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有余悸
蜀桂
被蛇咬过的人,才会有杯弓蛇影的感觉。在新冠病毒静态清零期间,沒有打过预防针的人,怎么知道打了预防针的感觉?沒有经过在新冠病毒静态清零突然开放后被中阳感染,怎么会有发高烧,浑身酸痛,头晕时冷时热的感受?怎么会有基本康复后还有后遗症困扰的体会?才会知道当今所谓著名钟专家说的康复后不会有后遗症困扰是不科学的,而且对那些专家丧失良知打胡乱说又有进一步的认识。
对于新冠病毒静态清零防控的滋味和突然开放后被中阳感染的感受,至今仍心有余悸。从这里,不由得勾起了许多往事的回忆。
沒有吃过黃连,就不知黃连苦。我亲眼目睹被阳谋“引蛇出洞”的知识分子上当,说真话打成右派的悲惨遭遇。我吃过米糠用野菜柑子叶填肚,亲身体验生不如死饥饿的感觉,亲眼看见饿死人的惨状。我亲身参加过“以阶级斗争为纲”人斗人的政治运动。这些,都在我的学生时代和青年时期铭刻在心,常常是心有余悸。
别以为到了七、八十岁,在香港和大陆相继出版发行了近十本书,还在国内刊报发表了不少的各种作品,而且还有三十来本书定稿,都受到了社会上的肯定和好评,但惊恐仍然盘旋的“极左”幽灵再现,惧怕那“文字狱”的重演,都是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地爬格子。虽然出版的几本书还被国家有关部门和专家认定是填补了有些空白,但因出版书和发表的文章,曾有过差点被封杀,还曾有差点被省有关部门“严肃处理”的遭遇。这怎么不心有余悸呢?
记得是在1966年9月,我被抽调参加温江地区行署公安处会同邛崃县公安局组织的“王希朝宗教案调查组”完后,从县宝林乡王希朝所住的十三大队圣堂回县上原总工会单位。正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阶段,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遍街从学校出来的学生红卫兵到处抄家“破四旧”。县总工会当时属于县委内设机关,县总工会的人员也就参加县委机关关于文革运动的学习。
县委机关内部帖满了揭发批判的各种大字报,其中有一篇不起眼从邛崃中学转来的大字报,内容是揭发由邛崃中学语文教师王大力著文,由我画的连环画,曾投四川人民出版社后回函意欠叫修改,大字报上说我有严重的成名成家资产阶级思想。在县委机关学习会上,主持的县委一领导点名说我,不分好人坏人不讲阶级,到处给人画像,有严重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思想。
下来后,县总工会主要领导正在住医院听说了,专门叫人通知我去,他关心地语重心长对我讲了很多需要注意的话。当时见报上火药味狠浓,杀气腾腾,从上到下揭批“三家村”,“砸烂北京彭真独立王国”,国家刘少奇也遭批斗。爱好文学和美术的我,思想斗争激烈,半夜起来把我从学校起写的小说、诗歌、日记和几百张速写画,忍痛一把火烧了。并发誓,从此不再绘画和写文章。
文革过后,到了1981年,社会上文化很活跃,心里痒痒的,旧性不改的我写了一篇记实文学《砒霜案》,刊登在1981年12月第2期《邛崃科普报》整版。事前,专门交待用笔名。谁知刊载时是我的名字,可惹祸了。报纸一出来,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的人专门打电话给我,说文章有严重政治问题,必须收回,必须检讨,还要处理。这把我吓来直冒冷汗,正好我的反映文革另一短篇伤痕小说《心灵的震荡》寄给上海文艺杂志社。上海文艺杂志社叫我按回复意见修改后寄给他们刊用。我还敢修改寄出吗?只好忍痛丟弃一边。
幸好当时的县委副书记杨正芹知道了,表态说,我认为文章沒有问题。《砒霜案》一文不再追究,后来此文在全国的报刊也刊载了。
在1992年,笔者曾经编著由四川辞书出版发行《中国当代民谣》一书。曾被省主管部门审查说是书里有“严重政治间题”,要求收回严肃处理。吓坏了出版社的社长和责任编辑,我也被吓得来汗流浃背。担心会不会被戴上“莫须有”的帽子,担心株连了自己的家人
幸好是省上德高望重的老领导、老作家、省作家协会主席马识途闻讯站出来仗义执言:“象这样的的书都不准出,哪么又该出什么样的书呢?”马识途不但不怕受影响牵连,而且还亲自为我题写了书名,麻烦才不了了之。
书出版发行后,不到半年告罄。是大陆从1949年以来的第一本民谣综合集,被专家学者评价是 “填补了中国民俗文化的一个空白”。
后来出版书和文章,每次总是磕磕碰碰,遇到的麻烦太多,被审查不少。但每一次过后,见在社会上又得到肯定,又有很好的评价,就忘乎所以,好了伤疤忘了痛,旧性不改。
不知好久才不会心有余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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