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历史上的今天82 —— （广州起义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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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 12月11日 日本内阁通过对华“二十一条”

1914年12月11日，日本内阁通过《对华交涉案》，即“二十一条”，这月2日上奏天皇批准，随即召驻华公使日置益回国述职。日本政府除“二十一条”外，还附有交涉时日本可对中国保证的事项，主要有以下4点：(1)保证袁大总统地位及其一身一家之安全；(2)严厉取缔革命党及中国留日学生，对反袁的日本商民浪人予充分注意；(3)适当时期商议胶州湾交还问题；(4)考虑审议袁大总统及有关大官叙勋或赠勋之事。日使日置益还提出要加上压迫或引诱手段，如：留驻山东日军，必要时可占领津浦路北段；煽动革命党、宗社党从事颠覆袁政府的活动；针对袁政府财政困难，拟以借款为诱饵，等等。12月15日，日置益回到北京，便秘密从事交涉布置。

1915年 12月11日 袁世凯称帝

1915年12月7日，北京及各省投票推戴一律告竣，上报参政院，并推定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
　　12月11日上午9时，举行解决国体总开票。各省国民代表共 1993人，赞成君主立宪票正好1993张，没有一票反对，也没有一张废票。各省的推戴书上一致写着：“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当场杨度和孙毓筠提议说：“本院前由各省委托为总代表，尤应以总代表名义恭上推戴书。”秘书长拿出准备好的推戴书当众朗读，要求袁世凯“俯顺舆情，登大宝而司牧群生，履至尊而经纶六合”。参政全体起立，一致通过。11点半，在欢呼声中散会。
　　当天中午，袁世凯接到推戴书，立即发回，并申令“另行推戴”。他首先表示：“查约法内载民国之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改用君主立宪，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惟推戴一举，无任惶骇。本大总统从政垂三十年，……上无裨于国计，下无济于生民，追怀故君，已多惭疚，今若骤跻大位，于心何安？此于道德不能无惭者也。制治保邦，首重大信。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誉无可自解者也……望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
　　下午5点，参政院再次开会，孙毓筠等提议说，此事既属全国一致，元首亦未便过拂舆情，理应由本院以总代表名义呈递第二次推戴书。众赞成。
　　秘书厅仅用15分钟就拟成2600余字长文，参政院继续开会，众人对推戴书均无异议，乃于当晚进呈给袁。在这个推戴书里，称颂袁有经武、匡国、开化、靖难、定乱、交邻等六大“功烈”。文中说：“前此之宣誓，有发扬共和之愿言，此特民国元首循例之词，仅属当时就职仪文之一。当日之誓词根于元首之地位，而元首之地位，根于民国之国体。国体实定于国民之意向，元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而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力变迁。今日者，国民厌弃共和，趋向君宪，则是民意已改，国体已变，民国元首之地位已不复保存，民国元首之誓词当然消灭。凡此皆国民之所自为，固于皇帝渺不相涉者也。”固请袁世凯称帝。
　　12日一早，袁世凯申令说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但亿兆推戴，责任重大，应如何厚利民生，应如何振兴国势，应如何刷新政治，跻进文明，种种措置，岂于薄德鲜能所克负荷！前次掬诚陈述，本非故为谦让，实因惴惕文萦，有不能自己者也。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子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为了“救国救民”，只好当皇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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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 12月11日 广州起义爆发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后，1927年12月11日，由共产党人张太雷、苏兆征、叶挺、叶剑英等在广州率领工人和革命士兵举行武装起义，此时粤、桂两派军阀正在混战，驻守广州的张发奎所部仅教导团(叶剑英任团长)、警卫团与一些警察，力量空虚。中共广东省委成立行动委员会，组建工人赤卫队。
　　11日凌晨起义爆发，部队向广州市各要点发起突然攻击，仅 2小时，广州大部分市区解放；经十余小时奋战，市区国民党政府军及保安队大部被歼。当天上午，广州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并发表宣言说，“应该一点都不怜惜的消灭一切反革命。”“应该即刻给工人八小时工作制。”“没收一切大资本家的公馆洋楼做工人的寄宿舍。”“禁止国民党的活动，它的一切组织应即取消。”
　　广州起义震惊了国内外。在英、法、美、日等国支持下，张发奎、李福林等调集9个团的兵力，从东、南、北三面围攻广州，起义军未能立即主动向农村转移，遭到严重损失，张太雷中流弹牺牲。经3天浴血奋战，起义军余部撤出广州。一部分在花县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转至海丰、陆丰，参加了东江地区的革命斗争；一部分退至广西左、右江，参加了后来的左、右江起义；少数人北至韶关，加入南昌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

1929年 12月11日 邓小平、张云逸等发动百色起义

1929年夏，中共中央派邓小平赴南宁负责领导广西革命工作。
　　9月1日在中共广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邓根据国内形势，提出正确的行动纲领。大会决定广泛发动群众，实行武装起义，创立红军和革命根据地。10月，在蒋桂战争中桂军溃败，邓与张云逸、韦拔群等决定举行起义，将南宁军械库内枪械运至百色。张云逸率教导总队与警备第四大队由南宁向百色进发，俞作榆率警备第五大队沿左江直上龙州。
　　1929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和共产党人张云逸、雷经天、韦拔群等，领导在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队和右江农民军，在广西右江百色县举行起义，占领了右江区域内的百色、田东等十余县，建立了红军第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前委书记兼政委。接着，红七军在平马召开右江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以雷经天为主席的右江苏维埃政府。
　　12月27日，红七军在广西右江地区发表《土地革命》的施政纲领。文件决定：(1)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归苏维埃公有，分给农民耕种。(2)对待富农，在革命初期吸收其参加革命，但要和他争革命的领导权。(3)农会和苏维埃政府要以雇农、贫农为中心，巩固雇农贫农的领导权。中农是土地革命可靠的同盟者。
　　(4)对年满16岁能自力耕种的村民，分给一份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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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 12月11日 唐代长安城遗址被发掘出来

1961年12月，一千多年前的我国一座百万人口大都市遗址被发掘出来了。这个大都市就是著名的唐代京都长安。
　　这座城市的范围包括现今西安市的城区和近郊。唐末兵乱，它被毁坏得很厉害，终于成为废墟。解放以前，曾有不少学者试图发掘这座唐城的遗址，因苦于条件限制，没有成功。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专门的唐城发掘队，开始了规模较大的发掘工作。经过四年多的辛勤劳动，现在遗址的概貌已经显露出来。从已经发掘的城市布局、宫殿、街道、坊里的遗迹，可以想见当时这座城市中千门万户、车水马龙的盛况。
　　发掘勘测的结果证明：唐代长安城的周围有七十多里，比今天的西安旧城(即明清时代的西安城址)大五倍以上。全城分三部分，最外是外郭城，中间的北部是皇城，皇城北端正中是宫城——皇帝居住的地方。在外郭城垣上有十二个城门，目前已经发掘出八座城门的基址。许多纵横的街道把全城除宫城和皇城以外的所有地区整齐地划分为一百零八个长方形的坊里。
　　在已经发掘出来的西市北大街遗址两旁，发现了密集的建筑基址。这里，许多墙基紧密相连，每两座房屋之间大都有砖砌的下水道，直通街旁的水沟，还有炉灶和水井的遗址，以及唐代的砖瓦、陶瓷器皿的碎片和石刻的牛、狮子、佛像等饰物的残件。
　　考古发掘队把大明宫当作发掘的重点。现在他们已经把大明宫的范围和分布状况勘察清楚，掘出了五座城门和城墙，两处大型宫殿——麟德殿和含元殿，以及宫内楼台亭阁、池塘水渠等许多建筑的遗址。整个大明宫的遗址范围约有十五平方里，比北京的故宫要大两倍多。麟德殿是大明宫内最大殿堂之一，建造在夯土筑成的台基之上。殿堂柱础有一百多个，可见规模之宏大。考古工作者在大明宫的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精细的花砖和建筑用的石质雕刻品。大明宫的建筑说明当时劳动人民的建筑艺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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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 12月11日 中国首次举办托福考试

1981年12月11日，北京首次举办“托福”考试。这是在中国的第一次“托福”考试。从那时起，这项专门用来考核计划赴美国、加拿大等国留学的英语考试成了高校大学生的热门。

1981年 12月11日 考古学家发现世界上最古老的神庙

1981年12月，美国和西班牙的考古学家在西班牙北部海港城市桑坦德附近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世界最古老的神庙。据考证，这个保存完好的神庙建于石器时代初期，距今已有一万四千年之久。
　　神庙位于山洞洞口，中央有一块重量近1吨的祭祀板和一个不寻常的石雕头像，放在一个小土墩上，头像面朝山洞的入口处。雕刻者利用石头上天然的竖裂纹把石头像分成两部分，半边是留着胡须的人脸，另外半边是动物的脸。头像下部的横裂纹形成了人和动物的嘴。石雕头像是本世纪独特的发现，它在考古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人类学家弗里曼说，他们发现的这个神庙是用来举行某种集体祭祀活动的场所。洞内的画、葬礼祭品和动物遗骸等表明，宗教信仰可追溯到五万年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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