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遭围殴致死掩埋案：为何社交受挫会诱发犯罪？

小飞虫

近日，陕西兴平发生一起“少年遭围殴致死掩埋”的恶性案件。在简要的案情通报中，我们可以看到“案情驱动”直指遇害者“拉黑”嫌犯电话（6名嫌犯其中之一“被拉黑”）这一细节上。可事实上，这一细节真正的内涵是“拉黑电话”只是终结性环节，真正的恩怨应该在“拉黑前”就已经走向极点。

    这方面警方应该也是清楚的，相信用不了多久就会水落石出。要知道，以初步案情的框架来看，6名嫌犯可能开始只是想“教训”一下遇害者，没想到用力过猛直接致死，于是就有了掩埋的后续。但是媒体在报道的过程中，因将“围殴”，“致死”，“掩埋”较为连贯的排在一起，总让人觉得“如此恶行”简直没有人性。

    当然谴责恶行的言辞还是不能少，但是回到具体的恶行触发上，如果只是一味的情绪化抨击，而不深入的进行解构，我们很容易走向“复制”和“粘贴”的舆论困境。要清楚，确实有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存在，这在未成年犯罪群体中应该比率很大。

    所以，就这起“少年遭围殴致死掩埋”的恶性案件来讲，如果追根溯源，这还是“少年霸凌”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当然也不会彻底被解决掉。因为就“少年霸凌”来讲，多数时候不太涉及实质性利益，往往会成为社会盲点，这导致如果被看见，就意味着出大事儿了。

    在案情的通报中，“拉黑”等琐事成为案件的核心追问。但就“原因和结果”的对位来讲，“拉黑”等琐事只能对位上“围殴”，至于“致死和掩埋”来讲，根本上是不对位“拉黑”等琐事的。说到底，就算再不懂法的未成年人，应该也知道打死一个人意味着什么。

    因此，回到具体的案情驱动上，就更应该挖掘围殴者的心理变化。因为只有搞清楚“琐事”为何能推动恶行的失控，我们才能更容易地抵达正确的救赎之路。要不然单纯的以悲愤情绪介入，就算类似的事件发生再多，我们还是跟第一次发生时一样悲愤无奈。

    事实上，犯罪理论研究领域很早就注意到，当有机体（包括人类）被禁止以先前能够得到的奖励的方式进行反应时，其行为通常会变得更加激烈和有力。比如猫会撕咬，抓挠，咆哮，变得急躁；人类会吼叫，变得烦躁易怒，难以控制（也会用嘴咬，用手抓）。

    研究者假定，这些唤起反应源自一种内在的厌恶唤醒状态，他（她）们称之为挫折。因此，对于个体指向具体的目标受阻时，内在的厌恶唤醒就会增强，个体就会减少挫折的驱动力。这种时候行为就被激活，最重要的是减少挫折的反应也会增加或强化。

    这一理论对应到“少年遭围殴致死掩埋案”中，其实就更为容易去理解。当然前提条件是先别论是非，我们只谈论恶行驱动本身，要不然将是非混入其中，理论根本无法中性的介入。所以，就理论视角而言，“拉黑行为”应该就是激发恶行的“挫折”。

    但这样去分析案件因果，貌似“受害者原罪”就会生出来。这里其实还是站位的问题，也就是前面提到的不要将是非混入进去，因为是非对错有法理在当中平衡，而舆论只有尽可能的剥离道德化，才可能找到所谓的救赎之路，要不然愤怒终究只能在渐起和消散之间摇摆不定。

    坦白讲，就案件的终极结果来看，肯定是“围殴者的错，遇害者无辜”。但是回到案情触发前的琐事上，就“拉黑”等琐事来看，被拉黑者与遇害者应该是熟人关系，于此也就能肯定“围殴”大概率是基于霸凌。至于是非层面，在霸凌的逻辑里，往往就是“看你不顺眼，就要打你”。

    这种问题对于十五六岁的“生瓜蛋子”来讲，任何时候应该都是存在的。很多视野不足的少年，又想快速进入成人世界，却又不断遭受成人世界的拒绝，所以就会选择在少年世界“称王称霸”。然而这样的想象往往也只是虚妄而已，不太可能持续达成。于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何那些少年称霸的人，往往后来都听不到任何声音。

    与此同时，在看待“少年遭围殴致死掩埋案”上，必须引入社会化犯罪人和个体犯罪人概念。社会化犯罪人在生活中比较常见，也就是犯罪行为是他（她）们与社会互动的结果，比如模仿坏的榜样，并期望得到一定的回报。而相反的是，个体犯罪人是长期遭受极强烈挫折的结果，而挫折源于未能得到满足。

    我们一再强调，“少年案”中的利益关联应该很少，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何电话“被拉黑”就会如此下狠手呢？就在于被拉黑者的内心始终是自卑的，就怕别人看不起自己，或者都不给自己说狠话的机会。于是，“被拉黑”就被蒙上屈辱的底色，也就是被拉黑者有很强烈的受挫感。

    这种案情驱动的预设虽然不一定是成立的，但是却可以将这样的母版置于中立的解构体系当中去应运。这方面，马斯洛对挫折的力量进行过详细的论述，并且与激进犯罪学家或冲突犯罪学家的理论不谋而合，而这似乎也是我们应该在“少年案”中关注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