这个“天”是最公正无私的，它能平等的对待每一个人并且毫无偏袒。所以，任何人都要接受天的监督，服从其制裁。

    墨子也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它不仅决定自然界星辰、四时、寒暑等的运动变化，还对人世的政治起支配作用。因此他写道："天之爱民之厚"（ 《墨子。天志》 ），即君主若违天意就要受天之罚，反之，则会得天之赏。所以，“天志”是衡量天下万物乃至人们言行的唯一标准。一切国家制度都应依“天志”而成。天志与法律的关系是源与流，体与用的关系。它是法律的来源与基础，同时也确定了“国王之上还有法律”的法学理念。

    而孔子的观点则不同，孔子重“礼”重“仁”，而礼是立法、司法的指导思想。孔子之“仁”与“礼”学说共同构成了其人道思想的两条主要脉络。 “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论语。子路》）

    在管理方面，则主张“上好礼，则民易使也”。（《论语。宪问》）孔子认为礼治的关键在于“正名”。要实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否则，“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此外，儒墨两家的法制观念不同。

    由于墨家以群众即小生产者为其社会基础，所以它的“天志”思想认为，法的制定其目的就是要保护人们的利益。只有人能够只有的去获取并实现自己的利益，法律才具有实在价值。墨家认为， 天下大乱的重要原因是“天下异义”提出了“一同天下之义”的法律起源论。因此，必须统一人们的思想，建立统一的政府管理机构，规范国家体制结构。而且，要通过平民参政制度来选举贤能之人管理国家，确定人民有监督和建议统治者的权利，这样就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国富民强。

    而儒家在国家治理方面则坚持以“礼”为基础的“人治”和“德治”。 礼是立法、司法的指导原则。孔子认为国家社会的动乱不堪不是法律没有规定或者是强制力不足，而是人们之间没有遵循周礼的教化。孔子认为要挽救“礼治”，就要求统治阶级成员确定以身作则按周礼行事，以周礼来约束自己，这样“才不会发生反抗和社会动乱。应当以天子为中心构建礼乐制度，百姓遵守道德规范，不敢擅自违反规定；国家依靠贤明的天子来治理。这样，就能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政治上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