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 Niall Ferguson
来源丨《泰晤士报》
原标题丨Henry Kissinger at 99: how to avoid another world war
翻译 | 毕巍
我认为英国现任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与基辛格所定义的领导人几乎完全相反。最近在唐宁街,像戴高乐那样坚持自律的情形肯定不多。基辛格的回答再一次让我感到惊讶:“就英国历史而言,他的职业生涯令人震惊——他改变了英国在欧洲的方向,这肯定会被列为历史上的重要转变之一。”
“但常出现的情况是,完成一项伟大任务的人并不能很好地执行它,也就是不能将其制度化,”谈论起在任的领导人,他的态度变得更为谨慎,他补充道:“如果我说(领导力)的水平与领导人面临的挑战程度相一致,那我说的肯定是假的。”
我反驳说,乌克兰总统,这位不太可能但却成为战争英雄的喜剧演员,毫无疑问将给我们上一堂领导力大师课。
“毋庸置疑,泽连斯基完成了一项历史性的使命,”基辛格表示赞同。“历史上任何时期内,乌克兰的领导层里都没有人拥有像他这样的背景”——这指的是,泽连斯基和基辛格一样都是犹太人。“由于人们对国内政治感到沮丧,他出乎意料地成为了总统。紧接着,他面对的是,俄罗斯试图让乌克兰重回过去的依赖和从属地位。泽连斯基以历史性的方式将他的国家和世界舆论汇聚在一起。这是他的伟大成就。”
然而,问题仍然存在,“他能在缔结和平的过程中保持这一点吗,尤其是,这个和平还是注定要做出某种有限牺牲的和平?”
我问他对泽连斯基的对手——俄罗斯总统普京有怎样的看法,在不同场合他们曾多次见过面,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那时的普京还只是圣彼得堡的副市长。当时他们曾偶然相遇过一次。
“我认为他是一位深思熟虑的分析师,”基辛格说,“俄罗斯是一个神秘统一体,通过某种精神力量,跨越11个时区,这个国家团结一心。从这个观点来看,乌克兰发挥了特殊作用。瑞典人、法国人和德国人(当他们入侵俄罗斯时)都曾踏上过那片领土,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被打败了,因为这片领土让他们筋疲力尽。这是他(普京)的观点。”
然而,这种观点与乌克兰历史上那些将其与俄罗斯帝国区分开来的时期背道而驰。基辛格说,普京的问题在于“他是一个正在衰落的国家的领导人”,“他在这场危机中失去了分寸”。“没有借口”可以解释他今年的所作所为。
基辛格让我想起了他在2014年写的文章,当时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他在文章中表达了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想法,提出乌克兰应像芬兰一样保持中立地位,并警告说,如果继续坚持获得北约成员资格,将面临战争风险。如今,当然,是芬兰和瑞典一起提议加入北约。那么,这个不断扩大的北约现在是太大了吗?
“当咄咄逼人的俄罗斯成为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时,北约是应对俄罗斯的正确联盟,”他回答道。“而且北约已经成长为一个,反映欧洲和美国合作的独特机构,所以维护它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还应当要认识到,中东和亚洲与欧洲和美国的关系间将产生大问题。在这方面北约是一个机构,它的组成部分不一定很包容。他们在乌克兰问题上走到了一起,因为这让人想起(曾经的)威胁,他们表现得很好,我支持他们的行动。”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结束这场战争。必须最后让乌克兰拥有一席之地,也必须为俄罗斯留出一席之地——如果我们不希望俄罗斯成为中国在欧洲的前哨的话。”
我提起了2019年底在北京时我们的一次谈话。当时我问他,我们是否已经处于“第二次冷战”,只是以前苏联的角色现在由中国扮演了。他的回答让我记忆尤深,他说,“我们正处于冷战的山脚下”。一年后,他把这个说法升级为“冷战的山口”。那么现在我们又到了哪里?
“两个有能力主宰世界的国家”——美国和中国——“正作为终极竞争者相互对峙。它们被完全不同的国家体系所统治。而这一切正发生在现在,科技的发展代表着一场战争将使文明倒退,甚至毁灭的时代。”
这是否意味着,第二次冷战可能比第一次冷战更加危险?基辛格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两个超级大国现在的经济资源相当(这在第一次冷战中从未发生过),而且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出现,具有毁灭性力量的科技更加令人胆颤。中国和美国现在就是对手,基辛格表示毫无疑问。“等待中国成为西方国家”不再是一个合理战略。“我不相信统治世界是中国人的理念,但当他们变得如此强大时这是有可能会发生的情况,而这并不符合我们的利益。”
不过,他说,这两个超级大国“有最低限度的共同义务,即要防止(灾难性碰撞)的发生”。这实际上才是他在达沃斯论坛的主要观点,尽管许多人都忽视了它。
“我们西方国家有看似不相容的任务。你需要有能够应对现代挑战的国防机构。同时,你需要对社会进行某种积极的表达,让人们知道付出这些努力是用什么名义进行的,否则它们就无法持续下去。其次,你需要具有和其他社会合作的理念,因为你现在不能制定任何摧毁他们的理念。所以对话是必要的。”
“但这种对话已经停止了,”我指出。
“除了发泄怨气之外,这正是我对我们的走向深感忧虑的地方。其他国家会想利用这种竞争,但他们不了解它的特别之处。”我推测,这是指越来越多的国家从超级大国中非此即彼地寻求经济和军事援助。“所以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
我向基辛格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认为自己是一个领导者。“开始时,我可能不这么认为,”他回答说,“但现在我是这样想的了。倒也不算完全意义上的……(但)我试图成为一个领导者。我写的所有书里都包含了这样的思考:‘你要如何走向未来’。”
我指出,他这是在过度谦虚。他曾带领过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在水门事件期间,甚至一度差点领导了美国政府。尽管从未当选过,但他是一个完全合格的领导者。
到了要分别的时候了。这位老者可能还将全心工作,而我正准备离开去赶飞机。最后,我灵光一现,询问了他有关领导力的必要推断。“追随者的身份会出现什么变化吗?”我问。“他们的力量也消退了吗?人们是不是变得更不愿意被领导?”
“是的,”他点点头。“但矛盾的是,(人们)对领导力的需求和以往一样大。”
毫无疑问,有些人将继续对基辛格妖魔化,无视或贬低他说出的话语。99岁的年纪,他可以充分无视厌恶他的人。但他仍然具有领导他人的劲头。“领导力,”他写道:“人们需要它帮助自己从所处的位置到达从未去过的地方,有时甚至几乎无法想象会去到哪里。没有领导力,各类机构就如同无根之萍,国家也不再能凝聚为一体,最终就会发生灾难。”
你的确没有跟随领导者的义务。但是,在没有任何领导的情况下——或者再差一点,在缺乏自律的不合格的领导下走向灾难,这样的想法看起来更加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