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里镇的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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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里镇的墩子

五里镇是个福地，从镇南头向东伸出的那道山梁如同慈父呵护孩儿的手臂，紧紧地将五里镇搂向了自己的怀中。在那道山梁顶头的山峁上矗立着一个像哨兵的墩子，他不论春夏秋冬，天阴雨湿，酷暑寒天，都一直坚定地站在那里，警惕地向四周眺望。

他站了多久，没有人能说清。但要说它历史悠久，那是故弄玄虚，所以大家都说它“年代久了”。

墩子，是以前当地人跑土匪的避难所。是冷兵器时代的防守利器，是缩小的袖珍版城防，是烽火台的升级民用版，是近代碉堡的雏形。它就地取材，有用夯土的方法修筑而成的，也有用石块垒砌起来的。五里镇的墩子是夯土筑起来的。墩子因没有射孔，而区别于碉堡。鸟瞰它是方形，正视、侧视都是梯形，极像一个倒扣的大升子。

墩子有大有小，眼前的墩子目测约有7米高（没有损毁前应该有9米），底边长约有8米。墩跟部面东有一个进入墩内的小门洞，门洞小到人不能直立进入。听说墩内是一个约15平米的小窑，窑掌有一个上顶上的台阶小洞，顶上四周以前有矮墙垛口。

五里镇的墩子现在自然损毁严重，墩壁剥落的土在墩根下积起了一两米高的土坡，堵住了门洞。

以前，五里镇的墩子不是所有人都能进入避难，它容不下五里镇的所有人。它大多是肩负门卫哨兵的职能，如有风吹草动，放哨人会在第一时间燃起狼烟，出示方位旗，山根下的人就会干自己该干的事。

五里镇受地理限制，坐落在川道山根，四周高，易攻难守，城墙仅能限制一些小毛贼，守护人只能吓唬小股土匪。所以，大地主韦半县给自己在西边山峁上单独修了一个土城堡。

五里镇的墩子在解放前就放弃不用了，是孩子玩耍的一个好去处。为什么会这样呢？这要从红42师攻打五里镇民团说起。

1936年6月下旬，中宜游击队在队长李景熙，指导员牛书申率领下协助红42师攻打五里镇民团。墩子上的哨兵率先发现了红军，导致民团获得了消息全部上到墩子与红军对抗。当时，上到墩子的人有国民党联保主任郭克猷、张秉乾及团丁20人。国民党倚仗自己有墩子做掩体，认为红军劳师远征，没有火炮，不能把自己怎么样，所以就非常嚣张，不停在墩子上讽刺挖苦，叫骂羞辱红军，想以此让红军知难而退。

红42师师长杨森非常愤怒，责令让其赶快出来缴械投降，改过自新，不要顽固不化，呈一时口快误了性命。谁知一个叫韩珍的团丁大约是吃了熊心豹子胆，得寸进尺，一脚踏上垛口，挥胳膊扬拳，面目凶悍狰狞，恶语相向，像恶狗一样非常嚣张地对着红军战士肆无忌惮，无所不用其极进行挑衅辱骂。

杨森师长怒斥道：“好心留你一条性命，你却认为红军是土匪，目的为了你那三瓜两枣。口无遮拦，顽冥不化，如此邪恶反动。好！既然你想死，那老子杀鸡儆猴，送你一程”。说着抬手一枪，正中韩珍脑门。只见韩珍骂声戛然而止，侧歪着身子爬在了垛口上，一只手臂吊在墙外，一条腿拉在墙内，没了反应。在墩子顶上呐喊助威跟着一块乱骂的，见红军枪法如此精准，惊的魄出七窍，魂飞天外，像一刀斩断了所有人的舌头，瞬间蹲下身子鸦雀无声，连韩珍的尸体也没人敢往下拽一下。

红42师和中宜游击队并不着急，从四周将墩子团团围住，同时封锁五里镇，只进不出，然后该吃吃，该喝喝，另派人到镇里宣传革命思想，把五里镇的地主富农吓得一夜三惊。

墩子上的团丁第一天还好挨，到第二天就困难了。首先，大夏天韩珍的尸体开始有味了，引来了各种蓖麻大的红头绿身、黑头黑色大苍蝇嗡嗡飞个不停。其次，平时上了墩子，挨三两个时辰，土匪都会撤走，所以墩子内没有厕所。现在一天过去了，红军依然微丝不动，但人总要排泄，实在没法，这个味也很冲。还有蚊子、苍蝇赶不离，搞得郭克猷、张秉乾十分沮丧。第三，馍带的有，但也架不住20多号人一天吃。水更不用说。第三天，尸体更臭了，苍蝇更多了。团丁们排泄明显少，但个个饿的全没了精气神。墩子里的人听着山根下河水哗哗哗地流淌，自己却像正在风干的葡萄，硬生生渴的舌头拉不动，那是何种感受，我想只有墩子内在大夏天渴了三天的人知道。然而红军此刻却依然没有走的意思。第四天晚上，郭克猷、张秉乾被迫求饶。杨森感到时机成熟了，让五里镇居民陈思忠到墩上协调，红军收缴了团丁的枪，给每人发了三个银元遣散路费。第五天，红军在墩子上刷上了革命宣传标语后离开。从此以后，五里镇保安队及后来的保警队再也不敢上墩子去了，稍有风吹草动，立马跑路。

五里镇墩子的弃用，也不只是五里镇墩子被遗弃，它是墩子时代结束的结果，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全新开始。

今天，墩子早已成为历史的过客，淡出了人们的脑际。五里镇的墩子只留下一具木乃伊般的尸体矗立在大家的眼前。人们每天从它的下面走来走去，很少有人再去想它的前生来世，任由杂草树木在它周围欢快地生长，任由它在岁月中渐渐坍塌消减。现在，只有一群不甘寂寞的鸽子发出响亮的哨笛音从它上面一次一次画着弧线飞过，将它和五里镇画在一起，使五里镇的历史变得厚重厚重起来。