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我倒立》
徐乡愁
当我倒立的时候
我就用头走路
用脚思想
用下半身吹口哨
用肚脐眼呼吸
我看见人都是往低处走
水才是往高处流
天空被我们踩在脚下了
飞机起飞或发射人造卫星
就像扔石头一样容易
我发现
人们总是先结婚后恋爱
先罚款后随地吐痰
先受到表彰再去救落水儿童
先壮烈牺牲再申请入党入团
或者获荣五一劳动奖章
先写好回忆录
然后再去参加革命工作
先对干部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
再去大搞贪污腐化
就像先射精后插入一样
先实现共产主义
再建设社会主义
我还看见主人给保姆倒茶
富人向穷人乞讨
上级给下级递烟
雷锋同志向我们学习
看见局长给司机开车
当官儿的给老百姓送礼
且对前来视察工作的群众
夹道欢迎
从此以后人民可以当家作主了
并打着国家的旗号
骑在公仆们的头上作威作福
2002.11.10.
[陈仲义]:
徐乡愁《我倒立》,则是用“反话:证伪了现实中种种”黑白颠倒,反讽了我们时代的虚妄症候: 我发现人们总是先结婚后恋爱 / 先罚款后随地吐痰 / 先受到表扬再去救落水儿童 / 先壮烈牺牲再申请入党入团 / 或者荣获五一劳动奖章 / 先写好回忆录 / 然后再去参加革命工作 / 先对干部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 / 再去大搞贪污腐化 ……。这是一种“把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鲁迅)的做法,连续做视点的“后空翻”,还略带一种喜剧风格,虽然大白话些却很容易被读者接受。 (摘自陈仲义的文章《“崇低”与“祛魅”》,见《南方文坛》 2008年第02期)
[吴故]:
垃圾派诗歌,特别是诗人徐乡愁,是2011年伊始最大的发现。这是20年前接触诗歌以来,唯一的一次,我被诗歌重新点燃了内心的激情。徐乡愁以及垃圾派,他不是一个启蒙的姿态,他把自己看成这个欲望时代的祭品。他不是“世人皆醉我独醒”这样的一个认识,在精神层面上,他对自己的认识和定位不是崇高,不是救世主。他把自己放在道德的最低层面。“人是造粪机器”,“活着就是人类的帮凶”。这些话语里面,含有对人类全部文化的解构这样的含义在里面。所以徐乡愁的倒立,是个很绝妙的想法。我倒立,把天空踩在脚下。我跳进粪池,我用肛门呼吸。这个藏污纳垢的世界,那有谁能否认,粪池里或许还有新鲜空气呢?因此这个解构已经把人解构到底了,把人类文化活动解构到底了。(摘自吴故的文章:《垃圾派运动》2011-1-20)
[曹金合]:
网络诗歌在挑战政治权力话语的权威和触及传统的道德底线的时候,往往采取小丑的崇低化的审丑形态摆出“我是小丑,别跟我计较”的卑下姿态,把价值为空的高高在上的事物和现象重新颠倒过来,在“破”与“立”的辩证关系中重新思考事物的价值和意义。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是徐乡愁的诗歌《我倒立》,诗歌先是展示肉身化的倒立行为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借以表现小丑的恶作剧的可笑样态: “当我倒立的时候 / 我就用头走路 / 用脚思想 / 用下半身吹口哨 / 用肚脐眼呼吸 ”,用类似袁水拍的《马凡陀山歌》的主客体颠倒的方式,博得人们的哈哈一笑。但小丑为搞笑而搞笑的游戏态度显然不是诗人青睐的对象,当他秉承狂欢化的反叛精神,把发生关系的主客体的颠倒变为带有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的先后次序和等级身份的颠倒,把《马凡陀山歌》讽刺国民党的黑暗统治造成的物价上涨、民怨沸腾的丑陋现状,转变为对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变形扭曲出现的很不正常的现象的嘲讽,并用丑陋的意象予以表现的时候,诗歌的审美形态确实呈现出另类的味道: “我发现 / 人们总是先结婚后恋爱 / 先罚款后随地吐痰 / 先受到表扬再去救落水儿童 / 先壮烈牺牲再申请入党入团/ 或者获荣五一劳动奖章 / 先写好回忆录 / 然后再去参加革命工作 / 先对干部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 / 再去大搞贪污腐化 / 就像先射精后插入一样 / 先实现共产主义 / 再建设社会主义 ”。佯谬的小丑对先吐痰违背规章制度后被罚款作为惩戒的因果关系,对先有救落水儿童的见义勇为行为后有对这种风尚的表彰也心知肚明,但是故意装作不理解才引出了对政治权力话语的挑战,当虚妄的权力话语与丑陋的意象并列在一起的时候,小丑的角色所具有的意义和功能是无法忽视的。因为“在骗子和傻瓜之间,作为两者一种独特的结合体的小丑形象,实际上是戴上了傻瓜面具的骗子,其目的在于用不理解来为对高调的语言进行揭露性的歪曲和颠倒作辩护。”[13] 没有小丑崇低的眼光对阴暗和龌龊的事物深入挖掘和打捞,就不可能有丑的审美形态对惯常逻辑的不合理之处进行揭露和批判。(摘自曹金合的文章:《论网络诗歌狂欢语境中的审丑化形态》东方论坛 2016年第2期。作者简介 : 曹金合(1973- ),男,山东枣庄人,文学博士,菏泽学院文学与传播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