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文】川剧名丑赵又愚

abcdefg杨荥

川剧名丑赵又愚

作者：曾祥明

当代著名川剧丑行表演艺术家赵又愚．13岁进入又新科班，在业师周裕祥的精心培育下，主要学习丑角艺术，同时也学习文武小生、须生、净角和老旦的表演技艺。他不仅练成一套扎实的基功本领，而且逐渐成长为一名技艺全面的“五匹齐”演员。

他勤学苦练，富于创造，擅于在继承前辈艺术家们的表演艺术的基础上，对一些川剧剧本和舞台表演进行加工提高，并在长期的舞台艺术实践中陶熔冶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舞台表演，严谨而不拘泥，工稳而不呆滞，规范而不僵化，随和而不随意。他把传统表演程式化为己有，信手拈来，十分贴切，毫无矫揉造作之感。他辞谐艺谑，令人非常自然地解颐开颜。正如李笠翁所说的那样：“我自无心说笑话、谁知笑话逼人来。”有人说他的丑角已经臻于化境，这种评价实不过誉。

赵又愚继承并发展了他的老师周裕祥的若干好戏，尤其里是唱做功夫特强的袍带丑戏。这是川剧丑角表演艺术的宝贵财富。他在将近半个世纪的舞台生涯中、创造了众多的栩栩如生的丑角艺术形象，在川剧观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正因为赵又愚具有坚实的艺术功底，丰富时舞台经验，塑造了绚丽多姿的艺术形象。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对川剧艺术的继承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所以。在1988年的专业技术职务评定时，被评为当时我市川剧界在职演员中唯一的国家一级演员。

赵又愚也和川剧界的众多的艺术家一样，对川剧事业怀有深厚的感情。在川剧走入低谷的境况下，仍坚持不懈，继续奋争。他利用著名表演艺术家和市政协委员的身份，为川剧的振兴大声疾呼，并身体力行，以促使重庆川剧事业在困境中艰难地前进。

重庆市艺术研究所素以研究川剧表演艺术而著称于戏曲界。我们在编写出版了《袁玉堃舞台艺术》、《李文杰舞台艺术》、《许倩云舞台艺术》、《陈桂贤舜台艺术》之后，又约请曾祥明同志撰写了这本《川剧名丑赵又愚》，以介绍赵又愚的舞台艺术经脸，砥砺同仁，启迪后学者，为促进川剧事业的振兴尽一点应尽的力量。

在当前川剧事业不景气，一些青年人对川剧越来越陌生的情况下，我们共努力把川剧艺术和川剧著名演员介绍给全社会特别是青年们，帮助他们增长一些川剧知识。因此。在编写本书前，我们与作者共同研究，确定了将艺术总结和人物介绍放在川剧盛衰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描述，并适当进行评论的原则，使之成为一本从事川剧艺术的实际工作者、理论研究工作者、川剧事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以及其他社会人士特别是青年人都乐于阅读的，评传性质的读物。

本书作者曾祥明同志热爱川剧艺术，有较高的理论研究能力，曾经写了不少的川剧评论文章，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写作经验。他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在不长的时间里写出了这部书稿。艺研所的老同志李行和罗健卿老师，以他们丰富的川剧表演艺术的研究经验和高深的理论造诣，指导本书的修改和提高。特别是赵又愚同志，主动、热情地与本书的编者和作者配合。担任本书责任编料的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周安平同志，对本书的编辑和出版作了大量的工作。应该说，本书的问世，是川剧表演艺术家和理论研究家、所内外研究人员和出版社的同志团结一致、共同努力的结果。

第一章

从九九到赵又愚 幼小孤茕的九九

他的小名叫九九。

九九其实上无哥哥姐姐，下无弟弟妹妹。“九”，究竞表示是母亲所生的第九胎，还是按叔伯兄弟的大排行，他至今都搞不清楚。为什么叫“九九”，那是大人们的事，他只管答应就是了。

母亲是个什么模样？九九不记得了。母亲是在九九两岁时，因难产而死于重庆市临江门的宽仁医院（今重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只是听母亲的姐姐——二姨妈、四姨妈说，她们姊妹的模样都很相像，九九也长得很像妈妈。如此，九九只得凭着自己的长相，和姨妈们的样范，在心中塑造自已的母亲了。

九九的父亲是四川渠县人，名叫赵立邦，人称“赵莽子”，是个汉大心直的裁缝，据说手艺也还不错。父亲是什么时候离开渠县，来到重庆并安家立业的，九九自然无法知道。在九九出生之前，赵立邦就在重庆市区的方家什字（旧街名，在现重庆宾馆对面，新华日报旧址的拐弯处），有一个能摆案板做手艺的铺面了。不知什么缘故，赵立邦的几个子女都没养活，便收养了一个男孩当儿子。也许是有人“压长”的原因吧，1934年的端午节，九九便呱然坠地，并且顽强地活了下来。

得子既不易，妻子又无奶，裁缝师傅赵立邦毅然请了个奶妈来哺育九九。当九九长到三四岁时，赵立邦续了弦，给九九娶了个后妈。后妈的形象，九九的记忆都已模糊了。依稀记得的是，在他四岁的时候，那个作“螟岭义子”的哥哥，曾牵着九九到米亭子一带的火锅店里，替那些对着杠炭炉子流大汗的食客摇凉打扇。哥哥一把扇子，九九一把扇子，摇得几分一角钱买点食物，填充肚皮。不久，那个哥哥就“脚板上抹清油—— —溜”，跑出了赵门。1939年，日本飞机轰炸重庆，赵立邦的铺面也被毁成瓦砾。待赵立邦拉着九九回到废墟后，才知道九九的后母已经挟着家中仅有的一点财物逃之夭夭了。后娘的形象，大约从此可见一斑。

铺面被炸后，赵立邦在金汤街搭了个棚棚，勉强支起了案板占。然而，兵荒马乱之时，又有几个人能够做得起新衣？赵立邦只落得“手艺虽好收入不丰”，衣食无着。不久。这个棚棚也竟被兵火烧了。

正当赵立邦立脚无处之时，九九的二姨妈主动照看了九九和他的父亲，让他父子挤进了她狭小的住房。二姨妈佃住在今重庆宾馆对面的一幢三层楼房的底层——其实是低于街面的地下室里。二姨妈伴着九九睡一床，二姨妈的儿子和儿媳睡在同一间屋的另一张床上。赵立邦则栖身于楼顶晒台上的小阁楼里。阁楼又小又矮，高只半人，窄仅容身，赵立邦只得每天弯腰匍匐了。

为了衣食生计，赵立邦舍去了裁缝手艺，挑起担担，卖起桃子、李子、梨子等水果来。他每日走街串巷，早出晚归。尽管生活艰难。赵立邦还是把不到七岁的九九送到鲁祖庙的小学去读书，念小学一册。这时，九九的大名才第一次被人正式书写出来：赵正云。

二姨妈的儿子是个泥水匠，每日外出为人劳作，她自己则为隔壁米厂的职员浆洗衣服，以补充日常用度。二姨妈的儿娘妇操持家务，这个女人实在称不上贤惠二字，时常把九九骂得魂魄出窍，不知所措。

1941年，卖水果的赵立邦得了病，无钱医治，死于阁楼中。父亲是什么时候咽气的，九九不知道，唯一有记忆的，是父亲死后的尸身很臭（后来才知道得了痢疾）。靠亲戚朋友凑的几个钱，二姨妈给赵立邦买了个白木匣匣。七岁的九九端着灵牌，把父亲送过了长江。他至今也不知父亲埋在何处，只晓得是在南岸的真武山附近。

父亲死后，二姨妈的儿媳妇待九九更变本加厉了。有很多日子，她吃饭都不叫九九。九九只得拿着一个撮箕，到临江门外的渣滓堆去拣煤炭花。拣得一撮箕，拿去卖给面摊摊、饭铺铺，换几分钱，买一碗平价稀饭以果腹。二姨妈无可奈何，只好把九九送到江北县统景场他四姨妈家中。

在统景读书的赵正云

四姨爹叫龚柏林，在统景场上开烟馆，利用卧室的两间床铺供烟客吞云吐雾。四姨爹在农村还有房屋田产，日子过得还算宽裕。

四姨妈、四姨爹收留了九九，九九至今仍然铭感于心。更应该感激他们的是，他们还把九九送到统景场上的学校读书。乡场上的小学并不是完小，班级不全。只在城里读过小学一册的九九，在这里却必须从四册读起。

九九的底子虽差。但他的天份却高。记性好，悟性强，没有多久，他不仅填补了跳班的缺课，而且还大大地上进了。在统景读书的三年中，九九每期都考个“状元及第”，名居第一。高小一册的选文如《梦见妈妈》、《婉容词》、《绝笔书》（即清末革命烈士林觉民的《与妻书》）等课文，九九在五十年后都还能熟背：

我的妈妈，正在抚着我的额角悲啼。猛然一声炮响，把我从梦中惊醒。妈呀，你刚才为什么这样凄惨，这样悲伤？莫不是风雪残年的寒宵，你切念着天涯漂泊的爱儿……<, /SPAN>

妈呀，儿现在所听见的只有枪声断续、战马长嘶，寒村的犬吠，午夜的鸡啼。

妈呀，儿现在所看见的：只有明灭的灯火、飘荡的旌旗。树梢月冷，天上星稀，但不知明夜此身．又在何处？……

——《梦见妈妈》

等呀，那不是阿父？你看他鬓发蓬蓬，杖履冉冉，正遥遥地等着。前去前去，去去牵衣诉。

却是珠江边的白杨树！

呵，白杨河呀，惊起栖鸦。正是当年离别地，谁知泪满天涯。玉兔儿（注：犬名）呀，我喉中哽满是话，欲语只罢。你好自还家，你好自看家。

一刹那，乒乓浪喷花。镗嗒岸声打。窸窸窣窣，泡影浮沙。纤阔秋风紧，江昏落月霞。只玉兔儿双脚泥上抓，一声声哀叫她。

——《婉容词》

在统景场上．九九的调皮，也同他的记性一样地出名。他爱打架，不是人打他，便是他打人。九九身瘦力弱，但打起架不轻易服输。有次同别人打架，对方力大，九九屡屡被打翻在地，但爬起来又接着干，足足打了一个通场。真可谓“屡败屡战”了。他在统景的河边学会了游泳，也好几次险些淹死在河里；弄得小小的统景场上，谁都知道有那么“九九”。后来，九九唱戏出名后，很多人都以为他本来就是江北县统景场的人哩。

四姨爹龚柏林，据称是曾在重庆的又新大戏院拉过琴、司过鼓的。在统景场上，便俨然是川剧权威，常常高踞在茶馆里一坐桶子——司鼓；九九也得以有机会接触川剧了，晚上常跟着四姨爹到茶馆去听“玩友”。多数时间，是听着听着就伏在茶桌子上睡着了。有一次九九迷迷糊糊地从茶馆里出来，摔了一跤，把趿趿鞋也摔掉了。用手一摸，只摸起一只，另一只再也摸不着了。他又沿路摸回去，最后才发现在茶馆里——原来是在听玩友时睡着了掉的。

一些川剧班子，也常到统景场演出。九九爱去看戏。他的名字叫赵正云，顺理成章地对三国戏里的赵云非常感兴趣。“白盔白甲白战袍。玲珑恺甲丝鸾绦”，九九念着四姨爹教的两句诗，在家里学习着戏中赵云的起腿。可是，自己的腿起不到一定的高度便搭落下来。他实在惊异戏中的赵云怎么能把腿举得那么高——他那时还不知道人家那本领，是练功练出来的哩。

四姨爹看他那副戏迷样儿，倒是笑着夸他道：“你娃二天去唱戏怕还得行！”

如果没有那一场突然的事故，九九在统景场也许还能多读点书。也许会跟着四姨爹干点别的事情。可是，一场横祸。改变了九九的人生历程。

1944年，四姨爹被乡政府抓去了，理由就是他“开烟馆贩毒”。其实，四姨爹开烟馆，在统景场是过了明路－一被官方默许了的，反正大家都有油水。突然的被抓，那只不过是地方势力的内部倾轧，他只是其中的牺牲品而已。不管怎么说，四姨爹毕竟被抓走了，不久就死于大足的狱中。

九九再也不能读书了，并且再也无法寄居在四姨爹的家中了。四姨爹被抓走一个月后，九九便被送回了重庆市区的二姨妈家。

临走时，九九倒学校向老师辞行：

“老师，我不读书了。四姨爹死了，四姨妈要我回重庆。”

老师舍不得这个天资聪颖的弟子，虽然表示愿意为九九出学费，但也无法留住他。九九便从此失学了，他的最高学历是：高小一册。

科生艺名赵又愚

1945年夏天，日本投降了，抗战胜利了。这时。二姨妈的当泥水匠的儿子生了重病。在此情况下，九九要想再读书是不能够了，若一味地在街市上闲耍，也不是个办法。于是，二姨妈托人替九九介绍了一个学手艺的去处。

先是到临江门（现重庆市曲艺团的公路侧面）的一个饭摊摊当学徒。饭摊摊当然不大，一个大案板，几根长板凳，卖点干饭、稀饭、豆腐、窝笋之类的素菜便饭。主要的顾主是临江门一带的下力人。

九九的任务是洗碗，成天就站在水桶边，洗那一大摞一大摞的碗。老板的生意不错，九九的碗也就洗个没完。饭摊摊也无所谓上班、休息，有事就做，饿了，将就在饭甑子里舀点饭，挟点素菜，就算一顿，吃了又做。在饭摊摊当学徒，这对幼小失祜的九九，可算免去了饥馑之苦，不愁没得饭吃。二姨妈替九九的考虑是周到的。无奈他此时年仅11岁，正是贪玩好耍的时候。一些小朋友常常到饭摊摊来约九九去玩，九九望着那一摞一摞的碗，尽管两个脚板心痒得难受。也只有着急的份儿。“这个手艺，怪不好耍！”九九得出结论。终于，他撂下那一摞摞的碗，不干了！

不久，二姨妈又在魁星楼那里找了个补鞋子的摊摊．让九九学补鞋。也没坐几天，他又坐不下来了。

后来，又因为二姨妈家靠近《新华日报》报馆，九九便去卖《新华日报》。大约有一两个月的时间，九九每天早晨六点钟就挤到发报纸的窗口，拿过一迭报纸（一百张），挟在腋下，就拼命开跑。因为当时的报纸，多是卖给上班的职员们，跑得越远，越能捷足先卖，很快就能脱手。否则，就得花上一天的时间去沿街叫卖了。

新华日报社撤离重庆后，报纸卖不成了。二姨妈给了九九一个筲箕，两角钱。让他到米亭子的粮食市上趸点沙胡豆做小买卖。头一天下来，两角钱沙胡豆卖了三角钱，净赚一角。不久，他买了一个竹簸簸，撮了两升葵瓜子、“兼营”起胡豆、瓜子来了。

从此，九九便挎着簸簸，出入于茶馆、戏园、街头，风雨无阻，走到哪里卖到哪里也耍到哪里，倒也自在悠游。只是，一件烂长衫，一条单裤子，常年一双赤脚，实在不好过冬。每年十月，他的双脚就开始长冻疮，冻疮累累，疤上重疤，烂得两只脚一瘸一瘸的，要到次年三四月间，那些疮痂才能全部脱落。苦吗？也许是的。但从未享过福的九九倒也不觉得。这也是实情。没有比较，何以鉴别苦乐呢？

这其间，九九有两个卖瓜子、胡豆的患难弟兄。一个是比他大一点的羊娃——也许姓杨，该写作杨娃；也许属羊（九九是甲戌年的，属狗），便是羊娃一－一反正是这么个声音就是了。另一个叫马儿（本名陈发启，即后来又新科班学花脸的陈又刚）。一年的叫卖生活里，九九觉得颇以为荣的，大约有这么几件事——

旧社会，在茶馆里卖瓜子有一种游戏而兼赌博的名堂，叫做“抓颗数’，即一角钱抓28颗、两角钱抓36颗瓜子等。具体数目由买主定，卖瓜子的要一手抓准，抓准了就收钱（这比其他的零卖要划算得多）。抓不准，不但不能收钱，瓜子该顾客白吃，还得继续抓，直到抓准为止。有的小孩，有时候一簸簸瓜子都被抓完了，那两角钱还到不了手。九九生来一副好嗓子，走进茶馆，一声吆喝：“瓜子一一！’其声如黄钟大吕，使满座皆惊：吔，这娃有一副好喉咙！这喉咙吸引了茶客，多爱买他的瓜子。九九又精灵，抓了几回“颗数”，也抓出了点道道。一把抓到桌上，总多不过三两颗，就是多的几颗，九九也能在边数边吃中暗暗凑准颗数。茶客们或者只注意了桌上瓜子的颗数。忽略了被他吃掉的那几颗，因而照准付钱；或者怜其机敏，一笑之后，照付不误。因此，九九有时一天竟能赚上一块多钱。赚来的钱，

他都交给二姨妈，由二姨妈帮他存起。到九九学戏时，据说也存了三五十元了。

另两件“优胜记略”，是到饭铺白吃了一回“福喜”，和骑过半月的“马马肩”。

有一回，九九与羊娃、树林（树林是马儿的弟弟，本名陈发万，现达县川剧团演员）卖瓜子到了牛角沱。饿了，三人想去混一顿“福喜”吃。主意打定，便进了一个饭铺铺。一人叫了一个“帽儿头”（饭碗堆尖的白米干饭），打伙喊了一碗红烧豆腐，一个素菜汤。吃完以后，趁老板不注意，喊声“跑”，三个人就兵分三路跑掉了，白吃了一顿。

还有一回，三个人坐了一辆黄包车，从化龙桥坐到牛角沱，也是一下车就分兵逃走。那两个是跑掉了。脚上冻疮严重，跑得一瘸一跛的九九却被黄包车夫抓住，搜出他口袋里的三角钱了事。为此，九九愤愤不平：““三个人坐的车不该我一个出钱！”作为还帐，羊娃和树林只好出劳动力，每天都扛“马马肩”，让九九骑在肩膀上，把他从家里扛到米亭子——趸夏瓜子胡豆的地方。两个轮流扛了半个月，才算了事。这大概是在九九卖瓜子胡豆的生涯中最为荣耀的半个月。

也有九九们倒霉的时候。一次，九九、羊娃、马儿三人卖瓜子、胡豆转游到储奇门河边。见河坝上有人抬油桶。那油成线地往下滴。九九三人突发奇想，连忙伸出簸簸，在装有胡豆的那方接上油，拌和拌和，意图冒充“油炸胡豆”，以多卖几文。谁料那油是桐油，吃不得的，结果连胡豆一并出脱了事；

一年多的叫卖生涯中，九九们常常出入茶馆、戏园，他又对听评书和看戏上瘾了。他常常听书、看戏到半夜，有时还露宿街头不回，累及二姨妈倚门久候，但在九九那时的心中，何曾想到过这一点！

看戏看得多的地方。先是在“一园”（今人民剧场），看汉剧，看楚剧，《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等戏，都是在那里看的。

看得最多的剧种，当然是川剧。后来，九九常到又新大戏院（今重庆剧场）去看“幺台戏”即送客戏，门儿大开。任人进出。“幺台戏”多数是丑角戏；九九看得多的，是小花脸（丑角的别称）罗全德的《打面缸》、《三请客》、《贼打鬼》之类。久病成医生，久看似乎也可以成戏子。后来，九九也唱得来几句“太阳出来高万丈”，“如明亮亮灯光往前照”之类的，在街上边走边唱，当起“过街玩友”来。

又新大戏院的后门（今重庆剧场后台右侧的方向）有一个狗洞。为了看戏，九九也不惜串演起真正的《钻狗洞》来。有一次从洞里钻过去，不料墙内浇满石灰，九九也顾不了许多。爬起来便直奔场内——用衣衫盖住簸簸，照看戏不误。结果，那满脚满身的石灰引来了戏园的管事，九九便被扫地出门了。又有一次。九九钻过狗洞进了剧场，见台上的高桌上坐着一个老生，一个白胡子、穿官衣的丑角正在旁边咿咿地唱。九九大感失望，觉得这个小花脸太差劲了，一点都不笑人，没得罗全德的戏好一一九九不知道。那个戏叫《柴市节》，唱小花脸扮留梦炎的演员，正是后来影响他毕生大业的川剧大师周裕祥先生。

又新大戏院进场处有一个坝子，一些穿吼班、演娃娃儿的小演员，时常在坝子里练功。为了好耍，九九也常同他们一起踢踢腿，下下腰，打打“爬壁”（靠着墙壁倒立）。也结识一两个唱娃娃儿角色的小演员。

1946年底，又新大戏院招收科生。出于卖瓜子、看闹热，九九也去了。他本来并没有想去报名，却被他所结识的小演员招呼住了，要他也去报名试一下。

那就试一下吧。

姓名。年龄。住在哪里。干什么的。几个老师坐在桌子边问。

九九一一作回答。

“唱得来戏不？”一个胖胖的老师问。

“唱不来。”

“一点都唱不来吗？”

“唱得到一句把。”

“那就唱一句。”

“明亮亮灯光往前照……”九九唱了。

胖老师笑了笑：“这娃儿的喉咙还好哩。”

九九后来才知道．胖老师就是周裕祥。

1947年1月，榜示贴出来了。录取的人中，竟然有他的大名：。赵正云。同时录取的，还有九九的患难朋友羊娃、马儿。

入科要交一张相片。九九于是到中央公园（今人民公园），照了生平第一张相片——是同马儿州一起，两人合照了一张一寸的，相片取到后再用剪刀一分为二。那个又黑又瘦头发一寸多长的小家伙，就是九九。

入科还要保人。二姨妈的住房老板陈保长为九九作了保。九九还在一张入科的契约上按了手印。那入科契约的大意是：坐科三年，帮师三年，不准偷跑。违犯班规，打骂毋论。天灾人祸，自负其责。中途退科，赔偿损失云云。

1947年2月，九九与马儿式入科了。九九的好朋友羊娃没能入科——他那拉黄包车的父亲不准他学戏。由此可见，学戏的还不如拉车的。九九所认识的那个娃娃儿演员，也与九九同科，九九这才知道他的名字：胡明克。

1948年春节，是又新科社成立周年纪念。又新大戏院专门安排了三个午场，由又新科生们正式登台演出。正式登台要挂牌，牌上要写演员的姓名。老师们为科生一一取了艺名。科班的名字叫“又新”，科生的名字中便一律嵌上一个“又”字。科班给赵正云取的艺名是赵又髡——就是战国时以博学、善辩、滑稽、多智而闻名的淳于髡的“髡”字。

但临到演出前，周裕样老师来到后台，踱到正在化妆的赵又髡的身边，看了看他说：“赵又髡——唔、唔——”周老师沉吟了片刻说，“改一下，叫赵又愚，愚字好些。”

“愚”字好在哪里？是希望他刻苦努力，笨鸟先飞呢？还是希望他韬光养晦，大智若愚呢？周裕祥老师没有讲。

至此，九九、赵正云、赵又髡，都成了历史名词。他便以赵又愚这个名字，走上舞台，走向社会，走进艺术的殿堂。

zkx397171916

dinyuanshanr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