虔 诚
蜀桂
我读书读得早,一直在学校班上年龄算得上小的。虽然顽皮,但脑壳机灵,爱胡思乱想,因此受老师的喜欢。特别是在那个年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越穷越革命,越穷越是依靠的对象。我的家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的贫苦家庭,读书一直免费而且享受助学金,受到那个革命教育,本身单纯的我像一张白纸,任人涂画塑造洗脑。课本上内容相信是百分之百的完全正确,老师的教导是真理,领导讲的话是指示一句顶一万句,根本沒有一点动摇和值得怀疑。因此,是虔诚的。
记得九岁时光荣地参加了少先队,戴上了老师讲的用革命先烈鲜成的红领巾,还郑重地代表组织对我交待,说我是共产主义矽的接班人。我完全相信,牢记在心,“时刻准备着”。
1957年“大鸣大放”的反右斗争,老师讲右派分子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妄图推翻我们的红色政权,是我们不共载天的阶级敌人,我不仅相信而且还轵极参加反右斗争。
1958年的大跃进,刊登在国内《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上头版头条用红色刊登的“郫县红光公社水稻亩产十五万斤”,我毫不怀疑,完全相信了。
在饿死人的三年大饥荒年代,老师讲的是苏联修正主义强逼我们国家偿还在抗美援朝期间支援的飞机大炮款债和自然灾害造成的,我也是坚定不移地相信,从此对苏联刻骨仇恨。
河南省遭水灾、老师根据上级领导佈置安排,号召动员对捐钱捐粮票捐布票。我不仅相信而且二话不说,回家把家里我和父亲及母亲三人,每人一年一尺五寸布票,共四尺五寸布票偷来交给了老师,还得到了老师的表扬。后来母亲发现布票不见了,我老实地讲了。母亲听了,哭笑不得。那次,每月国家供应学生粮食32斤计划。在沒有肉食的年代,是吃不饱的。为了响应号召,我也是背着家里人上交捐了4斤粮票。结果,饿得我虽然头昏眼花,口吐酸水,但我是虔诚的。
1960年上半年临中考前,是初中毕业考高中的那上半年。有一天学校女校长问班主任老师我入团沒有。上面打个屁,下面唱本戏。班主任老师急事急办,马上叫我写入团申请书,由团支书为介绍人。刘胡兰十四岁入党,我的刚满十四岁的我,就被突击入团。这是因为我虔诚听话,学习成绩又好,突然就成了班上的红人。
据老师讲,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要反攻大陆,我们那年级七个班学校要选六个男同学去崇州王场步校当兵,我们班分配有一名。后来才知道,原来学校女校长定的是我去。当时在班上年龄小还不懂事,因此无动于衷,沒有当回事。班上一名年龄较大的农村同学知道了,一再恳求,还向学校领导写了决心书,校长才同意了。谁知该同学他刚患肺结核病刚好,身体体检验上走了。他到了步校的第一时间就给我写了信,成了我一生中最好的知心同学和朋友。班主任老师怕我有思想包袱,及时找我专门谈话,一再对我解释,并说我家庭出身好,成绩又好,又是团员,读高中去考军事院校比去当兵读步校好。懵懵胧胧的我,才反应过来,知道了有这回事。但虔诚的我,老师怎么说,都是正确的。
在读高中的时候,从小有美术爱好的我,有一次为班上一位同学因病去学校医务室看病,因不到规定的看病时间而被拒。我就打抱不平,以此为题画了幅《过时不看病》的漫画,张贴在学校饭堂外引起了全校轰动。由此而有缘地遇到了美院毕业主持学校工作的副校长,从此他从美术专业的角度手把手地教我学画画,并鼓励我去报考美院。虔诚的我,一口同意了。
可惜在1963年秋季美院不招生,校长说今年不招就等到明年去考,我毫不犹豫地就答应说“好”。因此,沒有参加高考,后来也是由于我的虔诚而被学校老师推荐,就参加了工作,而且到了党政机关,但从此与美术擦肩而过。
到了文革中,很虔诚的我专门从成都买了毛主席的石膏像,恭恭敬敬地拱奉在寢室办公桌上。每天早上,用鸡毛弹轻轻地弹去灰尘。开后门想法买来《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红宝书,还边学边记了日记和学习心得。按照规定,那段时间每天早上是做了向毛主席像面前“早请示”,晚上也不忘“晚汇报”。饭前要背语录,手挥红宝书虔诚地“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 还要跳“忠字舞”。这些,我都是真心真意很虔诚完完全全按规定程序做的,沒有也不敢有半点的疏忽。
到了1971年国庆节后的10月底,传达了伟大领袖钦定,党章和宪法上写上的“接班人、副统帅林副主席”在9月11日 乘飞机叛逃国外,摔死在外蒙古溫都尔罕的大沙漠。听到这个突然消息,让我目瞪口呆,多年的思想教育让我彻底崩溃,开始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还认为是天方夜潭。后来,通过一系列的学习,才慢慢地适应这个消息是真的。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大,阅历增加,视野扩大,虔诚的我开始对世间又有了新的认识。对自己过去在学校课堂上听老师讲的,领导说的,社会的动荡变迁看到的,终于醒悟,让我的思想又有了新的飞跃,对于虔诚的文化内涵还有了新的认知,凡事要多思考一个为什么,不能盲目崇拜迷信,虔诚也要一个正确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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