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初期,由于清政府暂时的薄税轻征政策,促进了四川经济的发展,民众在解决温饱之余,也希望得到文化生活的满足。作为四川人民主要娱乐形式的戏剧活动,出现了一个兴盛繁荣的局面。
商贾士绅、达官贵人,逢年过节或遇喜庆之事,或为消愁解闷都要请来伶人唱戏。百姓们则为了祈求神的庇荫,生活幸福,每年照例在城镇和乡村的庙宇内请来戏班唱戏,娱神娱人。于是出现了“街上夜行口中好唱戏”“妇女好看戏”的情况。
戏看多了,逐渐产生了参与意识。一些人对剧中容易记忆和上口的唱腔,随时学着哼哼唱唱。还有一些人,进而希望自己能唱戏甚至演戏,这些川剧爱好者常在劳动之余聚在一起,打响锣鼓,各自唱上一段或一出,以此为乐。这种聚会清唱的形式,四川人称之为“唱玩友”,在四川境内极为普遍,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庶民百姓,各行各业中都有川剧“玩友”。
▲ 武侯祠戏台的川剧表演
随着川剧爱好者的增加,需要大量辅助他们记唱的剧本,于是民间就出现了手抄本。但是,手抄毕竟太慢,数量极少,供不应求,而木刻印刷术的发展恰好给川剧唱本得以大量发行创造了条件。
唐末,成都刻印书铺已有很多,可考的就有西川过家,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龙池坊卞家。宋初开宝六年(公元973年)刻印作为礼品馈赠各国的《开宝藏》,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印的《佛说阿惟越致遮经》一卷,均为蜀刻,由此可见四川雕板印刷术历史悠久。到了明、清之际,其雕刻工艺已经相当精湛,于是川剧木刻唱本应运而生,随着川剧的普及在全省广为流传。
▲ 北宋开宝刻本《开宝藏》
川剧木刻唱本,俗称“地羊子本本”,由书商们请人将流行的剧目刻成书板,自印自销,每本只卖三五分钱,购书者十分踊跃。由于成本低、利润高,生产者越来越多。迄至解放前夕,四川境内印行川剧本刻唱本的书铺已近百家,仅成都古卧龙桥和学道街就有源记书庄、仁昌书庄、华文书庄、精华书庄等35家之多。
据估计,成都各书铺共有木刻川剧唱本书板近千种,而多系相互翻刻,并无版权限制。哪个唱本销路好,各书铺就大量刻印那个唱本。所出唱本除在铺面(门市部)销售外,还有卖“架架书”的小贩走街串巷,四处销售,需要者可以在小贩肩扛的“书牌坊”上任意选购。此外,外地商贩来成都推销货物以后,买上一批唱本带回本地批发给流动零售小贩,小贩又多随剧团流动到各乡场、尤其是边远山区发售。因此,川剧木刻唱本不仅在川内各州府县、康巴地区行销,而且远销到陕西、甘肃等地。
▲木刻唱本《犁爬经》
1935年四川大学“戏剧研究会”负责人张鹗受人之托,在成都为著名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买了近三百个川剧木刻唱本带到北京。扉页标有“成都沟头巷何瑞昌发售”字样的川剧《战南昌》等木刻本,陈列在联邦德国的一个博物馆里,该国著名汉学家西门博士编著的《中国皮影戏》一书图录,还刊登了这些唱本的照片。
解放后,据四川新闻出版处统计,1953年华文书庄上交近千块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川剧唱本书板后,9月唱本销售量仍达4642本。如果以每个书庄平均每年销售4万册计算,全川近百家书铺每年印售唱本可达400万册左右。按每个唱本有3-5个读者计算,一年就有上千万的人受到这些唱本的影响。
随着时代的发展,铅印剧本取代了木刻唱本,到了1955年成都刻印川剧唱本的书铺几乎不存在了,木刻川剧唱本也就从此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