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古城的吆喝声
· 曾毅 ·
我是在18岁那年,才第一次来到县城。1985年高考落榜后,从乡下中学转到城里复读,平时就吃住在四哥的单身宿舍里。四哥中专毕业后,分配到农机厂,没几年就成了技术骨干,从早到晚呆在车间里忙碌着,那时他们生产的脚踏式打谷机塞满了厂区,成了附近几个县的抢手货,每天拉货的车辆络绎不绝。
宿舍很小,大概只有七八平方米,在一排低矮平房的角落处,没有窗户,白日里也需要开灯。开学前,四哥用旧报纸将四面墙壁糊了一遍,还用生产打谷机的边角余料给我做了张小书桌,房间里剩下的就只有兄弟俩抵足而眠的木板床了。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每天两点一线,一门心思想考上大学。那时的许多事物都渐渐变得模糊,却有一种吆喝声,曾经每天清晨将我从睡梦中唤醒,至今依然还时不时在脑海里盘旋,让人久久难以忘怀。
“ 粽子——热呐——”
吆喝声抑扬顿挫,尾音拖得很长,从大北街的尽头传来,声音极具穿透力,瞬间划破了古城的宁静。整条街道上显得空旷寂寞,除了丁字口那家清汤面馆亮着灯,其余的都是门对着门,铺面对着铺面,人们似乎还沉睡在梦乡里。吆喝声由远而近,在昏黄的路灯下,身影慢慢由长变短,随后在身后越拉越长。大娘60来岁,矮胖的身子,脑后梳着一个发髻,面目慈祥,穿着一件少有的粗布对襟衣裳,手腕上挽着一只盖了几层毛巾的竹篮,里面装满了粽子。
偶尔,我也会买上两个粽子当作早餐。粽子软糯,是红豆馅的,还放了少许花椒,咬上一口,满嘴都是粽叶的香味。平时在家里是少有吃到的,只有到过年时,家里才做一点,我和四哥便帮着母亲浸泡糯米、清洗粽叶、煮红豆。母亲做的也很好吃,和大娘卖的味道几乎没啥差异。
从农机厂宿舍到学校,要经过北街丁字口,穿过大同街、县府街,每条街道都很短,步行只需要七八分钟。
无疑大同街是最热闹的,这条街又被当时的城里人称为农民街,特别是逢三六九赶场的日子,中午放学路过,街上还依然挤满了人,摩肩接踵。卖粮票的,卖鸡或鸡蛋的,卖撮箕扫把箢篼背篼的,卖旧衣服旧裤子的……,就站在街沿,脚上的草鞋或军用胶鞋上沾满了黄泥浆。
街中间有间铁匠铺,门前的地上,用门板搭成的货架上摆满了打造好的镰刀、弯刀、锄头、钉耙等农具。火炉边架着风箱,拉风箱的有时是妇人,有时是一个年纪轻轻的男孩。男人身材健硕,穿的劳动布衣服上布满了大大小小被火烫的窟窿,只见他用火钳夹起一块烧红的铁块放在铁砧上反复敲打,火星四处飞溅。他们动作娴熟,配合默契,除了“叮叮当当”的声音外,未曾见他们有过言语上的交流。
距离铁匠铺十多米的街边,是一家卤肉摊点,专买“瘟猪儿”肉。那时农村还很穷,谁家养的猪生病了又治不好,主人舍不得吃更舍不得丢弃,便请人宰杀,卤好后拿到集市上售卖,以便弥补一些损失。
说是摊点,其实也不尽然,那是极其简陋的。摊主将卤好的肉装在背篼里,背篼上覆盖一个圆簸箕,切好的猪头肉、肥肠、猪肝等随意摆放在簸箕上,还有一只专门用来盛酒的黄土碗。大家围坐在簸箕周围,你一口,我一口,轮流喝起来。酒是农家自酿的老白干,夹菜是没有筷子的。不知是否是约定俗成,轮道谁喝了一口酒,便用手指在肉堆里夹上一片,很惬意地往嘴里一送,随后,夹过肉的手指在旁边的水泥电杆上察一察,又接着开始下一轮。日久天长,那根水泥电杆上手臂能够着的地方,被察得黑黢黢的冒着油光。大概城里人是不会光顾的,主顾大多是赶完场的中老年男子,三五人约在一起,凑上一块钱左右的份子,便可以天南地北东家长李家短直至日落西山了。
白日里喧嚣的街道渐渐沉寂下来,下晚自习已是10点过了,走在空荡荡的街上,身边有时会晃过一群穿着喇叭裤的时髦青年,软绵绵的歌声从手里提着的收录机传出,身子随着歌曲的节奏一摇一晃,脚上钉了铁掌的皮鞋发出刺耳的声音。一晃一晃,钻进了街边的火锅店,围着蜂窝煤炉子大快朵颐了。
每天在这条线上来来回回,走过了秋冬春夏,也如愿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乡下的一所中学任教。不久,母亲却因为生病永远离开了我们。再后来,调进城里工作。日月如梭,有时想到母亲时,便不由自主地到那条街上逛逛,也许是想再次碰上那个卖粽子的大娘,品尝一下和母亲做的一样的味道。或许是那个大娘已不在人世,再也不曾听到那熟悉的吆喝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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