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展复和建制,不得不说说自宋朝就有的禁海,到明朝越演越烈,朱元璋竟然下令“寸板不许下海”。
明洪武年间洪武年间,朱元璋为防沿海军阀余党与海盗滋扰,下令实施“寸板不许下海”的海禁令。主要对象是商业(商禁),禁止中国人赴海外经商,也限制外国商人到中国进行贸易(进贡除外)。此令于永乐年间伴随郑和航海曾取消一段时间,但嘉靖年间海贼倭寇猖獗,不得已又一度恢复禁海。
清朝文学家顾炎武所指出:“海滨民众,生理无路,兼以饥馑荐臻,穷民往往入海从盗,啸集亡命”。不久武装走私集团头目王直,统领三十六岛之夷,拥众数十万,自称“靖海王”,后称“徽王”,甚至“南面称孤”。明王朝对其不断打击,王直连结利用日本倭寇进行对抗,从而造成嘉靖四十多年间旷日持久的所谓“倭寇之乱”。
明•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巡抚涂泽民上书曰“请开市舶,易私贩为公贩”(私贩指走私商,公贩指合法商人)。不久开放福建漳州府月港(今福建海澄),并以月港为治所设立海澄县,设立督饷馆,负责管理私人海外贸易并征税。隆庆皇帝(明穆宗)宣布解除海禁,这就是史上“隆庆开关”。
清朝初年,清政府几乎没有任何海军力量,为了防范郑氏集团及明朝势力死灰复燃,政府便采取了海禁政策。顺治十二年(1655年),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明王朝衣钵再次下令禁海:“沿海省份,应立严禁,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后因民众反抗又有所放松
康熙五十五年,皇帝又再度下禁海令,不过此次的禁海并非严禁,而是有限度的开放对海外的贸易,即便如此,对民间的贸易势力也是迎头痛击。这个禁令维持到雍正五年,一些开明派大臣反复上书朝廷,要求全面打开的海禁恢复通商,雍正皇帝考虑再三,终于决定废除先帝的南洋禁海令。李卫报请朝廷复展浙江玉环要早两年。
雍正五年命浙江巡抚李卫命太平(温岭)知县张坦熊兼理玉环垦务,六年(1728年)朝廷照准割太平、乐清两邑之地设立玉环厅,附温州府为温州分府,政务直隶省。自此玉环始有独立行政建制。张坦熊升任玉环第一同知。
雍正六年(1728),张坦熊上任伊始,展复之初,百业待举,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列为首要任务。除建造衙署、营房、监狱、粮仓、邮亭等,于八年(1730)之秋,动工修建城池。关于城墙的选址,民间曾有传说,称同知张坦熊为城址勘定一事正在犯难时,西青山仙人洞走出一位鹤发童颜的长老来到一串佛珠于彭祖身上悬挂,此城可固矣。”说后长老即不见踪影。张坦熊洗耳恭听,从其言修筑城墙,故后人称其“朝珠城”“珠城镇”。
筑城工料,原议就地取材,内用土墙,不意浙江观风整俗使(职掌巡察地方、劝谕化导风俗等事。为一时特设之官,非常制。)蔡仕丹条议必用方石大砖,结果按蔡议,尽用花岗石大块条石叠砌,工程甚巨。而石料取之于乐清湾小乌岛等地,玉环孤悬海上,东涂西岭,更苦于运输之艰辛。维时节届秋初,雷雨时行,当年七月初一和七月廿一日,突降两场特大暴雨,滂沱于塘垟、后蛟之间,冲成自然河道,直通后蛟浦口,故称“天开河”。天公之助,使载石之舟从海上直达城下,至雍正十年(1732)三月巨工即竣,厅城告成。
玉环厅城设计精巧,布局宏敞,雄伟庄观,气势巍峨,具有独特的风格和特色,被美喻为“温台之屏蔽”“浙江之蕃篱”,系浙江省内著名的城池之一,名噪一时。同知张坦熊作《玉环城记》《天开河赋》颂记其事。
张坦熊在《议详》中呈称:“……卑职奉委来山,惟以开田播种为先务。始则栖身布帐,继则搭盖茅篷。今则田畴渐广,居民云集,其文武衙门,观瞻所系。且移置营兵,俱需居室。”
【注解】:“……卑职接受上峰委托,自展复岛玉环以来,开田播种之事乃当务之急。初上岛时尽荒芜,只有栖身布帐,陆续搭盖茅篷。如今田地就会越来越广,居民云集,文武衙门行署均已建好,环视全岛任重道远,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如转移安置,修建兵营等,都需要大量建房。”
《特开玉环志·建置》载:“古者设都分邑,首事营建,如城垣、仓库、官廨、营房,其最大者。而先农坛寺,则奉旨特建,聿彰重农之钜典,关庙祀典方隆,城隍功令攸系,皆宜缔造以弘规制者也。”
【注解】:古代的设立都分郡设邑,首先在建,如城墙、仓库、官署、营房,其中最主要的是。而先农坛寺,就奉旨特建,为了突出重视农业的大典,城隍庙祭祀庆典,这一切的功令关系,都应该归功缔造者的卓识远见。
注:张坦熊(约1684-1761),字详男,号郎湖。湖北汉阳丰乐里(现武汉市东西湖区柏泉)人。张三异孙、张仲璜四子,张坦麟弟弟。清康熙五十年(1711)举人。初任浙江桐庐县令,调仁和县令,补玉环厅同知,擢守台州知府,不久转任天津道。乾隆三年(1738)升任云南按察使,乾隆十六年(1751)去职还乡。张坦熊在任数十年,南北辗转,所到之处,均有善政,当所任之地立碑、建祠纪念。其胸怀坦荡,足智多谋,精明讯案,处变不惊,不畏权势,持正惠民,留下许多佳话。摘自:光绪二十年三修《张氏家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