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桂/那个年代

大石

                                                                                    那个年代
                                                                                       蜀桂
    在新冠病毒静态清零三年后突燃放开，人们莫名其妙地突然中阳感染，我也被感染发烧。后来，看见我认识的不少老朋友、老同学走了，触景生情，想了很多，特别想到了那个年代。
    我已七、八十岁了，经过了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那个刻骨铭心的年代，那个悲酸痛疾的年代，但也是子孙后不会相信那个年代会那么荒唐愚昧。这一次发生的新冠病毒传播流行，三年静态清零防控中出现匪夷所思的事，再待若干年后，那时的人们也不会相信会发生这么多愚蠢的傻事。
    我出生的时间还算运气，就赶上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抗战胜利后，也感受到为了改朝换代兄弟相残，血流成河，横尸遍野的内战硝烟。1950年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命运动，亲自目睹了沒有土地的农民斗地主，从地主手中夺得了土地。后来，在敲锣打鼓声中，懵懵懂懂地走上了互助合作化的大道，把土地交公，到头来农民还是沒有土地。
     在1957年的“大呜大放”运动，说真话的五十五万知识分子，被“阳谋引蛇出洞”，糊里糊涂地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遭到了批判斗争和劳改的悲剧。
     1958年被粮食大丰收冲昏了头脑，高喊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大跃进口号，放出了亩产十五万斤的“卫星”，跑步跨进了人民公社，砸锅拆灶，办起了公共食堂，做起了“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天堂”梦。紧接着在饿死人的三年大饥荒中，以米糠野菜充饥，跌进了饥寒交迫的困境。
     记得在1960年秋季那个大饥荒的饿死人年代，我刚刚初中毕业考上高中。因国家经济困难，我们高中一年级招收七个班，结果只读了一期，到了1961年春一开学就压缩成五个班。有一百多学生就这样不明不百地被学校整顿除名回家，被剥夺了求学读书的权利。
    在那个年代，青年学生正是长身体需要营养，我们却吃不饱，在饥荒里挣扎艰难度日。学生每月粮食供应计划为32斤，城镇居民为25斤，每月计划供应猪肉半仃，菜油三两。在农村就太惨了，在山区乡镇有不少因缺粮而发生饿死人。
    在那饥荒年代，我吃过米糠，挖过野菜树皮柑叶充饥。常常在晚上下自习，在床上饿来吐酸水，头昏眼花，只好蒙着被子偷偷地哭，把枕头都湿了一片。
     我们班上，我记得家住在农村有五、六个同学家庭的父母弟兄姐妹饿死了，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为了度过饥荒救灾，学校实行勤工俭学。每周安排有一整天劳动，分别在离城十几里的山上和城郊西外河滩开荒种地。
    有好几次，我和同学抬着粪去马场坝学校农场劳动。早上去的路上，看见饿得皮包骨头的青年男子靠躺在路边房前。下午劳动回校的路上，却看见那饿得皮包骨头的青年男子己经饿死倒在在路上。值到1965年，我已参加工作，下乡调查一案子。到了本地的石坡山区乡下，那里是曾在那个年代饿死人最多的地方。在乡村，看见一栋栋高大宽敞阴森森仍空着的院房，不由得让人毛骨悚然，背脊沁出一股股冷汗。这些不是危言耸听，是我亲身经历，而且常常在夜半的梦里。
     好不容易才喘过气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席卷而来。随着，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伴随着震聋欲耳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口号，进入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运动”。转眼间，凡人变名人，名人成囚徒，囚徒化青烟。伤及无辜，百姓遭殃。父子反目为仇，夫妻分道扬镳。山河流血，人妖颠倒，国已不国。特别是在文革中，全国从大学、中学到小学“停课闹革命”，有八年时间学校学校不招生，老师挨批斗被劳动改造。中学生被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学校停办八年，开创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之先例，毀了一代人，使中华民族文化遭受蒙难浩劫，至今仍遗留了残毒祸害。
     1976年春，天安门运动一腔热血急雨飞洒。1978年从浩劫的噩梦中醒来，改革开放浪潮风涌，炎黄子孙才有了希望。神州复苏呈现了生机和兴旺。
     过去的，成了历史。那是苦难与悲壮共存，真理与谬论同在，正义同邪恶抗争。前进与挫折，光荣与耻辱，几度大悲大喜，多少是非曲折，多少悲欢离合，构成了一曲悲壮的千古绝唱。
    风呜雨啸。追溯往昔，骇心史实，不堪卒读。梦里醒来，耳边仍回荡着荒诞的梦呓，疯狂的妄语，赤子的呼号……。
      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但愿不会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