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的中国诗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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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的中国诗坛


                    作者：温馨雅兰



       20世纪九十年代，小说，散文如蛟龙入海，进入了又一个黄金时期，而诗歌创作陷入了全面萎缩的困境。只有一些诗人和少量杂志如《星星》和《诗刊》等在苦撑诗坛旗帜，诗歌复兴的火苗依然未燃。

       社会变革了，人们的价值观也变革了。浮躁的社会中，诗歌作品少了，反响声也弱了，诗歌仿佛被压着了一样，只能偶尔喘息。这个厌诗时代的产生，也许无关乎诗歌本身，而在于诗人和读者之间。外部环境自是影响人们心态的原因，而诗歌却不能顺应时代，反而越来越像作者的梦语，越来越难懂，越来越让人不知所云。不能与时代俱进的事物，往往会被时代潮流所吞没。诗人们盲目的追求创作，只顾自己潇洒发挥、海阔天空，不顾及读者的感受，使得原本爱诗的人们也无法接受这些作品，最终无奈的选择了离弃诗歌。

       那么，会不会是读者的文学修养提高得慢了，而诗人的思想境界又太高了？是读者跟不上诗人前进的步伐，还是诗人在故作隐晦，或亵渎灵感？

       诗歌光辉的岁月里，流传了多少千古名篇，人们甚至可默背吟诵，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沙扬那拉》，《偶然》，戴望舒的《雨巷》，闻一多的《红烛》，《死水》，舒婷的《神女峰》，顾城的《一代人》，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等等，它们都绝对还是当代人们心目中的经典。其实，这些诗歌也不是很容易就能理解的，但读者只需通过感觉，便认为是好诗。这种感觉是怎么来的呢？现代的诗人和诗歌能达到这种境界的，已经是凤毛麟角了。

       中华古文明的文学就是从诗歌开始的。从《诗经》出发，从屈原开始，到唐诗宋词的全景时代，到中国新诗几代发展，一路数来，数不尽的优秀作品，唱不完的史诗赞歌。胡适，闻一多，徐志摩等诗人的出现，代表着中国新诗的起步，第一代就创下了佳绩。七十年代，是北岛，舒婷代表的朦胧诗时代；八十年代，是周伦佑，于坚，韩东，丁当等人发起的第三代诗潮，那时的诗坛喧嚣而热烈；九十年代则步入了边缘时代，这个时期的诗人都是以民间诗人为主，一派混乱之景，全然不知是诗歌文化，有以伊沙，沈浩波为领导地位的口水，下半身诗歌写作，有老头子，徐乡愁领衔的垃圾派，更有大张旗鼓地进入诗坛的“80后”诗人们，这些诗人们，简直是在糟蹋诗歌的纯净。

       八十年代开始，诗人们为把诗歌与美学，政治，哲学分离，从而找到诗歌独立的领域，做了巨大的努力。这样的分裂本身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又正是这个分裂，在还没有形成光景时，就被一些疯狂分子搞得面目全非。诗歌解放了，是有些诗人们开始随心所欲的利用诗歌一切的功能。诗歌跌下了文学贵族的地位，“普及”到了谁都可以做诗人的地步。诗神怒了吧？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学，开始接受诗神的惩罚了。诗人写诗，诗人读诗，诗人骂人，就构成了现代诗生活，诗歌的彻底的沉沦了。

       物质时代前行的速度异常快，喧嚣声如雷如电，广告文化疯狂肆虐，文学，音乐，美术，都开始慢慢的沦陷为它的附属品。人们的生活更加物质化了，人们的思想也更加物质化了。以娱乐目的为主的大众传媒的影响力很快便取代了以诗歌为代表的高雅艺术的影响力。知识分子们也商业化了，神圣的诗歌殿堂，已经慢慢变成越来越远的神话天界。现在能读到的那些美句，竟有些像遥远的回忆、隔世的妙语。诗界以外，人们很少提及诗歌了，诗人的声音沙哑的让人听不出诗的节奏，诗人的光环也逐日黯淡。看“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饿死诗人”，这些戏谑之词在诗坛的流行，便可知当金诗坛最大的现实。

       20世纪末，信息化时代的全面到来，网络文学盛兴。作为文学家族的一员，诗歌也步入了网络时代。网络诗歌的时代，人们距诗歌不再遥远，所有人都可以参与诗歌，成为“诗人”。诗歌如此触手可及，各类“诗”、“坛”兴于网络，不断刷新，像刷碗一样容易。网络成全了诗歌的全民时期，也玷污了诗歌神圣的殿堂。文学话语的霸权被瓦解，网络的速度再不容读者有“韦编三绝”式的从容与镇静，也容不了作者有“两名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式的斟酌与磋磨，诗歌作品有如洪水泛滥，泥沙滚石，诗界便如乡村的集市，一群贩卖假冒伪劣产品的小摊吆喝得比谁都厉害。网络是无罪的，却被有的人当成了垃圾堆放处，什么都可以往上放。

       人们开始习惯于看一些简单得不用大脑就可理解的“诗歌”，“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这些曾是诗歌必备特色的词，开始被人们忽视甚至厌恶，不再愿意去为那些庄重纯粹的文字而低头沉思，也不再为某些文字的触动而茶饭不思或坐立不安。倒是应了人们的这些改变，诗歌从“阳春白雪”遂降为“下里巴人”，非但不再被仰视，还被扼杀。

       面对诗坛现状，还是有一部分诗人评论者持乐观态度的。诗评家沈奇就认为，在一个欲望高度物质化的时代里，诗歌必然面临大众化及个人化的困境。这种境遇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其不利之处是使诗歌传播和影响比以往萎缩，有利之处在于使现代汉诗彻底摆脱了过去功利性社会学成分的东西，不再依附任何诗之外的因素，使现代诗的创作及诗学研究变得纯粹。

       但对于读者来讲，诗歌的需求量在降低。对于蹩脚的诗，往往引起两种结果：一是读者拒读，理由是蹩脚的诗太多了，简直有损中国诗歌的形象；二是狂写，理由是诗歌也不过如此，有没有两把刷子都可以混混。读者不再崇拜诗人，诗人不再相信读者，互相的审美观得不到统一或平衡。在读者心里，诗歌不再是神圣的代言人；而在作者的心里，读者不再具有评判诗歌的权利，诗界圈子急剧缩小，诗歌地位大不如前。

       网络不能反对任何样式或风格的诗歌出现，甚至那些人们难以启齿的“下半身”诗人们也在诗界此起彼伏，更有“垃圾派”诗人亵渎诗神。这些诗歌说是张扬个性，却一次又一次的让大家失望不已。然而，一种现象的出现必然与时代相关。原有的神话意识结构被一群新生代诗人颠覆，他们戏聊和修改这些古装句子，并且乐此不疲。诗歌成为了一种时尚元素，那些被经过后现代式处理的语句，已经成为社会总体语言实践的一部分，有的人还在改句的成功喜悦中滋生出的得意的情绪。

       然而，这样的诗坛现状，可能也是到了该反讽的时候了。当今诗歌正是在这种理念下得以生存的，它是一种更具高难度的协作方式，强烈的批判精神和那些“顽固派”们之间的调侃讽刺而深刻。

       如果当代诗歌真能照乐观的想法，好好发展一番也并非难事。但可笑的“先锋诗人”们，玩尽伎俩的想要在时代前沿分一杯羹。五·四时期，革命浪潮掀起，人们向往着新的社会，对先锋一次是褒扬的，崇尚的，这种崇尚到底变成了盲目：新的就是好的。新鲜刺激，都市弄潮儿，反对抗争……人们开始害怕落伍，害怕守旧，一窝蜂的在争作时髦现代人。可是，结局能怎么样呢？麻木的被“时髦”侵吞了自我。

       诗歌终究是一门语言，对文学而言，语言上的任何一种创新都极其珍贵。诗歌从来都是文学界里美的代表。美的定义是宽泛的，或者说从来就没有过关于她的定义。“诗之所以是诗，那是因为它那巧妙的用字，铿锵的音节，深邃的哲理，这些东西唤起你的联想，拨动你的心弦。”（《有血有肉的语言》）关于诗歌的美学概念，蒙田的这句话，倒是说在了点子上。

       在诗句的美文化里，词句的优美算是下等。但又有不少诗作者为追求这表面的美，常常用一个新颖却让人摸不着边际的词语把更有力更更动人的句子替换掉，得不偿失。还有些诗人喜欢口语化，认为口语朗朗上口，好读。然而，诗歌本身就是超越口语而存在的语言结构，虽然有的句子能融合诗人微小的幽默感，但多数口语用于诗歌都是庸俗的，败坏诗意的。

       诗人是有自己立场的人。他们把独特的人生阅历、血与激情交融的青春，全都交付给诗句。这才是真正配得上“诗人”这个称呼的人。正如尼采所言：在一切文字中，他最爱用血写成的。

       我们应该为这个时代没有伟大的诗人而悲哀。诗人，是高尚气节的象征，每一个民族都该有诗人，有人们热爱的精神领袖。他们看护着我们的精神家园，守望着我们穿越灵魂的隧道。

       伟大的诗人，有着优秀的文化修养，深邃独到的审美观念。他们的智慧闪烁光芒，他们的思想是竖起精神旗帜的标杆。诗人们用诗歌，吹响时代的号角，撞击不和谐的暗礁。他们是民族的骄傲，是民族精神的砥柱。

       历史的中国，有无数的伟大诗人，产生过的优秀作品如银河繁星。为何现在是如此缺乏？诗集也在印，诗刊也在出，诗人也可称无数，人们还是爱诗的，毕竟诗的美是无法复制和替代的。可是，诗人们内心和社会一样浮躁，诗歌的精髓得不到继承，优秀的作品无法产生，人们没有可读的诗篇。

       诗人靠作品说话，没有优秀的作品，就不能称之为伟大的诗人。作品，是唯一能衡量一个诗人的标尺。作品在精而不在多，诗歌如水，不被流传的作品就没有存在的意义。

       现代的诗歌处于一片慌乱，人们害怕诗歌的消逝，在混乱中摸索着，要寻找灵魂里的诗人。若诗歌有声，我们必能听到它的呻吟和呼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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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19 15:4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