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一则新闻刷屏了。
黑龙江省大庆市肇州县一家奶茶店的服务员对进店“顾客”说“欢迎光临，扫一下码”，被对方批评称“说晚了，第一句就应该说扫码”。随后“顾客”亮明身份，系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并当场责令该奶茶店当天停业。
舆论大哗，直指市监局人员不地道，鸡蛋里挑骨头，过度苛责小店，歪解防疫政策，甚至可能故意和小店过不去，堪称“刁难式执法”。
类似的事件，同样发生在黑龙江，有店主在店内睡觉时没戴口罩，被几名红袖箍贴上黄牌警告。
看到之后，联想到之前无意中看到的两段奇葩文字，都是疫情之下发生的怪现状。
这两段话奇葩到什么程度，话不多说，有图有真相：
具体哪个县我就隐匿了。
请恕我心理素质不够过硬，最后实在没忍住，把中午吃的饭全吐了出来。
看到这些话的那一瞬间，我知道了什么叫做无节操，什么叫做无底线。
这些词句本身还是有一些水平的，作者肯定没少读书。但我不知道他读的是什么书，受的是什么教育，能写出这些话，只能显示人格的卑劣。
为了跪舔，竟然开始歌颂起病毒，把领导的血丝和黑眼圈描绘成了鲜花，你考虑过鲜花的感受么？不知道领导本人看到后，受不受用？
一个人不论什么原因而做出如此举动，只能说他把骨气、人格全都抛弃了，剩下的全是对权势的谄媚。
这两件事有个共同点，就是出于某种目的，主动畸形、扭曲地执行自己的职责，一个损害了别人的利益，一个恶心了大众的肠胃。
当然，现代社会已经文明了许多，古代有过更多更惨无人道的例子。
春秋时代，齐桓公有一个厨师叫做易牙。
有一次，齐桓公半开玩笑地对易牙说：“我什么都吃遍了，就是蒸婴儿的肉没有吃过。”
隔天，易牙就将自己的三岁儿子蒸了献给桓公吃。桓公认为他对自己忠心耿耿，于是提拔重用了易牙，易牙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
后来大臣管仲要齐桓公勿近易牙，齐桓公说：“易牙烹子飨我，还不能信任吗？”管仲说“人无不爱其子，自己的儿子尚且不爱，焉能爱君？”
有人替这种人辩解，说他们是职责所在，身不由己，为了自己的工作和饭碗，不得不干一些违心的事。
问题是，工作让你这样干了吗？
你可以忠君，可以尽心服务，但能不能不泯灭人性、把自己的孩子蒸熟了进献给主子？
你可以奉承，可以写颂扬的文章，可以表决心，但能不能不要写得这么恶心？
你可以严格防疫，但能不能不要这么过分，中央的政策让你一言不合就贴封条吗？哪条政策也没有这个规定啊。
人之所以做这些事，说到底，无非是要向有权势的人献媚，表现自己，不惜伤害别人。不要脸面和尊严，丢弃了风骨和气节，从奉命行事中谋取利益，去换回自己的功名罢了。
这种人可恶且可耻。
人类社会所有的规则都是后天形成的，属于社会法则，遵从一定的社会法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包括服从上级的命令。
但是，在社会法则之上还存在自然法则，那是人与生俱来的，良知就是自然界最需要尊崇的法则。
卓别林说过一段著名的话：“知识让我们愤世嫉俗，聪明让我们铁石心肠。我们想的太多，同情太少。除了机器，我们更需要人性；除了智慧，我们更需要良知。没有良知，生命就没有意义。”
我们学习那么多知识，拥有那么多智慧，是为了使得世界更加美好。如果失去了良知，失去了人性，世界只能更糟糕。那时，知识和智慧不但帮不了我们，反而会造成更大的灾难。
人的职责固然是要遵守，但在这个原则之下，应该还有一个良知和公理在托底。执行任务和职责不能超出这个界限，否则就是无底线的堕落，是不能撇清罪责的。
自然法则永远高于社会法则。
在柏林墙倒塌的前夕，20岁的克利斯偷偷攀爬柏林墙，他想逃向另一边。
结果他被卫兵发现，卫兵朝他开了枪。克利斯的前胸中枪，很快就断了气。他是这堵墙下的最后一个遇难者，射杀他的东德卫兵名叫英格·亨里奇。
九个月后，围墙被推倒。1991年9月，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受世人关注的“柏林围墙守卫案”开庭，追究亨里奇的法律责任。
亨里奇的辩护律师称：亨里奇是一名守墙士兵，他是在执行命令，他别无选择；如果要说是有罪，那罪也不在他。此时，旁听席上的人也大多默认了亨里奇是无罪的。
然而，法官赛德尔却义正严词地说：“作为一名士兵，不执行命令是有罪的；但是，可以打不准，而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你在举枪瞄准自己的同胞时，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利，而这也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赛德尔还说：”世上，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发生冲突之时，良知才应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
赛德尔的话给人深深的心灵震撼。亨里奇也流下了眼泪。他对克利斯的家属说：“对不起，我错了”。最终，他被判三年半徒刑。
把枪口抬高一厘米，就是人的良心所在，它的重要性要远远高过职责本身。
其实，中国历代的知识分子中都不乏具有风骨之人。
文天祥面对诱惑和劝降，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宁肯连命都不要，也不抛弃自己的理想。
明代方孝儒面对朱棣“诛十族”的威胁，慨然赴死，不丢气节。
李白也写过“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诗仙风范，令人神往。
他们具有人文精神，抱有强烈的使命感和独立的价值观，对于自己不认同、不接受的东西，敢于直面拒绝和抵抗，不惜以自己的前程利益为代价。
无论他们本身的观念对错与否，单凭这一点勇气和骨气，便值得后世敬仰。
但是，更多的人不是这样。自秦始皇之后，又经过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道儒法墨家就只剩下儒家与法家两派，文人越来越市侩，越来越会阿谀奉承，工于利益算计与投机。
谁给的官大，谁给的钱多，我就为谁卖命，从不讲是非对错，大批知识分子变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在高官厚禄面前，说着言不由衷的话，做着身心分裂的事，什么都可以放弃，人格、尊严、良心又算得了什么。
只要是对我有利的，只要能加官进爵的，管你什么事，即便我心里不认同，但我都能做，何况还有“奉命”这么一口好锅和遮羞布。
国民党发动内战，有的将领明知道这是不正义的战争，但依然顽固坚持“军人的天职是服从”，悍然死战。
也有的人表面领命，暗地里虚与委蛇，与我党暗通款曲，站在了人民这一边。战争结束之后，这两种人的命运自然迥异。
抗日战争中出现那么多汉奸、伪军，没有正义和公理之心，一切唯钱权利益是瞻。许多下级士兵麻木不仁、行尸走肉，只要有军饷发，上级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最后形成了人类战争史上极为罕见的庞大伪军群体。
诚然，在现实生活中，为了生存，人不得不去做一些事情。但是，既然生而为人，就不能把自己仅仅当做一个谋食的生物体，人是有灵魂的个体，人的行为要有是非标准，要有善恶标准，不然人和动物何异？
人一旦成为软骨头，正义便无法得到声张。
你有没有想过，当你遇见不合理的指令时，是否给自己的价值观留有一席之地，而不是完全放弃自我认知去服从上级。
你有没有想过，当执行的任务需要去做超过内心道德尺度的事时，是否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给别人行个方便，放条生路，即便这样可能会使你的任务完成得不那么出色。
古语有云：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共产党人在干革命的时候，很多人完全可以在对面阵营谋得高位，但他们甘愿冒着杀头的危险，被捕后经受严刑拷打也绝不背叛革命，出卖同志。
因为他们有理想，有信仰，人生追求不是为了功名利禄，而是崇高的理想。
遗憾的是，时代发展到今天，很多人却丧失了理想信仰，仅仅为了升官发财，为了“五斗米”而折腰。
不但不能坚守良知的底线，反而主动迎合、冲锋陷阵、变本加厉。所言所为，毫无廉耻，令人反胃。
每遇非议便用“奉命行事”、“身不由己”之类的借口来为自己开脱，这是说不过去的。
近几年，为抗击疫情，中国实行了严格的疫情管控政策。疫情管控，本身就是不得已而为之，势必给人们正常生活带来一定影响。特别是做小生意的人，频繁遭遇封控，客流量断崖式下跌，日子举步维艰。
这个时候，更需要政策执行者具有更多的柔性度和包容心，使管控更人性化，更有温度。
却偏偏有些人反其道而行之，执行政策冷酷无情，层层加码，能灵活处理时不给予方便，无视别人的艰难困苦。
手上稍微有一点权力，便对被管控对象嚣张跋扈、盛气凌人，丑态百出，缺乏最根本的同情心和怜悯心。甚至有个别人，借疫情管控为由，行报私怨或谋私利之实。
黑龙江奶茶店的事件尚属轻微，更严重的是屡屡曝出危重病人被各方推诿，得不到及时救治。在这个链条上但凡有一个人拿出一点善良和勇气，都不至于造成生命无辜丧失的后果。遗憾的事，所有人都缺位了。
这种防控，何谈温度？何谈人性？这种所谓执行任务，无异于作恶。
中央刚刚颁布优化疫情防控的20条措施，而且自始至终都强调要精准防控，不准随意扩大防疫范围，不准随意加码防疫措施。
看看，上命根本就没有让你这么干，你奉的是谁的命令？说你夹带私货，真没有冤枉你。
就算是奉命行事，也不能成为自甘堕落的理由，你有服从命令的义务，但你有“打不准”的权力。
无论你是为领导写报告的文秘，还是追逐小商小贩的城管；
无论你是掌握司法大权的法官，还是承建道路桥梁的包工头。
你经常需要面对利益、面对命令，但是我希望你：
对强者，挺起你的胸膛，坚持真理，保持人格；
对弱者，放下你的身段，露出微笑，高抬贵手。
当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发生冲突时，请选择自然法则，保留做人的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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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1-13 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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