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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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院是封建社会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模式。它萌芽于唐末，鼎盛于宋元，普及于明清，改制于清末，是集教育、学术、藏书为一体的文化教育机构。

    书院于系统地综合和改造传统的官学和私学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不是官学，但有官学成分，不是私学但又吸收私学长处的一种教育制度，是官学和私学相结合的产物。自书院出现以后，古代教育便发生了一个很大变化，即出现了官学、私学和书院相平行发展的格局，三者成鼎立之势，直到清朝末年，它们之间具有排斥，但更多的是互相渗透与融合，促进了我国古代文化教育的发展和繁荣。

    书院之名始于唐代，分官私两类，但都不是聚徒讲学的教育组织，前者如集贤殿书院为藏修书之所，后者为文人士子治学之地。唐朝“安史之乱”以后，国家由强盛走向衰落，政治腐败，民生凋敝，文教事业也受到严重冲击，官学废驰，礼义衰亡。于是一些宿学鸿儒受佛教禅林的启发，纷纷到一些清静、优美的名胜之地读书治学。此后，归隐山林、论道修身，聚徒讲学之风逐渐兴起。真正具有聚徒讲学性质的书院至五代末期也基本形成，北宋初年才发展成为较完备的书院制度，成为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代书院的发展轨迹，大致可分为三大阶段：宋初的勃兴  宋立国后对著名私学采取“赎买”政策，始为官私联营的学校模式出现。宋初的六大著名书院即为代表。北宋三次兴学期间，官学空前兴盛；且重在改革的实践理性成为主流，纯学术的研究日渐消沉，因而书院不彰，连著名的六大书院也破败停办或改为官学。南宋因的朱熹等人对书院卓有成效的复办和理学的流行，书院日渐昌炽。宋代书院普遍订立了比较完备的条规，这是书院制度化的重要标志，由朱熹亲自拟订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成为书院学规的典范。

       元代为缓和民族的矛盾，笼络士心，朝廷对书院采取保护提倡，同时也加以控制，其书院山长或洞主由朝廷或地方政府委任，或派员出任，使书院日益呈官学化趋势。还通过调拔钱物，遣员到书院监督，对书院的招生、考试、学生毕业后的出路等进行严格控制。

      明代书院的发展“经历了沉寂——勃兴——禁毁的曲折道路”。明初因政府重视发展官学，提倡科举取士，使官学兴极一时，书院备受冷落，近百年不兴。明中叶以后，因官学空疏，科举腐化，书院教育由此复苏，嘉靖以后，发展到极盛。由于书院研究学术特质的复归，书院讲学的政治色彩愈来愈浓，“讽议朝政、裁量人物”，统治者深感“摇撼朝廷”。明代后期，当权者先后四次禁毁书院，严重地戕害了学术思想的发展。

       清初统治者为压制舆论，消除南明的复国情绪，对书院严加限制，但禁而不绝，不过这时的书院已经同官学没有什么区别，从元代开始的书院官学化倾向，到清代达到极致。清代书院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八股文制艺，目的是参加科举考试获取功名，完全丧失了书院原有的教学风格与学术研究的性质，其独立性和自主性已所剩无几。

    “鸦战”后，在“师夷制夷”的洋务运动中，洋务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改革旧式书院就成为大势所趋。在此情形下清朝廷采纳了张之洞、刘坤一的建议，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下诏将各省城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书院改为中学堂，各州县书院改为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至此书院制度走完了近千年的曲折历程之后，最终汇入了近代学校教育的洪流之中。
       书院的教学十分重视学术讲演，其形式有“升堂讲说”、“学术会讲”等。书院大师除了阐发自己的学术见解外，还十分重视不同学术观点的论辩交流。明代后期的顾宪成、高攀龙就特别制订了书院会讲制度、规定：“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并订有“会约”、“会规”，以道义相磋磨，学术相珍重。
       除学术讲演外，书院教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学生自修研究和质疑问难。书院藏书丰富，这为学生自由读书和独立钻研提供了方便。朱熹认为，除集体讲演外，书院的老师的职责就是指导学生自修读书，强调读书须有疑，有疑而又深思未得者即当请教大师，这就叫做“质疑问难”。朱熹创造的读书六条（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著紧用力，居敬持志）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书院以学术探究和理智训练为根本。无论是大师讲演，还是学生自修，都明显地体现了注重学术探讨的研究精神。书院作为士子们求知问学的精神家园，一方面通过学术研究深化学理探讨；一方面通过教学和学术研究培养人才，扩大学派影响。

书院有自己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建立了类似于官学人员编制和岗位。每人根据自己的岗位职责，分别负责学生的授课、考核，生活和书院的经费、祭祀、保卫安全等。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书院的学生也参与管理，如直接管理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的堂长、管干、学长、斋长等，都由学生担任。书院还制定了一系列独有的颇具特色的教条、学规、学训等，是书院走上了制度化的重要标志。

    谈到潇湘两江的岳麓书院，不得不提到张栻。张南轩先生（一一三三年九月十五日至一一八零年三月二十二日）字敬夫，后避讳改字钦夫，又乐斋，号南轩，学者称南轩先生，后世又称张宣公。南宋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市）人，右相张浚之子。南宋初期学者、教育家。

张南轩先生其一世祖张九皋，是唐朝宰相张九龄之弟，曾任唐岭南节度使，由韶州曲江（今属广东）迁长安。传至八世祖张璘，任国子祭酒，随唐僖宗入蜀，由长安徙成都。十世祖张文矩，封沂国公，即为张栻高祖，早逝，夫人杨氏携子由成都徙绵竹，张家遂为绵竹人。曾祖张弦，封冀国公，至和元年（1054）知雷州。祖张咸，封雍国公，任宣德郎佥书剑南西川节度判官。父张浚。传至张栻为十四代。南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年），张栻出生于四川阆中。时张浚在绍兴元年（1131年）率吴玠、吴璘大败金军于和尚原之后，于第二年（1132年）奏迎太夫人即张浚母由绵竹家乡来阆中军中奉养，其妻也随太夫人前往，绍兴三年（1133年）张栻即降生于阆中。绍兴七年（1137年）张浚落职，以朝奉大夫秘书少监分司西京永州居住，绍兴八年（1138年）二月，张栻六岁，随父至永州（今湖南零陵）居住。张栻在答友人陈平甫的信中自述说：“我从小跟着父亲来南方，辗转三十多年，因此虽然是蜀人但没有与蜀地的人相处过”（《南轩文集》卷二十六）。张栻从小在家庭受到张浚亲自教授孔子儒家忠孝仁义的教育。 绍兴十六（1146年），张栻十四岁，张浚谪居连州（今广东连县），张栻随父居连州，从王大宝游学。王大宝，字元龟，潮州海阳（今广东潮安）人，曾知连州，后召为礼部尚书。张浚贬官至连州居住时，即令张栻从之学。此时，张浚又亲自教授张栻《周易》。 绍兴二十年（1150年）至绍兴三十年（1160年），张栻十八至二十八岁，随父移居永州。这段时间张栻主要是从父学习儒家仁义之道，并受到二程理学思想的薰陶。其间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张栻祖母逝世，张栻随张浚护丧归葬于四川绵竹故里。后返永州。

     “东南三贤”之一的张栻，于岳麓书院掌教培养士子与学术的成就，限于篇幅读者可百度。“院内开花院外香”，不得不感慨，能与朱熹大师学术打擂、齐名海内的蜀籍大师，能在岳麓书院受到海内外游客的瞻仰和凭吊，甚感欣慰。

附：中国古代著名书院
     书院之名起于唐开元六年（718）丽正修书院，十三年改集贤殿书院。置学士，掌刊刻经籍、征集遗书、辨明典章，以备顾问应对，是政府的秘书机关。

北宋有六大书院：

白鹿洞书院：原址江西庐山五老峰东南，为唐李渤读书隐居之地，后李渤任江州刺史，于其地建台榭名为白鹿洞。南唐时就遗址建学馆称庐山国学，宋初改名白鹿洞书院。

石鼓书院：原址湖南衡阳石鼓山。唐元和间李宽建屋山颠，读书其中。宋至道间李士真就遗址重建。景祐间仁宗赐名石鼓书院。

岳麓书院：原址湖南长沙岳麓山，宋开宝九年（976）潭州太守朱洞创建，有讲堂、斋舍及藏书楼。南宋张拭、朱熹曾讲学其中。

嵩阳书院：原址河南登封太空山。原名嵩阳寺，建于北魏，五代后周改为太乙书院。仁宗景祐二年（1035）更名为嵩阳书院。

应天府书院：原址河南商丘。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曹诚就其地筑学舍百五十间，聚书一千五百余卷，广招生徒。范仲淹曾应晏殊之聘于此执教。又商丘旧名睢阳，故亦名睢阳书院。

茅山书院：处土候遗所建，在江苏江宁，教授生徒兼饮食之。

南宋书院极盛，主要有四大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为北宋原有，经朱熹、张拭等振兴。丽泽书院是吕伯恭讲学之地，象山书院为陆九渊讲学之地。

明代初年太祖曾设诛泗、尼山书院，不甚发达。后书院又四遭禁毁。明末东林书院最为著名，影响颇大，原址江苏无锡。

    清代书院，就其教学内容的重点而论，可分为三类：其一重视义理与经世之学，如李二曲之主讲关中书院，主张“匡时”，还如颜元议漳南书院及晚清时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其二以考科举业为主，一般书院多属此。其三以扑学精神倡导学术研究，不课八股举也，如惠栋主讲紫阳书院，阮元设于浙江的诂经精舍、设于广东的学海堂。1901年所有书院分别改为大、中、小学堂，但书院形式至今并未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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