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成了压垮KTV的最后的一根稻草？

哈锥盾

KTV从来不只是人们唱歌的场所，它因社交功能而火爆，也因社交功能被互联网抢走而落寞。想要重新吸引消费者K歌，就要创造出新的社交场景。

同乐迪量贩KTV的老板彭杰浩最近很发愁。他在辽宁有两家店，近日终于营业，但营业额不足往常的一半，北京的五家门店则一直没得到恢复营业的许可。

“还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儿，现在手底下还剩80多员工。”彭杰浩说，“有一些KTV已经坚持不住了，我们也在考虑，挺不住就不要了。”

AK铜锣湾连锁KTV的老板胡晓伟也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他在江苏有29家门店，停业已经三个多月，还不知道何时能开业。

据企查查数据，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KTV娱乐企业注销或吊销246家。曾因“王思聪一晚消费250万”的新闻爆红的北京K歌之王，因财务压力已与200名员工解除劳动合同。温莎KTV的员工则通过去盒马鲜生做临时工渡过难关。许多KTV老板表示，贷款、房租已经压得他们喘不过气，KTV行业打工者的生活也面临困难。

曾伴随中国70、80后成长的量贩式KTV已经低迷数年，疫情的到来让整个行业的困境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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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线上平台给年轻人提供了越来越多创新的娱乐选择，例如直播、短视频、网络K歌、网游等，线下演唱会、酒吧、电影消费也占据了消费者有限的娱乐时间，但KTV所能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近30年来没有什么变化，创新力严重不足。

据中国文化娱乐行业协会数据，2015年中国KTV企业数量迎来12万家的高峰后，2016年出现断崖式下跌，数量大幅减少至5万多家，2018年进一步减少至4.9万家。与此同时，消费价格也从2014年的141元／小时下降至2018年的95元／小时。

疫情加剧了KTV行业的生存困境，也在推动业内人士反思，如何让年轻人重新爱上K歌这项娱乐活动。或者说，新一代的年轻人一定会重新回到传统的K歌场景中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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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五一”后复工

因防疫政策的限制，全国各地的KTV大多数自疫情之后就一直处于停业状态，复工日期仍不确定。

“房租和人员工资是最大的压力，每月需要大概三百万左右的房租，很多房东不愿意免租，有的房东表示最多承担一半。”胡晓伟的29家门店共700多员工，他给员工发放了2000元／月的生活保障，但连续多月停业，他感觉很艰难。

房租、人工涨得太快，一旦没有收入，很难撑下去。胡晓伟已经卖掉了一间经营了五年但业绩不好的店。这家店此前的租金是10万元／月，有40间包房，刚好到了要投资翻修的时间。

胡晓伟一直在为基层员工找兼职工作，“有的员工去洗车行，做快递，有的去口罩工厂、工地做临时工作。”

曾浩然表示，除了大型连锁KTV，大多数KTV目前都给员工放假，不发工资了，大部分KTV也只有核心员工有社保，大多数员工没有社保。“量贩KTV的从业人员大多是社会弱势群体，服务员、店长都是初高中毕业，以及来自外省、农村的小孩，收入普遍偏低，迟迟不能复工，低收入人群受到的影响很大。”

对于一些还可以拖着不交房租和人员工资的KTV，影响或许要到复业后才显现。“复工之后，马上会面临开工不足、开比不开亏得还多的状况，到时候可能会有更多人转让店面。”曾浩然说。

据他估计，目前全国有10%的KTV已正式复业，20%在地方政府的默许下开了，还有70%没有开放。

根据规定，目前疫情低风险地区可以由经营者自主决定复工复市时间，对文化旅游、餐饮及空间密闭且人员集中的场所，通过预约、分流限流等控制人员密度。4月16日，厦门政府率先发布KTV复工文件，4月18日，海口政府也发布了网吧、KTV等文娱场所可自主恢复营业的通知。近日宜春市也发布通知，表示5月1日起，全市KTV、演艺吧、电影院、网吧等娱乐场所有序复工复产。曾浩然认为，大部分地区的复业可能要在“五一”以后，前提是疫情没有出现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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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歌，过时了吗？

KTV为消费者提供的服务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唱歌”和“酒水”这么简单。这个行业因社交功能而火爆，也因社交功能被互联网抢走而落寞。

1994年，来自中国台湾的连锁品牌钱柜在中国大陆开设第一家店，迅速将量贩式KTV带火。以钱柜为行业标准，全国各地出现了好乐迪、麦乐迪、夏绿地等KTV量贩连锁。

31岁的陈骊还记得，她第一次去KTV唱歌是2004年初三暑假，后来唱K成了每次考完试、同学聚餐之后必选娱乐项目。“同学都挺喜欢听歌，爸妈也经常在家播放DVD，连着麦克风唱歌，当时就觉得KTV的气氛、音效比家里好，和同学们集体活动也更热闹。”她告诉《财经》记者。

同为80后的汪莹朵记得第一次去KTV是为同学庆祝生日。“那时候很喜欢去KTV啊，毕竟我们经历了华语乐坛的黄金年代。”

高速增长的KTV消费在2012年迎来拐点。美亚歌KTV管理咨询创始人曾浩然告诉《财经》记者，2012年国家限制三公消费，对KTV消费产生了比较大的冲击。

胡晓伟表示，更大的冲击来自娱乐方式的多元化、线上化。智能手机时代，衣、食、住、行、娱乐消费全方位地向线上转移，个体力量提升，年轻人可以在手机上找到任何想要的娱乐方式，例如网游、综艺、购物、直播、线上聊天等，“互联网满足了很多人最细化的需求。”

2014年起，KTV行业内公司明显感到经营状况不如从前。2015年，钱柜KTV大批关店，同年，万达集团旗下80多家大歌星KTV关店谢幕，成为这个1200亿元的行业走向落寞的代表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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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骊近几年去KTV的次数也大大减少。上大学时，社团活动、宿舍活动、寒暑假老同学聚会，加起来一年会光顾KTV十几次，上班以后则减少到一年最多三四次，“一般尽量选有优惠活动的时候去，比如银行给的联合优惠活动，或者京东Plus会员活动之类的。”一些年轻人也在网络上吐槽，现在的KTV是中老年人的消费场所，店面风格、服务内容都不吸引人。

深圳市文化市场行业协会秘书长付自虎告诉《财经》记者，2000年起培养起来的70、80后消费者如今已经三四十岁，消费次数减少是正常的，90、00后应该成为KTV的主力消费人群，他们有更多的娱乐时间和社交需求，但很多90后都不觉得KTV好玩，这是KTV行业每况愈下的根本原因。

北京歌友会连锁KTV投资人蔡建雄告诉《财经》记者，如今经营KTV，赚的是微利。“2008年投资一家店，一年就能回本，现在一个月一家店只赚20万元，三、五年都无法回本。”

他举例说，一家40个包房、1500平米的门店，月营收80-90万元，其中月租金30多万元（房租1.2万元／天），20个-25个员工吃住、工资和其他花销等月成本60多万元，门店三四年还要重新投资，做点歌系统、音响、灯光、软装翻新。2012年至今房租涨了3、4倍，人员工资也从2000元涨到5000元-6000元，但每小时收费却在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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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缺乏创新

疫情下连续停业，很多KTV老板们也在反思行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不少KTV行业从业者表示，KTV所能提供的服务，以及企业自身的管理都在制约量贩KTV的发展，KTV发展了近30年，所提供的产品变化不大，创新不多，年轻人难免觉得无聊，不少KTV至今还在寄希望于卖酒水赚钱。

同时，KTV行业从高增长发展到了平稳增长、竞争加剧的阶段，但公司经营管理的状态依然粗放，营销方式跟不上，缺乏会员管理能力，公司内部的绩效、目标管理也比较粗放。

曾浩然表示，很多KTV的主要工作还是排班、接待、处理投诉，只知道定目标，比如定一个年营收800万的目标，却不知道怎么通过管理达成目标。KTV行业从业者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一直以来也缺乏人才培养机制，这一点严重制约这个行业的发展。

娱乐业发达的日本是K歌文化发源地，日本有七八个有实力的KTV大品牌，包括第一兴商、Round 1、Shidax等上市公司。对比日本，中国的KTV行业还没进入管理的标准化时代，企业实力弱，加盟率非常低。

一个完善的加盟体系可以给企业带来品牌力和客源，支撑起更有效的会员管理，但中国的KTV行业大多数是个人老板投资，几个人合伙开店，很多地方出现相同名字的店，实际上是“重名”，而非加盟输出。有加盟能力的公司仅有几家，包括唱吧麦颂、台北纯K、魅KTV、K歌之王、宝乐迪等。

“这次的疫情是KTV行业洗牌的提速器，疫情加速淘汰了旧产能，不重视管理、无法应对风险的KTV会被淘汰。”曾浩然说。他也认为，因为疫情的确非常严重，打击面比较大，也“误伤”一些本身管理水平不错的店。“疫情变得常态化，这一年商家的日子都不会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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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骊认为，KTV需要想想办法，如何吸引更多学生和年轻白领。“我去KTV，唱的也是陈奕迅这些老歌手的歌。在校学生时间多，可以去唱通宵，我的90后同事会看很多综艺节目，比如我是歌手、中国有嘻哈等等。他们追汪苏泷、许嵩、华晨宇、周深这些新一代明星的歌，还有各种抖音神曲。”

“K歌的固定人群还是存在的，疫情之前，店里一到周末就爆满，有时还要排队一两个小时，KTV是一个人们发泄情绪的好地方，要解决的是消费人群萎缩、消费频次减少的问题。”蔡建雄说。

胡晓伟也认为，虽然人们的娱乐方式增多了，但KTV的存在还是有价值的，是人们娱乐休闲的一种重要方式，通过唱歌，可以释放压力，得到自我满足，人们还是需要以歌会友这种社交方式。

“音乐本身自带独特的属性，它的节奏、律动、鼓点超越语言，给人们带来本能的放松，听到好听的歌人们会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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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K歌再次变酷？

近两年出现了一些新的歌唱娱乐方式，例如酷我、酷狗、唱吧、全民K歌等线上云K歌App，以及商场里的密哒、友唱等迷你歌咏亭，新模式也可以满足部分消费者的K歌需求。

对于这些新的歌唱娱乐方式，曾浩然认为，此前个人及创投资本领投的项目风起云涌，已经出现投资过剩的局面，最近半年投资已经降温。

“歌咏亭利用的是人们候机、逛街时的碎片化时间，有需求，但需求没有那么大，这些形式不会夺去太多量贩KTV的生意，而线上云K歌和线下KTV的关系，与去酒吧还是在家喝酒是一个道理，在家喝啤酒只要几块钱，但年轻人还是愿意去酒吧，一群人，在特定场合，才有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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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自虎认为，KTV实际上是一个以唱歌为载体的线下社交空间，如果仅仅想唱歌，用唱吧App，或者在歌咏亭都可以唱歌，但在线下KTV的特定场景下，可以实现实实在在的社交，朋友之间可以增进感情交流。

作为消费者，陈骊也觉得，去KTV唱歌的社交意义更多一点。“现在可能没人为追求音效去KTV了，毕竟唱吧都出话筒了，‘素人’都能直播了。”她认为，KTV最适合的消费场景是“热闹的消遣”。她记得上一次去KTV是和同事去排年会节目，“我们一群人在好乐迪跳《卡路里》，循环播放这首歌，很解压。”

为了吸引新消费人群，一些比较有实力的KTV连锁近两年在尝试运营更多强化社交属性的高端KTV。台北纯K推出子品牌K-party，温莎推出子品牌W K-bar。这些新一代KTV做了更具新鲜感的尝试，为消费者提供结合了唱歌、派对、酒吧的多元空间，包房内不再是一圈沙发围着两张桌子这样的传统格局，会在包房内分出不同的区域，让来唱歌的年轻人可玩的东西更多，提供网游、电竞、桌球空间。派立方也主打派对，可以定制生日服务、管家服务，还可以请主持人来包房内主持活动。

这些高端KTV更舍得做硬件投入，利用多台投影在包房里营造海底、山间等不同的环境，做出玻璃透明包房等新的装潢，它们的服务人员素质也相对更高，与普通KTV相比，服务更热情、得体，台北纯K还请台湾师傅来做正宗的台湾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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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一些KTV走低价路线，将成本降到最低，但也通过新技术提供新的产品服务。例如魅KTV可以让唱歌的人实现跨地区陌生人之间的连麦合唱，用全息、AR等技术呈现出与明星同台演唱的效果，还可以将消费者的照片、视频显示在屏幕上，烘托氛围。这种控制成本、提供基本标准服务的方式，让一些KTV更容易复制店面，例如魅KTV已经有100家店，唱吧麦颂有400家店。

曾浩然表示，这些定位清晰的连锁店，近两年会比较吸引年轻人，但很多其他KTV老板的思路比较粗暴，还是低层面的竞争，会觉得“我装修好，价格便宜，就能打败对方”。“那些生意不好的、没有个性的店，往往是高不成低不就，满足不了消费者的需求。”

付自虎表示，如今网红直播带货是潮流，他所在的协会正在构思，如何培训KTV人员，在直播平台输出一些好的内容，吸引年轻消费者来唱歌。他表示，一些KTV也开始有了“数据主权”的意识，例如广东地区的皇室派对KTV就利用自己的App，为消费者提供订包房服务，将会员运营、数据运营自主权从美团等大平台手中夺回来。

曾浩然认为，疫情影响减退后，未来还是会有更多投资者对投资KTV行业感兴趣。他表示，经营得当的KTV，投资回报不错。“这个行业实际上是从赚取暴利，回归到了赚取正常规模的营收，目前从2008-2013年的半年至一年半回本，到了两、三年回本的水平。”

他说，一些“外行”新鲜血液也在进入KTV行业，的确给这个行业带来了一些变化，例如魅KTV的许多员工来自酒店、互联网、新零售等领域，给KTV行业带来了不同的经营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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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滞后保守、科技含量不高的行业，也意味着存在不少新投资机会。蔡建雄在经营三家歌友会KTV门店之余，参与投资了为KTV行业提供数字服务、运营管理支持的K米公司，支持KTV手机在线点歌、K歌直播、包厢预订等服务，这家公司也拿到了腾讯、美团的B轮融资。

彭杰浩现在在尝试加大线上引流，增加与客人的互动。他觉得KTV行业还是有不少增长点，例如三四线城市、县城这样的“下沉”市场，“北京一个月几十万元的租金是三四线城市一年的租金数，三四线城市年轻人也有一定的消费能力。”虽然经营KTV有种种困难，但经营了十几年KTV的彭杰浩说，“我肯定还是喜欢这个行业的，这么多年了，能坚持，肯定是继续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